《外交事務》雜誌近日刊發舒米特羅·查特吉（Shoumitro Chatterjee）和阿文德·蘇布拉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的評論－－“中國正在撤走身後的梯子－－北京的出口戰略將如何讓貧窮國家持續貧窮”。查特吉先生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學院國際經濟學助理教授，同時也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非常駐學者。阿文德·蘇布拉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曾於2014年至2018年期間擔任印度政府首席經濟顧問。請讀他們的評論：

中國正日益接受作為全球超級大國所附帶的責任與地位。它的崛起正迫使世界其他國家重新評估其作為潛在霸權國家和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資格。而在一個重要領域，它的強大或許恰恰是一種弱點。許多較貧窮國家擔心，中國的經濟崛起不會給它們留下實現工業化的空間。與過去幫助較貧窮國家（包括中國）實現工業化的美國和歐洲國家不同，北京目前正走在產生相反效果的道路上。

中國不僅僅是在攀登技術階梯；它還在把身後的梯子抽走。它主導着製造業新的制高點——電動車、太陽能電池板、電池和無人機——但它並沒有退出那些曾幫助自身以及其他富裕和中等收入國家擺脫貧困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實際上，中國正在嘗試去做一件經濟理論認為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幾乎在所有領域都保留比較優勢。

在全球失衡再次擴大的時代背景下，這種做法尤為引人注目。以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占比衡量，中國的貿易順差已達到歷史高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稱，對外失衡及其帶來的貿易後果正在對貿易夥伴產生負面溢出效應。正如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和沙欣·瓦萊（Shahin Valée）最近在《外交事務》上撰文指出的那樣，中國的貨幣操縱正在削弱全球貿易體系。中國上一次大規模貿易順差時期，大致發生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產生了若干學者所稱的第一次“中國衝擊”：大量出口湧入美國，掏空了美國大片製造業領域。這場衝擊改變了美國政治，並幫助形成了一個罕見的兩黨共識——既反對自由貿易，也反對中國。

這一次的衝擊則有所不同。它較少落在美國身上，因為關稅、禁令和國家安全限制已經通過行政手段削弱了中國進口商品的競爭壓力。如今它更明顯地影響着歐洲，尤其是德國。德國的工業模式建立在內燃機及其相關高端工程製造生態系統之上。中國在電動車和綠色技術領域的崛起，已經將商業競爭挑戰轉變為許多歐洲產業面臨的生存危機。

然而，人們對中國經濟戰略如何影響美國和歐洲的關注，卻掩蓋了一個更大的問題。當前這場“中國衝擊”最重要的受害者並不是底特律或斯圖加特的工人，而是亞的斯亞貝巴、達卡、拉各斯、內羅畢、金邊、蘇拉特和蒂魯普爾等地未來的工人。他們的損失主要無法通過裁員人數或工廠關閉數量來衡量，而應體現在那些從未建成的工廠、從未進入的出口市場、從未積累的能力以及從未開啟的發展道路上。這正是如今所謂“中國擠壓”真正造成的代價。

“中國擠壓”的影響極其重大。問題不僅僅在於數千億美元本可獲得卻未能實現的出口收入，更在於那些後發發展中國家是否仍然能夠獲得世界歷史上最可靠的結構性轉型路徑。從歷史上看，幾乎所有成功從貧困走向繁榮的國家，都依賴製造業出口實現這一轉變：服裝、玩具、鞋類、家具、電子產品組裝以及其他能夠吸納大量低技能勞動力、同時培育企業、物流體系、技術知識和國家能力的產業。中國正是受益於一個開放的貿易體系，才得以通過面向全球市場的製造業讓數億人口擺脫貧困。而如今，中國自身的崛起卻可能堵死那些比它更貧窮國家走上同樣道路的機會。

主要的擠壓

中國製造業貿易順差（即出口與進口之間的差額）中的很大一部分，恰恰集中在那些本應給予較貧窮國家最大機會的領域。在中國大約2.2萬億美元的製造業貿易順差中，約有7000億至1.4萬億美元集中於服裝、鞋類、玩具、家具和電子產品組裝等低技能密集型產業——而這些正是擁有龐大勞動力資源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與中國競爭最直接的領域。

衡量這種動態最簡單的方法，是觀察中國在低技能商品全球出口中的份額。中國在總出口中的份額——包括襯衫和鞋子等最終產品——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急劇上升，於2014年達到超過60%的峰值，隨後有所下降。從這一趨勢來看，似乎“中國擠壓”已經有所緩解。

但總出口數據遺漏了故事的大部分內容。一件襯衫不僅僅是一件襯衫。它還包括布料、紗線、拉鏈和紐扣，同時也包括包裝、物流和設計。如果將出口中所包含的全部價值計算在內（經濟學家稱之為“增加值出口”）——這是衡量供應鏈中創造就業和能力的更佳指標——那麼中國在低技能商品領域的份額並沒有出現明顯下降。

除了短暫回落之外，它一直在持續上升。中國不僅主導了最終組裝環節，而且越來越多地主導了最終組裝所需下游投入品的生產：成衣數量可能減少了，但用於製造服裝的紗線、拉鏈、紐扣等產品卻越來越多。

經濟學家能夠判斷這種主導地位是否過度。例如，他們可以問：中國在低技能出口中的份額是否與其在全球低技能勞動力中的份額相匹配？他們也可以問：中國與如今發達經濟體在處於相似收入水平時相比表現如何？綜合這些衡量標準，有助於評估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全球經濟。

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中，一個國家占全球出口的份額原則上應大體反映其占全球低技能勞動力的份額，或者至少在各國技術和生產率相近的情況下，兩者不應出現巨大偏離。在21世紀初，在所有中低收入國家中，中國低技能勞動力所占份額與其增加值出口份額大致相符。此後，兩者卻出現了明顯背離。2013年至2023年間，中國增加值出口份額維持在約64%，而其勞動力份額卻下降了3個百分點。按照這一標準，中國“過剩”出口占所有中低收入國家全球出口總額的比例，從33%上升至36%。

這一規模極為龐大。僅在服裝、紡織品、皮革和鞋類領域，這種過剩在2022年就達到約1100億美元的增加值出口。在所有低技能產業中，我們估計2022年的過剩增加值出口超過3550億美元。這些出口空間原本可以為較貧窮經濟體提供數千萬個製造業崗位。2022年之後的增加值數據尚未公布，但截至2024年的總出口數據則顯示出類似趨勢。

與過去進行比較，也能讓人感受到當前扭曲程度的規模。當今天的富裕國家達到中國目前的收入水平時，它們已經將更多低技能製造業空間讓渡給了其他國家。在根據收入水平以及由於運輸成本和貿易壁壘下降而導致商品更易貿易化這一事實進行調整後，我們計算發現，發達經濟體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國當前水平時，在相應產業中的全球出口份額約為8%。而中國今天的份額則高達27%。這一差距乘以當前全球總出口規模，意味着僅在服裝、紡織品、皮革和鞋類這四個勞動密集型產業中，中國就存在約1400億美元的過剩出口，這與依據低技能勞動力份額計算得出的1100億美元估計值十分接近。

因此，兩種完全不同的比較方法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中國在低技能製造業領域持續保持主導地位，在歷史上極為罕見，而且具有重大經濟影響。如果“中國擠壓”得到緩解，比例上獲益最大的很可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目前該地區低技能產品出口僅約120億美元。如果這些國家能夠在全球市場獲得更多空間（並實施更好的國內政策，例如放鬆經濟管制、降低營商成本和風險），那麼此類出口完全可能增長數倍。東亞和南亞經濟體同樣可能獲得巨大收益，其低技能產品出口有望增長75%至175%。

當然，中國並不能解釋較貧窮國家錯失的每一個機會。國內約束因素仍然極其重要。但中國的主導地位縮小了貧窮國家能夠利用的發展空間，也使它們更難規劃出一條可靠的發展道路。

“中國擠壓”對中低收入國家的影響過於巨大，無法被忽視。但其成因同樣重要。如果中國的主導地位反映的是其提高生產率的真實成就——通過規模效應、物流優勢、自動化、管理質量提升以及激烈國內競爭實現——那麼較貧窮國家應當通過提高自身競爭力來應對當前局面。如果這種主導地位反映的是補貼、金融壓制或匯率扭曲，那麼這就是對全球貿易體系的一種控訴。

儘管中國工資水平已經大幅上漲，其主導地位仍然持續存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數據表明，中國製造業工資如今已經遠高於大多數競爭國家，而且仍在持續增長。在服裝行業，中國工人的年平均工資約為1萬美元，大約是孟加拉國的五倍，是印度的四倍。傳統貿易理論認為，如此巨大的工資差距應當使低工資經濟體能夠在全球出口市場中獲得更大份額。但事實並非如此。即使在勞動成本優勢早已消失的產業中，中國依然極具競爭力。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中國的生產率優勢足以抵消其工資劣勢。中國工人或許每天工作15個小時，而中國企業則受益於自動化、深厚的供應商網絡、密集的產業集群、世界級物流體系，以及能夠以驚人速度擴大生產規模的產業生態系統。這些優勢是真實存在的。但要區分真實競爭力與政策扭曲，則需要企業層面的細分數據，包括生產率、工資、補貼、信貸、所有權結構以及出口表現等數據。十多年來，這類數據對中國境外研究人員而言基本無法獲得，因此很難進行嚴肅分析，包括評估自動化所產生的影響。

產業政策是另一種可能解釋。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利用補貼、定向信貸、政府採購政策以及地方政府支持來強化製造業。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研究表明，中國的補貼主要集中於高科技產業，而非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或許有助於解釋中國在電動車、電池、太陽能電池板和無人機領域的成功。但這並不足以解釋其在服裝、鞋類、玩具和基礎組裝產業中持續不衰的主導地位。

這就只剩下匯率問題。多位分析人士認為，人民幣仍被低估了15%至25%。中國的外匯干預與其在低技能商品全球市場中的份額變化高度一致：2013年至2018年間，隨着中國維持人民幣相對疲軟的干預頻率下降，其全球出口份額也同步下降；此後，隨着其干預人民幣匯率的傾向增強，其全球出口份額也再次上升。如果人民幣一直被人為維持在較低水平，那麼其效果就等同於對中國出口商提供廣泛補貼，同時對外國生產商徵稅。這將使中國商品在全球市場上更加便宜，而外國商品在中國市場上更加昂貴——這恰恰是維持“中國擠壓”局面的組合。

北京的福音

可以採取什麼措施來緩解“中國擠壓”呢？貧窮國家或許會尋求其他貿易夥伴的幫助。例如，歐盟和日本可以與較貧窮國家談判並深化自由貿易協定，使這些國家獲得更優惠的市場准入條件，從而部分抵消中國的優勢。大型國家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可以向中國施壓，促使其解決人民幣被低估的問題。

不幸的是，中低收入國家對中國所擁有的談判籌碼十分有限。畢竟，即使是華盛頓要求中國開放市場，北京也一直相對不為所動。當中國威脅限制關鍵礦產出口時，美國總統川普便放棄了對中國徵收高額關稅的計劃。

因此，任何糾正性行動最終都必須來自中國自身。如果中國正確地判斷，美國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靠且不穩定的霸權國家，那麼它可能會看到提供一種替代方案的價值——作為一個能夠幫助防止國際貿易秩序崩潰的行動者。但這需要它放棄那些傷害貧窮國家的做法。中國已經採取了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象徵性舉措，例如放棄其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從原則上講，這使其更難向本國企業提供補貼。它還降低了對一些貧窮國家的關稅壁壘。但它能夠做得更多，而且也必須做得更多。

中國的主導地位正在壓縮貧窮國家可供選擇的發展空間。

例如，中國可以對來自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所有勞動密集型產品實行零關稅准入。一個更激進的方案——同時也符合促進中國國內消費的目標——是進一步對來自貧窮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給予補貼，使進口商從中國政府獲得補貼，然後通過降低價格的方式將這一利益轉移給中國消費者。至少，中國不應阻礙寶貴專業知識向其他國家轉移，就像2025年那樣，當時北京向製造商富士康（Foxconn）施壓，要求其從印度召回300名管理人員和工程師。

除了貿易之外，中國還可以主動鼓勵本國企業家在那些最具潛力的貧窮國家建立製造工廠。這將與其“一帶一路”倡議形成互補；“一帶一路”這一龐大的投資計劃主要聚焦於基礎設施和大宗商品領域。即便在匯率問題上，如今也可能存在一個機會。長期以來，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一直對美元的金融主導地位感到不滿。由於美國自身的行動以及外界對美國制度可靠性的疑慮不斷增加，這種主導地位正在削弱。對北京而言，現在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是合理的選擇。這確實會帶來現實成本，例如推動人民幣升值，並可能損害中國出口，但它可能帶來更大的回報：獲得真正挑戰美元主導地位的機會。而人民幣低估狀況的糾正，也將為貧窮國家帶來許多積極的溢出效應。

這些措施綜合起來，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打擊中國低技能產品出口方面。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們也將成為北京的福音。如果中國領導人希望承擔更多全球領導責任，那麼他們必須明白，領導力不僅僅體現在支配他人，更體現在促進他人的崛起。為了真正利用美國霸權衰落所帶來的機遇，中國不僅必須讓自己區別於當下這種保護主義和反覆無常的美國模式；它還必須擺脫自身長期以來的重商主義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