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拜登政府高管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什·多希（Rush Doshi）星期二8月18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对美国如何建设联盟出谋划策，提出反对悲观主义的理由以及通往新盟友秩序的道路：

1984年，在里根政府决定向西欧部署潘兴二型中程核导弹、并因此促使数十万抗议者走上欧洲主要城市街头几个月后，几名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高级官员在北约秘书长彼得·卡林顿（Peter Carrington）的布鲁塞尔办公室外把他团团围住。当时紧张气氛仍然高涨，他们抱怨说，美国人粗鲁、鲁莽，而且根本不把盟友的意见当回事。卡林顿听完了他们的话。随后，他耸了耸肩，给出了自己一贯的判断，说明为什么美国的不可或缺性要求盟友必须容忍：“唉，可我们只有这一个美国。”

如今，这种容忍正受到严峻考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川普第二届政府已经威胁夺取格陵兰岛并退出北约，从德国撤军，干预盟国选举，并向朋友征收关税——与此同时，却对北京和莫斯科大办峰会、奉承有加。盟友作出的回应自然是惊恐不安。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宣布：“我们过去与美国之间的那种关系已经结束了。”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警告说，一道“深刻裂痕”正在形成。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宣称：“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已经不复存在。”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Ng Eng Hen）感叹，美国已经从伙伴变成了一个“收租的房东”。

在美国，一种日益扩大的共识认为，这些联盟不太可能恢复。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格雷格·米克斯（Greg Meeks）质疑，“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是否还会再次信任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为一个美国盟友曾经始终与华盛顿站在一起的时代写下悼词时宣称，“那些日子如今已经结束，而且不会很快回来”。

这种悲观情绪可以理解——但被明显夸大了。盟国首都中的不满虽然是真切的，却并不能持久地指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无论眼下的局面显得多么严峻，美国的联盟仍将挺过川普冲击，其原因是新闻标题所忽略的。第一，联盟体系过去曾经经受过至少同样严重、如今却已经被遗忘的冲击，而当前的冲击更多源于总统个人性格，而不是持久的新政治趋势。第二，催生这些联盟的威胁并未消退，反而加剧并趋于汇合，因为盟友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认知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趋于一致。第三，强大的引力仍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把盟友拉在一起，克服了各方试图与华盛顿“去风险”的努力，而专业官僚机构也在远离政治聚光灯的地方悄然推进合作。

如果任由悲观主义固化为传统智慧，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政策制定者一旦相信联盟已经无法挽救，就会停止为确保联盟延续所必须进行的工作。但是，这些把盟友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将共同帮助联盟挺过川普时期，并使其具备条件——前提是各盟国首都抓住机会——完成应对中国挑战所必需的转型，而这个中国又得到一个新近变得更具侵略性的俄罗斯支持，并且能够在最重要的实力指标上以规模优势压倒其他任何国家。当前的焦虑甚至可能在无意之中强化联盟体系：正如过去发生过的那样，紧张局势可以推动改革，而这些改革会创造未来的能力。盟友可以从依赖者转变为实力的共同创造者，把能力汇聚成我们此前称为“盟友规模”的东西。川普政府呼吁盟友做得更多，以便美国做得更少；事实上，未来盟友和美国双方都需要做得更多，形成双向流动的能力与相互依赖，使整体实力大于各部分之和。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以及其他盟国领导人所说的“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确实是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联盟体系的终结。它意味着要为一个新时代重新锻造联盟体系。

新的宿命论

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个任期迄今为止对美国联盟造成的损害，已经超过其第一任期整整四年所造成的损害。部分原因在于，上一次为他设置护栏的国际主义派幕僚已经不复存在。但人们对于美国联盟未来日益增长的担忧，并不仅仅源于川普。推动这种担忧的，是一种看法：长期存在的腐蚀性力量，再加上川普式攻击对信任造成的破坏，正在把这一体系侵蚀到无可挽救的地步。

第一组腐蚀性力量来自美国国内。正如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菲尔·戈登（Phil Gordon）和玛拉·卡林（Mara Karlin）曾在本刊指出的那样，一代人的失败干预、经济挑战以及内向型政治，已经使美国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意为全球秩序提供保障。按照这种论点，川普既是原因，也是症状。川普第一任期或许看起来像一个异常，但第二任期则形成了一种模式——这意味着政治钟摆或许不会再摆回来。

第二组腐蚀性力量来自盟国首都。按照这种说法，美国信誉遭到掏空，正在促使盟友调整其战略取向，而这些调整最终将被证明不可逆转。川普把欧洲和亚洲的联盟承诺视为有条件、可交易的安排，即使没有大规模撤军或对盟友使用武力，也已经改变了这些承诺的根本性质。欧洲各国政府已经开始提升“战略自主”的地位，并追求在防务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法国和英国甚至提出要为欧洲建立新的核保护伞。亚洲盟友也正在重新审视美国联盟体系的一项奠基性交易——延伸核威慑——并考虑获得自己的核能力。这两类盟友也都在组建新的中等强国联盟，以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从欧洲最近与印度达成的安排，到日本正在与拉丁美洲推进的贸易协议。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寻找与美国“去风险”的办法。怀疑者担心，无论下一任美国领导人多么支持联盟，这种对冲都将持续下去：如果联盟本身每隔四到八年就会受到质疑，盟友为什么还要把数十年的军事规划——基地、采购、部队结构——押在华盛顿身上，又为什么还要与华盛顿推进经济和产业一体化？

这个问题的答案比看起来更加复杂，而且应该让人摆脱绝望。盟友体系崩溃的可能性仍然远低于盟友体系延续并演变的可能性，其中有一些原因经常被观察者忽视。因为联盟在苏联解体之后出人意料地存续下来，所以人们逐渐把它们视为国际政治中较为柔性的因素所产生的结果：情感、制度、信任、共同价值观和怀旧——而恰恰这些因素又是川普政府打击最严重的部分。但这些联盟本来就是由坚硬的物质现实锻造出来的，并且一直依靠这些现实得以维持。这些物质现实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比过去产生了更强的牵引力。

并不存在的黄金时代

当前的悲观主义，是把今天的挑战与一个从未真正存在过的联盟黄金时代进行对照。美国联盟的真实历史是一部不断反复发生危机的历史：盟友驱逐美国军队，总统突然让伙伴措手不及，各国首都爆发抗议，而在每一个时代，也都会有人充满信心地预测联盟即将崩溃。

尽管许多外交政策精英认为这一次有所不同，但美国和欧洲公众并不认同这种看法。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早可追溯至1974年的民调数据，如今认为华盛顿在作出重大决定时应与盟友共同决定，而不是单独行动的美国人比例，已经达到50年来最高水平。从2016年至今的整个川普时代，认为维持现有联盟对推进美国目标“非常有效”的美国人比例，从32%上升到55%，并且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中都达到十年来最高水平。在大西洋彼岸，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显示，人们对美国存在令人警觉的不满。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接受调查的15个欧洲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公民，以及另外两个国家的相对多数公民，都认为一旦川普离任，美欧关系将“再次好转”。认为损害会在他离任之后继续存在的人不到三分之一。欧洲公众似乎认为，川普是一个异常现象，而不是真正代表美国的人。

他们相信“这一切终将过去”，而这种信念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依据。在安全领域，今天的挑战确实真实存在——威胁夺取格陵兰岛、抛弃乌克兰、退出北约、从德国撤军，以及把对台军售与北京的偏好挂钩。但这些联盟曾经经受过更糟糕的局面。

即使在川普执政时期，美国也没有像20世纪50年代为了阻止英国干预苏伊士运河危机时那样，可信地威胁要让一个盟国遭受金融灾难。也没有任何盟国像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退出北约统一指挥体系后所做的那样，驱逐美国军队或严重削弱联盟架构。美国也没有像20世纪70年代参议院几乎迫使它做的那样，从盟国大规模撤军；当时，参议院只是勉强否决了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而该修正案原本将使驻欧洲美军规模大约削减一半。

在亚洲，当前也没有可与20世纪70年代重大冲击相提并论的情况，而正是那些冲击曾促使首尔和台北推进秘密核计划。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1969年的关岛主义要求盟国为自身防务提供人力，而美国随后从韩国撤走2万名士兵，更加强化了这一要求。1972年他向北京开放关系的举动令台北和东京措手不及。几年后，西贡陷落引发了对美国决心的警觉，并促使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Lee Kuan Yew）宣称，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永远不会再和从前一样”。尽管盟国对美国存在严重不满，但它们的首都尚未出现类似反对部署潘兴二型导弹时那样的大规模抗议。联盟体系对共同威胁的认知也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那样消失。

主要的例外，是美国对格陵兰岛使用武力的威胁；如果华盛顿真的付诸行动，这的确可能使联盟体系崩溃。但这一威胁如此怪异、如此个人化，也如此极端，以至于两党都没有任何严肃人物表示支持。民主党人公开反对，共和党领导人也同样反对：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表示，美国对格陵兰岛进行军事干预“并不合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John Thune）则说：“我不认为军事行动会成为这里的一个选项。”川普后来收回了这一说法。

经济方面的记录与安全方面类似。“解放日”关税损害了人们对美国作为一个可信经济伙伴的看法——但这并不是华盛顿第一次利用自身经济实力对付自己的盟友，包括使用关税。1971年8月，“尼克松冲击”同时做了这两件事：它单方面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使那些经济体系以美元为锚的盟友措手不及，并对所有进口商品统一加征10%的附加税。1985年，《广场协议》则在保护主义压力的阴影下迫使盟友进行重大汇率调整，对德国和日本经济造成的压力，甚至比盟友今天面对的关税更为严重；三年之内，日元兑美元汇率翻了一倍，这种调整幅度远远超过目前对日本出口产品征收的15%关税。

当前的紧张局势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然而，历史的教训是，回头看时，联盟体系往往比当时的观察者所预期的更加坚韧。危机一次又一次引发联盟即将崩溃的预测，但联盟之所以能够适应，正是因为支撑它们的根本激励依然强大。川普第一届政府围绕分担负担问题对盟友的严厉斥责，在盟国首都引发了强烈反感，也确实造成了真实损害——但它同时也推动欧洲国防预算朝着北约2%的目标迈进，促使日本将国防开支翻倍，并推动围绕中国技术挑战展开协调。在拜登政府时期，许多这些同样的盟友加入了一张过去难以想象的密集倡议网络：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印太地区为重点的四方安全对话；首尔与东京关系的改善；对半导体实施联合出口管制；以及欧洲和亚洲针对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采取协调一致的回应。这些都不是川普设计的，但它们表明，一个时代的紧张关系可以在下一个时代转化为能力，为后续领导人提供机会，以过去无法企及的方式强化联盟。

终于趋同

今天，这种动态尤其强大，因为盟友对来自北京和莫斯科共同挑战的威胁认知正日益趋同并加剧，即使盟友同时还面临来自华盛顿的短期挑战。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盟友之间的威胁认知往往存在分歧。例如，欧洲逐渐越来越担忧俄罗斯的军事挑战，但总体上仍把中国视为市场和制造中心。亚洲盟友往往正好相反：它们警惕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却对俄罗斯没有那么担忧，反而把俄罗斯能源视为一种经济机会。这种分歧对北京和莫斯科有利。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努力让不同战区的威胁认知相互协调，但收效甚微。

如今，这种趋同终于出现了。与任何西方倡议相比，中国和俄罗斯的行为更有力地把欧洲和亚洲联系了起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粉碎了欧洲对莫斯科残存的幻想，也粉碎了欧洲对北京的幻想。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支持者，不仅提供可军民两用的技术，甚至提供战场上的致命军事支持，还给予关键的金融、工业和外交支援。正是中国正在建设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和军事能力，而这些力量如今正在威胁欧洲。作为这种认识的反映，北约公报如今把中国称为俄罗斯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而北约秘书长则主张，印太战区和欧洲战区必须“视为一个整体”。亚洲国家则把俄罗斯令人震惊地使用武力视为一个信号，说明如果其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平衡进一步恶化，它们将面临怎样的风险。日本、韩国、台湾，甚至新加坡都已站到支持乌克兰一边，认为俄罗斯失败对于遏制中国野心至关重要。北约四个印太伙伴——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领导人如今定期出席北约峰会。与此同时，北京和莫斯科也正在亚洲更加紧密地相互绑定，在美国盟友周边举行军事演习和战略轰炸机巡逻，其中甚至包括在重大多边会议举行期间。

盟友的威胁认知不仅在安全层面发生了转变，在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变化也同样明显，甚至更加引人注目。亚洲和欧洲政府都开始像美国长期以来那样看待中国：一个以重商主义方式瞄准其工业实力基础的强国。欧洲领导人如今谈论第二次“中国冲击”，即大量受补贴的制成品涌入；正如马克龙所说，这些产品正在“从字面意义上扼杀欧洲工业的一大部分”。冯德莱恩警告，中国的“过剩产能正在侵蚀我们自己的制造业基础”，并称这种局面“根本不可持续”。默茨甚至提出，可以通过一项新的《广场协议》，迫使中国货币升值。

当然，这一切还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盟友政策。对威胁性质的认知趋同，并不意味着在安全或经济层面的应对方式上实现完全一致；盟友之间仍然存在分歧，包括应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去风险”、如何平衡经济与安全利益，以及如何处理台湾和乌克兰政策。但共同诊断是共同行动的前提，而一代人以来第一次，这种诊断正在开始趋于一致。

这种趋同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缘政治事实。即使在冷战期间，盟友对威胁的认知也并不一致，当时西德在前线国家推动威慑之际仍在推行东方政策和缓和，而欧洲中程导弹部署更是让公众和政府都出现分裂。按照某些衡量标准，今天面对一个紧迫性更低的威胁，盟友之间反而具有相当更高程度的统一。尤其具有变革意义的是，大西洋和太平洋正在停止作为两个完全分离的战略空间运作——这为真正全球性的联盟行动奠定了基础，即使川普政府在未来两年半内不太可能利用这种趋同。

把盟友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几乎毫无疑问，盟友正在通过建立新的中等强国联盟，在关键领域寻求与美国“去风险”。但这种转向正在被更大的超级趋势所抵消，并最终被这些趋势压倒：经济领域中国出口激增，技术领域人工智能革命兴起，军事领域国防开支增加。这些趋势正在以比旧联系被切断更快的速度，创造与华盛顿之间的新联系。

在经济领域，美国如今吸收了盟友全部出口的大约20%至30%，这一比例甚至比五年前高得多，因为中国购买得更少。去年，即使正值贸易战期间，欧洲、日本和印度对美国的出口也都明显高于对中国的出口；过去五年中，欧洲对中国的出口大约下降15%，日本下降20%，韩国下降20%，印度下降20%——与此同时，欧洲、韩国和印度对美国的出口则各自大约上升30%。这种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只会继续加深：第二次“中国冲击”将使美国市场成为更加关键的生命线。而美国推动再工业化的努力也越来越依赖盟友的投资和技术共享，从造船业到半导体，再到电池产业，进一步强化了相互依赖。

技术方面的黏性也日益呈现双向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工智能革命造成的。有关欧洲各国政府要求官员放弃微软团队和视频会议软件、摆脱美国操作系统，并建立“主权”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替代方案的报道层出不穷。但新一轮技术创新正在重新制造盟友对美国的依赖。过去对美国移动和桌面操作系统的依赖并未减弱，而如今美国的盟友还依赖美国的云基础设施、先进芯片和人工智能模型。美国三大“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约占全球云计算市场的三分之二，而欧洲供应商在其本土市场中的份额仅约15%。预计2026年，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上投入超过7000亿美元，而欧洲各国主权层面的相关支出大约只有130亿美元。而且，这一差距仍在扩大。目前，欧洲的努力规模太小、监管太多、过于碎片化，而且过分集中于放松政府限制，而不是促进商业应用，因此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数十年来积累形成的依赖关系。（与此同时，为了推进其人工智能战略，美国仍将依赖荷兰的光刻机、德国的光学设备和激光器、日本的化学品以及台湾的半导体工厂。）

美国联盟的真实历史是一部不断反复发生危机的历史。

军事领域或许是这些联系最为牢固的地方。盟友试图与美国“去风险”的努力，正在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抵消：面对日益上升的中国和俄罗斯威胁，每一个盟友都在同时推进一代人以来最重大的国防扩张，而这些扩张又以各种方式让它们与华盛顿走得更近。在亚洲，这种逻辑十分清楚。即使川普不时在言辞上猛烈抨击亚洲盟友，台湾仍寻求采购250亿美元新的美国武器；日本一边推进购买更多F-35战斗机和“战斧”导弹，一边与美国整合指挥体系；韩国寻求新的核动力潜艇合作；印度则进一步加深对美国喷气发动机的依赖。尽管欧洲在“去风险”方面走得更远，但即便在这里，联系也依然十分强大。欧洲新启动的8600亿美元重新武装计划中，超过80%完全向美国企业开放；其余20%原本仅面向欧洲企业，但其中也设有多个例外条款，允许美国参与。欧洲新兴的国防技术领军企业，从赫尔辛到斯塔克，都大量获得来自纽约到门洛帕克的美国资本支持。而在过去几年中，欧洲国防采购流向美国企业的比例，按一种统计口径，从2019至2021年的约28%上升到2022至2024年的51%，因为乌克兰战争的紧迫性带来了只有美国能够以所需速度和规模满足的需求。即使加拿大和欧洲正在放弃部分美国平台、转而相互采购，这些新平台——而且还要十年左右才能交付——在高强度战争所需的底层架构方面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例如支撑盟军指挥与控制的战术数据链。欧洲盟友在天基导弹预警以及关键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方面，也没有能够替代美国的选择。甚至默茨也承认，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依赖美利坚合众国”。

中等强国的对冲不仅正在被更大的力量所压倒，而且也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意味着联盟出了问题。中等强国一边寻求在其他地方建立新关系，一边仍继续与华盛顿合作。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关系本身也是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建立的，其中许多还跨越不同战区，正是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鼓励的做法，而印度和日本等关键参与者处于核心位置。现在看起来像“去风险”的东西，从长远看反而会成为对联盟网络的再投资，并加强华盛顿长期希望提升的那些能力：国防生产、供应链韧性和互操作性。川普政府的政策或许是推动因素，但盟友凝聚力和能力的提升将延续到他离任之后。

真正的深层国家

把联盟拉在一起的不仅是来自联盟之外的力量，也有来自联盟内部的力量。川普及其团队一直试图铲除一个所谓由激进分子组成的“觉醒派”深层国家，但真正的深层国家其实更加平凡，却也更加重要。负责联盟事务的专业人员在公开相互指责的聚光灯之外，继续处理日常合作事务——军事规划人员和情报官员、出口管制专家和制裁专家、中央银行官员和贸易谈判代表，以及那些让盟友各类系统彼此互通的工程师和标准制定者。他们构成了一张经过数十年建立和维护的密集关系网络。由于这些工作具有技术性而非政治性，而且其时间跨度往往以年甚至十年计算，所以它建立得很慢，但拆解起来也同样很慢。恰恰是这种乏味，为联盟在动荡的政治周期面前提供了压舱石。

这种稳定的惯性，从川普政府执政期间大量合作仍然继续、甚至加深这一点上就看得很清楚，尽管高层关系十分紧张。即使印度因美国施加的创纪录关税而怒火中烧，两国防务关系仍然基本与贸易争端隔离开来：2025年10月，两国签署了一项新的十年防务框架，加强所有领域的互操作性。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在接受五角大楼一项带有怀疑态度的“美国优先”审查之后仍安然无恙，而到那时，它已经挺过三个成员国全部发生政府更替。在菲律宾，每年举行、名为“肩并肩”的军事演习在2025年扩大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共有1.6万名军人参加，并纳入盟国应急计划和日本部队。与韩国之间的贸易紧张，也没有妨碍双方在核动力潜艇方面开展更深入合作。

国会也在维持这些关系的强度方面发挥了作用。尽管政治极化严重，两党多数仍继续支持北约、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四方安全对话等印太伙伴机制，以及国防工业一体化。无论在分担负担和贸易问题上存在何种争议，两党中几乎没有严肃人物主张全面甚至部分放弃这些联盟架构。甚至共和党领导层在这一问题上也更加主流。例如，图恩宣称：“我们有非常多的人认为北约是一个极其关键、极其成功的二战后联盟。而且我认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你需要盟友。”事实上，国会已经规定，未经国会明确批准，不得退出北约。

美国的盟友有时似乎也对美国抱有一种近乎神奇的思维方式：即使出现了相互矛盾的证据，它们仍希望维持长期以来对美国的正面看法。日本尽管对美国关税、川普与北京之间温和的缓和关系，以及华盛顿在面对中国强大压力时公然未能支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存在严重不满，却仍决心表现得仿佛美日联盟依然像过去一样牢固。英国也以类似的执着坚持“特殊关系”这一概念，而北约秘书长面对本届美国政府时，也表现出一种许多人难以解释的、对这一关系的信心。其中一部分反映了对联盟体系的真实信念；另一部分则体现了一种“假装一切正常，直到熬过川普时期”为止的务实主义。无论如何，这种言辞具有稳定作用，可以有效争取时间。

在我之后

盟友在面对川普式敌意时表现出的坚韧，并不仅仅由今天的安全和经济需要所推动。它还反映出一种直觉上的理解：如果没有联盟体系保障世界安全，可能出现的替代方案，对这些盟友而言要糟糕得多。即使川普确实已经对信任和可预测性造成真实损害，联盟架构仍然是更好的选择。

盟友面临的第一种可能替代方案，是全球多极化：一个没有规则、没有固定结盟、各国只顾自己的世界。这种霍布斯式情景可能引发灾难性战争，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它会导致小国丧失主权、中等强国获取核武器、大国展开军备竞赛。第二种替代方案是势力范围，这会增加一点稳定结构，即每个大国统治自己的周边地区，而美国退回西半球。但是，大国永远会争夺彼此的势力范围，正如拿破仑战争之后以及雅尔塔会议之后所发生的那样，而且势力范围也无法阻止供应链战争，更无法应对从人工智能到海平面上升等跨国挑战。第三种可能性比前两种提供更多秩序，即由大国协调机制在主要国家首都之间维持一种受管理的和平。但今天看来，这种情景并不可信，因为各大国甚至无法就应对气候变化展开合作，更不用说就整个世界秩序的形态进行合作。而且，即使后两种情景最终被证明可行，它们对于当前美国盟友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而言，也都会明显更加不利。

第四种替代方案比前三种都更有可能出现：中国的部分主导地位。多极化、势力范围和大国协调机制都预设各大国之间总体上大致平等，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规模，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中国的制造能力是美国的两倍，以购买力计算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大30%，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全球商品贸易顺差达到前所未有的1.2万亿美元，并在从电动汽车到机器人技术等领域占据明显领先地位。部分主导地位将创造一个围绕对北京表示顺从而组织起来的世界，而这种秩序由中国的庞大体量提供支撑；美国及其伙伴则将在工业上被掏空、在技术上被超越、在商业上被取代、在军事上可能遭到击败，并失去高薪就业机会。由此形成的对中国的依赖，将使美国及其伙伴沿全球价值链向下滑落，退到房地产、旅游业、大宗商品、金融业，甚至可能是跨国逃税等领域。

盟国首都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正如后川普时代的美国领导人也应该认识到的那样，盟友规模是制衡中国的唯一道路——这将构成未来世界秩序的第五种替代方案。这意味着盟友汇集市场、投资、技术和军事能力，使联盟不仅作为军事威慑的平台，也作为能力建设的平台。以这种方式联合起来，将形成一个联盟，其按购买力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是中国的两倍以上，军费开支也将是中国的两倍以上；它将成为全球活跃专利和高被引论文的最大生产者，也将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制造业产出将占全球的一半，而中国约占三分之一。结构性现实非但没有使这种盟友规模变得不可能，反而正在提高它实现的可能性；即使对川普政策的回应使美国盟友处于能够向华盛顿提供更多的地位，这些现实也更加凸显了盟友规模的必要性。

证明这条道路可行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北京正在多么努力地阻止它。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和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等政治学者发现，纵观历史，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都会在针对它们的联盟真正凝聚起来之前，积极设法分化这些联盟。即使是20世纪的冷战联盟——最终被证明是一个巨大成功的故事——也曾面临挑战，当时莫斯科公开干预西欧政治，试图把欧洲从美国身边拉走。为此，北京也在推行自己的联盟分化战略，利用其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来威胁或惩罚其他政府。这会阻碍集体行动，因为每个国家在某些情况下都可能得到选择性的缓解，因此都有理由单独与中国达成交易，而不是与其他国家共同坚持立场。但今天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川普所做的一切都在帮助北京实现其目标，中国的这些努力迄今取得的成效却如此有限。

从生存走向规模

在川普之后，盟友规模不会自行出现。就像任何雄心勃勃的建设工程一样，它需要工程师和一套计划。但这比看起来更可行。联盟体系每一次成功的改造，都是由面向未来的议程推动的，而不是靠怀旧式复原；川普第二个任期造成的冲击正在埋葬这种怀旧情绪，并推动华盛顿和盟国首都进行一场必要的重新审视。

华盛顿应该以更务实的态度取代当前的悲观主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避免这种悲观主义不必要地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前进道路变得更加困难。从记录挑战转向讨论解决方案，早就应该开始了。如何重建并改革美国联盟架构，必须成为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前“接下来怎么办”这场辩论中的核心问题。

许多人怀疑这些选项如今是否还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模式其实已经跨越不同政府存在，并且即使现在仍在被使用。其决定性特征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一致：由白宫推动，以具体项目为核心，并通过由愿意参与的盟友组成的临时联盟来组织。拜登政府曾以这种方式启动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维持支持乌克兰的联盟。川普政府有时也这样做——以重要的新方式为继承而来的倡议提供资源，例如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第二支柱，同时推动新的倡议，例如一个拥有50多个国家参与的关键矿产伙伴关系，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将其称为“盟友和伙伴之间的贸易集团”。同一种模式能够在如此不同的政府之下反复出现，是最有力的证据，说明川普之后实现盟友规模是可能的。

第一步，是对挑战形成共同评估——正如前面所描述的趋同所表明的那样，盟友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认知正在一代人以来第一次趋于一致。在这种共同认知基础上继续推进，需要翻过当前这一页，并主动努力重建信任。华盛顿必须说服盟友，美国最具攻击性的那些举措源自某个特定人物的个性，而不是政治体制发生了永久性突变。两党明确共同否定针对格陵兰岛使用军事威胁，将会有所帮助。刻意优先采用能够超越任何一位总统任期的承诺形式，也会有所帮助：行政命令可以一纸签字就被撤销，但法律却难得多，而正是法律能够让盟友有信心进行以数十年为尺度的投资。

从规模较小、具体的项目开始，也会是明智之举，用这些项目证明盟友规模在某些特定案例中的价值，并积累信任储备。快速取得成果能够建立信心，而在制药供应链和弹药共同生产等领域，都存在开展创新性试点的空间。关键词应该是谦逊。人们的本能或许是追求全面的联盟协定，但这种本能应该受到克制。如果把有限的努力集中在共识最大的领域——例如中国控制特别严重的某个咽喉要道——那么巨大的回报就可能形成推动力。这也有助于克服国内政治环境中的障碍。

这可以为从小型项目迈向更广泛、更雄心勃勃、涉及更多伙伴的努力奠定基础。这些项目的组织原则必须是互惠互利，并通过能力的双向流动体现出来。传统的联盟模式把伙伴视为依赖者——美国保护和市场的接受者。依赖单方面让步维持的联盟是脆弱的。相比之下，相互依赖将在每个国家首都形成支持这一关系的利益群体，这就是为什么早期项目应该被设计成能够让各盟国都获得看得见的政治收益。新的盟友能力——以及美国选民对浪费这些能力所要付出代价的鲜明认识——可能会使这种真正的互惠成为可能，而这在几年前根本做不到。

归根结底，更新联盟需要一个积极的目标。它不能只是针对中国采取防御姿态，也不能只是一个由其所反对的对象来定义的联盟。它必须代表某种东西——一种开放、繁荣并且技术上充满活力的秩序，其成员真正愿意生活在其中，其他国家也愿意加入。开始塑造这样一种愿景，应该成为未来几年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核心任务。

此刻看来，这种前景或许显得乐观。但正因为如此，更有必要回想过去那些危机曾经多么严重，以及今天的结构性驱动力又多么强大。美国及其伙伴的利益仍然相互交织，而且随着中国力量增强、其修正主义伙伴之间的协调加深，这种逻辑变得更加鲜明。美国的盟友应该牢记，无论它们的愤怒和焦虑多么正当，今天的美国人毕竟就是它们所拥有的唯一一群美国人。但美国人更应该把卡林顿的劝告倒过来理解。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盟友的时刻，容忍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它们也是美国人唯一拥有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