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0月27日，达莉娅·达萨·凯伊（Dalia Dassa Kaye）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以色列”。凯伊女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里世界研究中心杰出访问研究员、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尔国际关系中心高级研究员。她在评论中讨论了“为什么比比的国家安全愿景将持续存在”：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过去四十年中一直主导着本国政治，即使以色列选民通过投票将他赶下台，他的影响力也不会终结。在担任以色列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期间，内塔尼亚胡极大地重新设定了该国国家安全政治的基本条件。他始终拒绝巴勒斯坦建国，促使这一理念被彻底排除在主流辩论之外，而他长期以来鼓动对伊朗发动战争，如今已成为以色列政治和安全机构普遍接受的政策。

早在首次担任总理之前，内塔尼亚胡就已经是一位引起严重分歧的人物。1993年，作为反对党领袖，他将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达成的《奥斯陆协议》，比作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希特勒（Hitler）实行的绥靖政策。他煽动性的言辞助长了那些认为与巴勒斯坦人进行任何领土妥协都是叛国行为的以色列人的气焰，其中包括1995年刺杀拉宾的凶手。如今，在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极端政策和立场已经常态化。他主持了在加沙持续三年的大规模破坏和人口流离失所行动，以及造成超过7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杀戮。他的政府包括一名政治人物，即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此人年轻时因参与恐怖组织而被禁止服兵役；还有另一名政治人物，即财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赫（Bezalel Smotrich），此人曾表示以色列需要“彻底摧毁加沙”，并且应该在约旦河西岸重复其“在加沙所做的事情”。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Israel Katz）也发出了类似呼吁，主张将“加沙模式”应用于约旦河西岸，甚至黎巴嫩南部。

内塔尼亚胡可能很快失去权力。他对以色列司法机构的攻击、涉及腐败的审判，以及拒绝为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之前的安全失误承担责任，已经在以色列人中引发了强烈反对。领导层更迭可能对国内政策产生深远影响。但是，无论内塔尼亚胡本周退出政坛，还是在未来几年退出，他的国家安全愿景都将在他离开之后继续存在。他在摧毁国内对巴勒斯坦民族愿望的支持，以及为维持永久战争状态以对抗伊朗争取主流支持方面，取得了灾难性的成功。内塔尼亚胡改变了以色列人思考本国安全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并将他自己毫不妥协的立场转变为制度化的现实。未来的领导人可能会将各自的风格带入以色列的安全政策，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仍将被限制在内塔尼亚胡为他们划定的界限之内。

两国方案的幻象

内塔尼亚胡并不是第一位拒绝巴勒斯坦民族愿望的以色列总理。在1969年的一次采访中，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曾有一句著名的断言，即一个独特的巴勒斯坦民族“根本不存在”。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之所以接受1978年与埃及达成的《戴维营协议》，仅仅是因为该协议没有要求他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拒绝允许巴勒斯坦人在1991年马德里和平会议上拥有独立代表权。

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巴勒斯坦建国的理念甚至已经不再是可以辩论的问题。这种变化并非一夜之间发生。拉宾遇刺导致奥斯陆模式瓦解，该模式原本旨在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但实际上只实现了有限的巴勒斯坦自治，而以色列继续控制着约旦河西岸的大部分地区。整个20世纪90年代，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发动的袭击加深了以色列人对和平前景的怀疑，这帮助内塔尼亚胡在1996年上台执政。

尽管如此，当内塔尼亚胡的第一个总理任期于1999年结束时，一些政治人物仍试图维持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以色列人选举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和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等领导人，他们愿意向巴勒斯坦人作出领土让步，并参与了由美国支持的严肃和平谈判，尽管这些谈判最终没有成功。巴拉克还主导了以色列于2000年5月单方面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即使是立场强硬的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其在同年晚些时候对耶路撒冷圣殿山进行的有争议访问助长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爆发，也在2005年撤离了约9000名以色列定居者，并开始从加沙撤出地面部队。

但是，由于缺乏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冲突在所有战线上不断恶化。哈马斯赢得了2006年加沙选举，并于2007年全面控制了该地区。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军事冲突成为常态，2008年、2012年、2014年和2021年相继爆发大规模战争。内塔尼亚胡在其中第一次战争结束后的2009年再次出任总理。当以色列应对来自加沙的频繁火箭弹袭击，以及北部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的导弹袭击时，内塔尼亚胡将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与以色列此前从这些地区撤军联系起来，从而强化了他反对领土妥协的理由。

在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极端政策已经常态化。

内塔尼亚胡的政策也改变了约旦河西岸的实际局势。甚至在他重新掌权之前，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之后，以色列就修建了一道混凝土隔离墙，将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分隔开来，而这道隔离墙大幅侵入了国际公认的巴勒斯坦领土。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各地设置的检查站，也严重限制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以及他们前往东耶路撒冷的机会。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加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持续扩建定居点，这些政策威胁到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生存可能性。他还通过在十多年间促成卡塔尔向哈马斯统治的加沙提供资金，鼓励加沙的哈马斯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不断扩大的分裂，进一步破坏了巴勒斯坦的民族事业。

即使是2021年至2022年短暂将内塔尼亚胡赶下台、并承诺作出改变的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和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领导的联合政府，也没有实质性地偏离内塔尼亚胡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联合政府是过去十五年中唯一能够将内塔尼亚胡排挤下台的政府，而它却拥有强烈的右翼安全政策背景；贝内特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贝内特和拉皮德没有采取措施推动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反而将重点放在《亚伯拉罕协议》上。这些协议是川普第一届政府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几个阿拉伯国家承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没有要求以色列以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取得具体进展作为交换条件。

在2023年10月7日前夕，政治建制派内部已经几乎没有多少公开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人。当天发生的袭击几乎确保了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家将成为常态。如今，没有任何以色列政治领导人，即使是反对派领导人，还在谈论结束以色列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在摧毁加沙大部分地区并造成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之后，以色列已经重新获得对加沙地带近70%地区的军事控制权。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人数自《奥斯陆协议》签署以来增加了一倍以上，他们正以令人震惊的频率袭击巴勒斯坦人。定居者肆虐巴勒斯坦村庄，而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可能公然纵容暴力。因此，巴勒斯坦人现在更加关注生存，而不是建国。无论内塔尼亚胡在这次选举中获胜还是失败，都没有一条明确的道路能够通向他一直决心阻止的两国方案未来。

战争动员的号召

内塔尼亚胡对伊朗的强硬立场，与他对巴勒斯坦人的强硬态度一样始终如一。早在1992年，作为以色列议会的一名议员，他就警告说，伊朗正在“加紧研制核武器”，而且“必须根除这一威胁”。三十多年后，内塔尼亚胡终于在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身上找到了一位愿意对伊朗发动他长期寻求的军事行动的美国总统。第一次袭击发生在2025年6月，当时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了伊朗的关键核设施。随后，2月28日，两国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直接将伊朗领导层本身作为打击目标。正如内塔尼亚胡在敌对行动开始时发布的一段视频讲话中宣布的那样：“我们将与美国一道，对这个恐怖政权发动沉重打击，并创造条件，使勇敢的伊朗人民能够摆脱这个杀人政权的枷锁。”

在战争最初几个月，以色列公众和政治人物对战争表达了几乎一致的支持；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宣布这是一场“正义战争”。到6月，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内塔尼亚胡处理战争方式的批评有所增加。但是，几乎没有以色列政治人物质疑继续对伊朗保持军事压力的必要性，而且针对再次发动袭击的积极规划仍在继续。当左翼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戈兰（Yair Golan）将以色列杀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ini）称为一个“错误”，认为这一行动导致伊朗出现了一个更加极端的领导层时，来自整个政治光谱的政治人物都对他进行了谴责。

过去，以色列军事、情报和政治精英之间，对于如何应对伊朗曾经存在更多争论。例如，当内塔尼亚胡政府在2012年开始认真考虑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常规军事打击时——这一事态发展引起了华盛顿的担忧——以色列领导人并没有立即一致支持袭击伊朗的想法。包括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前负责人梅尔·达甘（Meir Dagan）在内的一些重要人物，正在反对军事打击，并质疑这种行动究竟能够取得什么成果。然而，在奥巴马（Obama）政府宣布与德黑兰达成一项临时核协议之后，关于军事选项的争论便失去了实际意义。该协议是2013年通过阿曼的秘密外交渠道谈判达成的。这项协议令内塔尼亚胡感到意外和愤怒，他试图破坏最终核协议，但未能成功，该协议于2015年签署。

如今，巴勒斯坦建国的理念甚至已经不再是可以辩论的问题。

内塔尼亚胡对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强烈反对，也没有得到所有以色列政治人物的支持。许多人担心，开展反对核协议的运动会损害以色列与华盛顿的关系，而且内塔尼亚胡日益向美国共和党靠拢，将威胁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的支持。尽管以色列政府正式反对这项协议，但几位著名政治领导人和安全机构成员认为，该协议可能带来一些好处。以色列国防军前总参谋长本尼·甘茨（Benny Gantz）称这项协议是一项“成就”，能够将伊朗获得核能力的时间推迟10至15年。一些以色列官员甚至反对美国退出该协议。当时，川普在内塔尼亚胡的热烈支持下，威胁要在没有事先制定替代安排的情况下退出协议。即使是过去曾支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在核协议签署时批评该协议的巴拉克，也质疑川普退出协议是否是应对伊朗的“最佳”方式。

但是，在川普于2018年退出协议之后，这些争论基本上消失了。当伊朗恢复其核浓缩计划，而外交努力又陷入僵局时，内塔尼亚胡抓住机会，重新展开以色列与德黑兰之间的影子战争。2020年7月和2021年4月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发生的爆炸，被广泛认为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所为；2020年11月伊朗首席核科学家遭到杀害，也被广泛归咎于以色列情报机构。这次暗杀发生在乔·拜登（Joe Biden）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而拜登曾在竞选期间承诺恢复核协议。即使在贝内特—拉皮德联合政府接掌政权之后，以色列对伊朗的立场仍然保持不变。新政府的对抗性不如内塔尼亚胡政府那么强，但它反对美国重返核协议。贝内特像此前的内塔尼亚胡一样，认为协议将把资金输送给“伊朗恐怖机器”。

10月7日之后，随着内塔尼亚胡重新掌权，以色列升级了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袭击。这些行动包括在德黑兰和贝鲁特发动空袭，杀死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领导人，以及2024年4月和10月与伊朗进行针锋相对的导弹交火。除了批评内塔尼亚胡选择袭击时机是为了服务于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之外，拉皮德和甘茨等反对派人物都支持内塔尼亚胡的行动，而公众也支持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已经演变为公开军事对抗的局面。

以色列领导人已经团结在内塔尼亚胡倾向于军事对抗而非外交手段的立场周围，而且这种倾向并不仅限于伊朗。应该利用预防性军事行动来应对任何潜在威胁的理念，不仅指导着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军事行动，也指导着它在黎巴嫩南部以及阿萨德政权垮台后的叙利亚开展的军事行动。以色列一直在突破新的界限：2025年9月，以色列首次对一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军事袭击，对多哈实施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领导人。战争已经成为以色列的常态。

更多相同的政策

即使内塔尼亚胡失去权力，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方针也不太可能改变。反对派在国内政策问题上已经明确表达了与现政府的分歧，但在巴勒斯坦冲突、伊朗以及以色列更广泛的地区军事行动问题上，重大分歧却不那么明显。正如许多以色列分析人士所说，反对派的政治光谱本质上是“50种不同程度的右翼”。

已经成为内塔尼亚胡主要竞争对手的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如果出任总理，可能会减缓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扩张，并严厉打击定居者暴力行为。但是，这些措施只是战术调整，而不是战略转变。艾森科特并没有建议以色列结束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也没有建议认真努力推动两国方案。10月7日事件之后，他曾将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想法称为“妄想”。其他主要反对派人物，例如贝内特，不仅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家，而且热切支持定居点扩张。

新政府也不会彻底改革以色列在加沙的政策。反对派政治人物和以色列公众普遍对内塔尼亚胡发动战争的方式感到不满，尤其是他抵制本来可能挽救更多人质生命的停火协议。许多人认为，内塔尼亚胡为了继续掌权而延长了战争。但是，人们对战争给巴勒斯坦人造成的影响却远没有那么关切；只有少数以色列人权组织表示，以色列在加沙实施了种族灭绝。艾森科特政府可能更倾向于推动陷入停滞的川普加沙和平计划，而该计划迄今尚未在重建、巴勒斯坦治理或其他关键目标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但是，与内塔尼亚胡一样，艾森科特也不支持在哈马斯没有完全解除武装的情况下放弃以色列对加沙的控制。

更根本的是，以色列各派领导人如今都认为，控制领土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无论是在加沙、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南部还是叙利亚。正如中东问题学者内森·布朗（Nathan Brown）所观察到的，如果说关于以色列安全理论的辩论仍然存在，那么这种辩论“越来越多地涉及应该如何行使以色列的主导地位，而不是是否应该维持这种地位”。在华盛顿的支持下，新政府可能愿意与叙利亚达成一项互不侵犯协议，该协议将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边境地区。然而，许多以色列主要政治人物反对这种撤军，从而降低了协议达成的可能性。而以色列在其他任何地方让出领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没有任何一位以色列主要政治人物主张改变对伊朗的政策路线。国内对内塔尼亚胡伊朗政策唯一重大的批评，是他未能阻止外交协议的达成，例如川普政府6月与德黑兰达成的那份短命的谅解备忘录。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这份备忘录有利于伊朗，而且未能消除德黑兰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以色列军事领导人已经开始规划下一轮战争，包括以色列可能不得不独自与伊朗作战的情景。维持这种战争戒备状态似乎也得到了广泛的政治支持。拉皮德认为，以色列应该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包括轰炸“所有能源设施”，以确保“伊朗经济被摧毁”。

等待改变

如果内塔尼亚胡曾经面对一位能够有力倡导一种根本不同的愿景、阐明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地位及其通往和平道路的政治对手，那么他要使自己的强硬愿景成为主流，就会困难得多。以色列反对派中没有出现过像拉宾那样的人物，没有领导人愿意改变自己过去的立场，向公众说明真正的和平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并投入艰苦细致的外交工作。相反，内塔尼亚胡的执政风格压制了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充分辩论，并使以色列国防领导层站到了总理本人毫不妥协的世界观一边，而这种世界观倾向于持续依赖军事力量。

内塔尼亚胡在推行阻碍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的任何希望的政策时，包括对加沙进行无情的破坏，也没有遭到华盛顿的严厉反对。尽管美国公众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友好，而且这种变化发生在政治分歧的双方，但美国总统却越来越不愿意利用外交和经济杠杆，劝说以色列领导人停止定居点扩张等危险活动。美国缺乏施压，加上一些阿拉伯国家愿意在不要求以色列认真推动与巴勒斯坦人和解的情况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使内塔尼亚胡更容易在不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推行强硬政策。这也削弱了以色列国内的不同意见，因为持不同意见者无法令人信服地以这些政策会损害以色列的安全或其与最重要伙伴的关系为理由，对这些政策提出批评。

战争已经成为以色列的常态。

当然，地区现实使内塔尼亚胡的世界观变得更加复杂。巴勒斯坦人的困境继续引起外国公众的共鸣，限制了沙特阿拉伯等关键国家在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方面愿意走多远。然而，未来的以色列领导人可能不会过分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相信，凭借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和技术优势，它能够向潜在伙伴提供太多有价值的东西，以至于不可能被忽视或孤立。如今，许多以色列政治人物对该地区越来越普遍的一种观点不屑一顾，即以色列与伊朗一样，都是重大的安全威胁。

只有当一位新的以色列领导人出现，提出一项大胆的替代计划，说明以色列如何实现持久和平，并且有能力争取以色列公众的支持时，才有可能真正扭转内塔尼亚胡的安全政策。而且，只要美国仍然是以色列最亲密的政治和安全伙伴，推动这种转变就需要美国采取新的政策，不再纵容，而是开始反对以色列的定居点扩张、领土占领以及鲁莽的军事升级。

在当前的以色列选举季节，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事实上，在短期内发生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也很小。内塔尼亚胡在压制以色列国内对巴勒斯坦民族愿望的支持，以及使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常态化方面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份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但是，这份遗产并不会使以色列、该地区或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