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近日刊发舒米特罗·查特吉（Shoumitro Chatterjee）和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的评论－－“中国正在撤走身后的梯子－－北京的出口战略将如何让贫穷国家持续贫穷”。查特吉先生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国际经济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常驻学者。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于2014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请读他们的评论：

中国正日益接受作为全球超级大国所附带的责任与地位。它的崛起正迫使世界其他国家重新评估其作为潜在霸权国家和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资格。而在一个重要领域，它的强大或许恰恰是一种弱点。许多较贫穷国家担心，中国的经济崛起不会给它们留下实现工业化的空间。与过去帮助较贫穷国家（包括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美国和欧洲国家不同，北京目前正走在产生相反效果的道路上。

中国不仅仅是在攀登技术阶梯；它还在把身后的梯子抽走。它主导着制造业新的制高点——电动车、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无人机——但它并没有退出那些曾帮助自身以及其他富裕和中等收入国家摆脱贫困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上，中国正在尝试去做一件经济理论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几乎在所有领域都保留比较优势。

在全球失衡再次扩大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做法尤为引人注目。以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衡量，中国的贸易顺差已达到历史高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对外失衡及其带来的贸易后果正在对贸易伙伴产生负面溢出效应。正如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和沙欣·瓦莱（Shahin Valée）最近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货币操纵正在削弱全球贸易体系。中国上一次大规模贸易顺差时期，大致发生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产生了若干学者所称的第一次“中国冲击”：大量出口涌入美国，掏空了美国大片制造业领域。这场冲击改变了美国政治，并帮助形成了一个罕见的两党共识——既反对自由贸易，也反对中国。

这一次的冲击则有所不同。它较少落在美国身上，因为关税、禁令和国家安全限制已经通过行政手段削弱了中国进口商品的竞争压力。如今它更明显地影响着欧洲，尤其是德国。德国的工业模式建立在内燃机及其相关高端工程制造生态系统之上。中国在电动车和绿色技术领域的崛起，已经将商业竞争挑战转变为许多欧洲产业面临的生存危机。

然而，人们对中国经济战略如何影响美国和欧洲的关注，却掩盖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当前这场“中国冲击”最重要的受害者并不是底特律或斯图加特的工人，而是亚的斯亚贝巴、达卡、拉各斯、内罗毕、金边、苏拉特和蒂鲁普尔等地未来的工人。他们的损失主要无法通过裁员人数或工厂关闭数量来衡量，而应体现在那些从未建成的工厂、从未进入的出口市场、从未积累的能力以及从未开启的发展道路上。这正是如今所谓“中国挤压”真正造成的代价。

“中国挤压”的影响极其重大。问题不仅仅在于数千亿美元本可获得却未能实现的出口收入，更在于那些后发发展中国家是否仍然能够获得世界历史上最可靠的结构性转型路径。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成功从贫困走向繁荣的国家，都依赖制造业出口实现这一转变：服装、玩具、鞋类、家具、电子产品组装以及其他能够吸纳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同时培育企业、物流体系、技术知识和国家能力的产业。中国正是受益于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才得以通过面向全球市场的制造业让数亿人口摆脱贫困。而如今，中国自身的崛起却可能堵死那些比它更贫穷国家走上同样道路的机会。

主要的挤压

中国制造业贸易顺差（即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差额）中的很大一部分，恰恰集中在那些本应给予较贫穷国家最大机会的领域。在中国大约2.2万亿美元的制造业贸易顺差中，约有7000亿至1.4万亿美元集中于服装、鞋类、玩具、家具和电子产品组装等低技能密集型产业——而这些正是拥有庞大劳动力资源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与中国竞争最直接的领域。

衡量这种动态最简单的方法，是观察中国在低技能商品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中国在总出口中的份额——包括衬衫和鞋子等最终产品——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急剧上升，于2014年达到超过60%的峰值，随后有所下降。从这一趋势来看，似乎“中国挤压”已经有所缓解。

但总出口数据遗漏了故事的大部分内容。一件衬衫不仅仅是一件衬衫。它还包括布料、纱线、拉链和纽扣，同时也包括包装、物流和设计。如果将出口中所包含的全部价值计算在内（经济学家称之为“增加值出口”）——这是衡量供应链中创造就业和能力的更佳指标——那么中国在低技能商品领域的份额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

除了短暂回落之外，它一直在持续上升。中国不仅主导了最终组装环节，而且越来越多地主导了最终组装所需下游投入品的生产：成衣数量可能减少了，但用于制造服装的纱线、拉链、纽扣等产品却越来越多。

经济学家能够判断这种主导地位是否过度。例如，他们可以问：中国在低技能出口中的份额是否与其在全球低技能劳动力中的份额相匹配？他们也可以问：中国与如今发达经济体在处于相似收入水平时相比表现如何？综合这些衡量标准，有助于评估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全球经济。

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一个国家占全球出口的份额原则上应大体反映其占全球低技能劳动力的份额，或者至少在各国技术和生产率相近的情况下，两者不应出现巨大偏离。在21世纪初，在所有中低收入国家中，中国低技能劳动力所占份额与其增加值出口份额大致相符。此后，两者却出现了明显背离。2013年至2023年间，中国增加值出口份额维持在约64%，而其劳动力份额却下降了3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标准，中国“过剩”出口占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从33%上升至36%。

这一规模极为庞大。仅在服装、纺织品、皮革和鞋类领域，这种过剩在2022年就达到约1100亿美元的增加值出口。在所有低技能产业中，我们估计2022年的过剩增加值出口超过3550亿美元。这些出口空间原本可以为较贫穷经济体提供数千万个制造业岗位。2022年之后的增加值数据尚未公布，但截至2024年的总出口数据则显示出类似趋势。

与过去进行比较，也能让人感受到当前扭曲程度的规模。当今天的富裕国家达到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时，它们已经将更多低技能制造业空间让渡给了其他国家。在根据收入水平以及由于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下降而导致商品更易贸易化这一事实进行调整后，我们计算发现，发达经济体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国当前水平时，在相应产业中的全球出口份额约为8%。而中国今天的份额则高达27%。这一差距乘以当前全球总出口规模，意味着仅在服装、纺织品、皮革和鞋类这四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中国就存在约1400亿美元的过剩出口，这与依据低技能劳动力份额计算得出的1100亿美元估计值十分接近。

因此，两种完全不同的比较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国在低技能制造业领域持续保持主导地位，在历史上极为罕见，而且具有重大经济影响。如果“中国挤压”得到缓解，比例上获益最大的很可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目前该地区低技能产品出口仅约120亿美元。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在全球市场获得更多空间（并实施更好的国内政策，例如放松经济管制、降低营商成本和风险），那么此类出口完全可能增长数倍。东亚和南亚经济体同样可能获得巨大收益，其低技能产品出口有望增长75%至175%。

当然，中国并不能解释较贫穷国家错失的每一个机会。国内约束因素仍然极其重要。但中国的主导地位缩小了贫穷国家能够利用的发展空间，也使它们更难规划出一条可靠的发展道路。

“中国挤压”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影响过于巨大，无法被忽视。但其成因同样重要。如果中国的主导地位反映的是其提高生产率的真实成就——通过规模效应、物流优势、自动化、管理质量提升以及激烈国内竞争实现——那么较贫穷国家应当通过提高自身竞争力来应对当前局面。如果这种主导地位反映的是补贴、金融压制或汇率扭曲，那么这就是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一种控诉。

尽管中国工资水平已经大幅上涨，其主导地位仍然持续存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工资如今已经远高于大多数竞争国家，而且仍在持续增长。在服装行业，中国工人的年平均工资约为1万美元，大约是孟加拉国的五倍，是印度的四倍。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如此巨大的工资差距应当使低工资经济体能够在全球出口市场中获得更大份额。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劳动成本优势早已消失的产业中，中国依然极具竞争力。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生产率优势足以抵消其工资劣势。中国工人或许每天工作15个小时，而中国企业则受益于自动化、深厚的供应商网络、密集的产业集群、世界级物流体系，以及能够以惊人速度扩大生产规模的产业生态系统。这些优势是真实存在的。但要区分真实竞争力与政策扭曲，则需要企业层面的细分数据，包括生产率、工资、补贴、信贷、所有权结构以及出口表现等数据。十多年来，这类数据对中国境外研究人员而言基本无法获得，因此很难进行严肃分析，包括评估自动化所产生的影响。

产业政策是另一种可能解释。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利用补贴、定向信贷、政府采购政策以及地方政府支持来强化制造业。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补贴主要集中于高科技产业，而非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中国在电动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无人机领域的成功。但这并不足以解释其在服装、鞋类、玩具和基础组装产业中持续不衰的主导地位。

这就只剩下汇率问题。多位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仍被低估了15%至25%。中国的外汇干预与其在低技能商品全球市场中的份额变化高度一致：2013年至2018年间，随着中国维持人民币相对疲软的干预频率下降，其全球出口份额也同步下降；此后，随着其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倾向增强，其全球出口份额也再次上升。如果人民币一直被人为维持在较低水平，那么其效果就等同于对中国出口商提供广泛补贴，同时对外国生产商征税。这将使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加便宜，而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更加昂贵——这恰恰是维持“中国挤压”局面的组合。

北京的福音

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缓解“中国挤压”呢？贫穷国家或许会寻求其他贸易伙伴的帮助。例如，欧盟和日本可以与较贫穷国家谈判并深化自由贸易协定，使这些国家获得更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从而部分抵消中国的优势。大型国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以向中国施压，促使其解决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

不幸的是，中低收入国家对中国所拥有的谈判筹码十分有限。毕竟，即使是华盛顿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北京也一直相对不为所动。当中国威胁限制关键矿产出口时，美国总统川普便放弃了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计划。

因此，任何纠正性行动最终都必须来自中国自身。如果中国正确地判断，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靠且不稳定的霸权国家，那么它可能会看到提供一种替代方案的价值——作为一个能够帮助防止国际贸易秩序崩溃的行动者。但这需要它放弃那些伤害贫穷国家的做法。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象征性举措，例如放弃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从原则上讲，这使其更难向本国企业提供补贴。它还降低了对一些贫穷国家的关税壁垒。但它能够做得更多，而且也必须做得更多。

中国的主导地位正在压缩贫穷国家可供选择的发展空间。

例如，中国可以对来自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劳动密集型产品实行零关税准入。一个更激进的方案——同时也符合促进中国国内消费的目标——是进一步对来自贫穷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给予补贴，使进口商从中国政府获得补贴，然后通过降低价格的方式将这一利益转移给中国消费者。至少，中国不应阻碍宝贵专业知识向其他国家转移，就像2025年那样，当时北京向制造商富士康（Foxconn）施压，要求其从印度召回300名管理人员和工程师。

除了贸易之外，中国还可以主动鼓励本国企业家在那些最具潜力的贫穷国家建立制造工厂。这将与其“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互补；“一带一路”这一庞大的投资计划主要聚焦于基础设施和大宗商品领域。即便在汇率问题上，如今也可能存在一个机会。长期以来，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对美元的金融主导地位感到不满。由于美国自身的行动以及外界对美国制度可靠性的疑虑不断增加，这种主导地位正在削弱。对北京而言，现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合理的选择。这确实会带来现实成本，例如推动人民币升值，并可能损害中国出口，但它可能带来更大的回报：获得真正挑战美元主导地位的机会。而人民币低估状况的纠正，也将为贫穷国家带来许多积极的溢出效应。

这些措施综合起来，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打击中国低技能产品出口方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也将成为北京的福音。如果中国领导人希望承担更多全球领导责任，那么他们必须明白，领导力不仅仅体现在支配他人，更体现在促进他人的崛起。为了真正利用美国霸权衰落所带来的机遇，中国不仅必须让自己区别于当下这种保护主义和反复无常的美国模式；它还必须摆脱自身长期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