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法国昂热西部天主教大学经济学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伊斯雷尔（Karl-Friedrich Israel）昨日10月23日发表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的评论。伊斯雷尔教授指出－－“政治激励机制奖励新增支出和推迟融资负担，使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成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最有可能出现的发展路径”： 要点 政府规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私人选择、企业经营和投资还剩下多大的空间。从古典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政府为市场提供了必要的框架，但扩大政府职责会带来成本。税收减少了人们可以自行支配的资源，并可能削弱工作、储蓄和投资的激励。因此，必须将公共支出与其所取代的私人资源用途进行比较，以判断其合理性。在公共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一半的国家，例如法国和德国，政治决策决定了国民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如何筹集和重新分配。 借债只是推迟了融资负担，而不是消除了这种负担。过度负债使未来的财政收入必须用于支付利息，造成提高税收的压力，并使政府更容易受到融资成本上升的影响。问题在于，政治制度能否将公共财政承诺控制在可持续的范围之内，以及为什么做到这一点已经被证明如此困难。 政府扩张的三十年 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政府都掌握着大量财政资源，但它们的相对规模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路径。1995年至2025年间，最明显的扩张发生在英国。法国的支出和收入比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而德国则经历了几个重要的紧缩时期。在美国，支出相对于经济产出温和增长，而收入未能跟上支出的步伐。在这四个国家中，政府总收入都包括社会保障缴款和非税收入，支出则包括转移支付，因此这些比率并不衡量政府直接占据的生产份额。 英国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5年的38.4%上升至2025年的46.1%。收入占比的增长幅度几乎同样大，从33.4%上升至40.6%。这些变化远非持续不断：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末下降，在21世纪头十年攀升，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急剧上升，随后下降，然后在2020年再次激增。到2025年，支出占比仍然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在整个这一时期，法国始终处于比较中的最高水平。2025年，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7.4%，而收入占比为52.3%。这两个比率都比1995年的水平高出约1.4个百分点。法国的经验说明了大政府的持久性。 德国的支出比率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大幅下降，随后又在接连发生的危机期间上升。德国1995年异常高的数字包括一次性承担德国统一后遗留的债务，因此，将其与2025年50.5%的支出比率进行比较所显示的下降，作为持久紧缩的衡量指标会产生误导。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45.8%上升至47.8%。 美国的收入比率仍然是四个国家中最低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33.1%小幅下降至32.5%，而支出占比则从38%上升至39.8%。 在大多数年份，支出增长都超过了收入增长。法国在整个时期一直存在财政赤字，而美国和英国仅在2000年前后短暂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德国是例外，在201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财政盈余。负债也相应累积。1995年至2025年间，美国一般政府的金融负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69.1%上升至125.9%，英国从44.9%上升至102.3%，法国从69.0%上升至116.8%。德国的增幅要小得多，从54.2%上升至62.7%；其负债比率在2012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直到疫情打断了这一趋势。 不能简单地将这些负债理解为历年财政赤字的累积：资产交易和估值变化同样重要。尽管如此，综合情况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政府支出承诺普遍超过财政收入，而重大危机则导致支出和负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急剧增加。此后的削减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扩张比紧缩容易 公共选择经济学为大政府的持久存在提供了一种解释：政治决策反映了选民、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所面临的激励机制。这些激励机制往往有利于增加支出和推迟融资负担，即使财政克制在公开言论中获得支持也是如此。 第一个机制是收益和成本分配的不平等。一项补贴可能对其接受者具有很高的价值，而每个纳税人为此承担的成本却相对较小。因此，受益者有强烈的动机组织起来、开展游说并捍卫这一计划。个别纳税人则没有那么强烈的理由花时间反对它。在政府内部，各个支出部门面临类似的激励机制：每个部门都可以要求为自己的优先事项分配资源，同时将融资负担分摊到整个预算之中。其结果可能是，政府作出的支出承诺总额超过纳税人愿意承担的融资规模。 借债削弱了眼前的政治约束。新的福利是看得见的，而为这些福利融资所需要的税收却可以推迟征收。因此，寻求连任的政治家可能更愿意选择举债，而不是提高税收或进行不受欢迎的支出削减。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在1977年出版的《赤字中的民主》中指出，当支出决策与必须筹集相应收入的要求脱节时，民主制度下的财政政策可能形成一种持续偏向赤字的倾向。这一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即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没有持续上升，负债仍然可能大幅增长。 危机可能强化这种不对称性。紧急援助创造了新的受益者和政府职责，从而形成支持持续干预的利益群体。一旦家庭、企业和公共机构已经适应了这种支持，撤回支持就会造成明显的损失。因此，在政治上，终止一项计划比推出一项计划更加困难。财政改革会带来直接而明确的成本，而其收益通常分散于整个社会，并且只有逐渐才能显现。 这种趋势并不是一条不可改变的铁律：图表显示，危机高峰过后曾出现大幅削减，也存在持续实行财政克制的时期。并非每一次支出增加都需要通过公共选择理论来解释。人口老龄化给养老金和医疗保健预算带来压力，而选民也可能有意识地倾向于获得更加广泛的公共服务。政治激励机制影响政府如何满足这些需求，以及如何分配其成本。核心困难在于，每一项支出承诺都有自己的捍卫者，而对整体融资缺口承担责任的主体却是分散的。因此，持久的财政克制取决于是否存在有能力在相互竞争的支出承诺之间作出选择，并在眼前的改革压力消退后继续坚持这些选择的制度和政治联盟。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 政府保留主要支出承诺，同时有选择地提高税收，并偶尔采取节约措施。人口老龄化、对公共服务相互竞争的需求，以及北约成员国2025年作出的到2035年将国防及安全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使大规模紧缩在政治上难以实现。借债继续弥补承诺与收入之间的缺口，而持续的财政赤字可能维持通货膨胀压力。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的支出比率都会持续上升。经济增长和暂时的财政克制可能带来一段时期的稳定。然而，债务仍将保持在高位，其中美国、英国和法国尤其容易进一步积累债务。德国可能维持相对更强的地位，但也无法免受这些压力的影响。德国在2025年决定，将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国防支出排除在宪法规定的债务刹车机制之外，并设立一个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基金，这已经表明其借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这一情景发生的概率为50%。 可能性较低：持续的财政改革缩小融资缺口 持续的通货膨胀可能改变政治计算。如果选民将购买力下降与政府过度支出和借债联系起来，财政扩张的选举成本就可能上升。通货膨胀不会自动带来改革：政府可能反而通过补贴和补偿措施作出回应，从而进一步加剧支出压力。 持久的调整需要一个愿意改革养老金和其他法定福利、取消针对性不佳的补贴，并在多个选举周期内限制支出增长的政治联盟。可信的预算规则可以强化这些选择。改善私人投资和生产率条件的政策也将有所帮助，因为更快的经济增长会降低债务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比率。 成功的衡量标准将是融资缺口持续缩小和债务比率下降。暂时冻结支出，或者通货膨胀推动名义税收收入增加，都不能为结构性变化提供多少证据。这一情景发生的概率为25%。 可能性较低：危机冲击加速债务累积 国际冲突加剧或严重经济危机，可能迫使政府大幅增加借债。更高的军事支出、紧急援助、金融救助以及税收收入减少，可能同时扩大财政赤字。在冲击发生之前就已经背负高额负债的政府，将拥有更少的应对空间。 如果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利率，偿债成本就会加剧最初的财政恶化。政治上对提高税收和削减支出的抵制，随后可能鼓励进一步借债、向货币当局施加压力，或者采取措施引导国内储蓄流向政府融资。 危机最终可能迫使政府进行改革，但调整将发生在更加不利的条件下。这一情景的决定性特征是，债务累积持续加速，超过第一种情景所设想的渐进式恶化。这一情景发生的概率同样为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