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A·津（Jonathan A. Czin），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讲席主任，并共同主持播客《北京简报》。他于2021年至2023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此前曾是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人员。上周五9月25日，乔纳森·A·津先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他认为台湾危机迟早会发生，并提醒人们－－“利用今天的平静，为下一场完美风暴做好准备”：

本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华盛顿会晤之际，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国之间一个热点地区的台湾海峡显得异常平静。中国战斗机经常越过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中线。中国军舰在台湾岛以东进行机动。北京还利用其海警不断骚扰这一地区的船只。然而，近一年来，北京一直避免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而自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2022年访问台湾之后，这类演习已经成为北京胁迫台湾的一项常规手段。

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北京重新燃起的乐观情绪。尽管川普政府并未正式改变其对台政策，但川普在今年5月与习近平上一次会晤之后发表的言论，削弱了台北对美国保卫台湾承诺的信心。他当时说：“我不希望有人去搞独立。而且，你知道，我们还得跋涉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不想这么做。”

多年来，华盛顿和整个亚太地区的许多人一直认为，2027年将是北京对台政策下一个潜在的转折点，因为习近平曾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一年之前做好应对台海军事冲突的准备。然而，随着2027年临近，习近平似乎极不可能准备在短期内动用致命武力。习近平一直愿意对军队最高指挥层进行系统性清洗，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并不担心近期会发生台海危机。目前，习近平似乎相信自己能够有效驾驭华盛顿和台北。

但习近平对于在未来几年为一场围绕台湾的冲突整顿军队仍然极其认真。下一个关键日期并不是预计习近平将开始第四个任期的2027年，而是2028年；届时，美国和台湾都将举行总统选举，而这些选举将决定台海关系未来的发展轨迹。习近平很可能会对台湾下一次选举的结果感到失望，这将使局势变得比现在更加危险。因此，未来两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窗口期，华盛顿应当利用这段时间与台北合作，为2028年之后台湾海峡很可能出现的远为动荡的时期做好准备。

华盛顿不应任由外界对其支持台北的疑虑加深，而应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从许多方面来说，台湾已经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模范伙伴，一方面将其经济重新转向美国、远离中国，另一方面增加自身国防投资。至少，川普应当批准目前摆在他办公桌上的140亿美元军售方案，即便这意味着把军售拆分成规模较小的多个批次，以避免加剧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不会欢迎美国进行一系列对台军售，但从历史上看，与美国武器转让的官僚程序细节相比，北京对美国公开高调表达对台湾的政治支持——例如佩洛西访问台湾——表现出了远为强烈的担忧。而让军售继续处于搁置状态，也会带来其自身的长期代价。如果连这一最低限度的步骤都不采取，川普政府就等于协助北京建立一种否决权，使其能够否决美国的对台军售，并由此影响整个台海关系的发展。2028年之后，支持台北所需付出的外交代价很可能会上升，因为年事渐高的习近平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继续拖延已经不再符合他的利益。

迟早会发生

习近平的乐观情绪建立在这样一种希望之上：反对党中国国民党将在民进党执政12年之后，于2028年重新掌权，而中国大陆痛斥民进党为分离主义政党。自民进党2016年上台以来，北京一直没有与台湾政府进行任何公开接触，这与习近平对待此前一届政府的方式明显不同。2015年，习近平成为毛泽东以来第一位与台湾领导人握手的中国领导人，这一先例想必令他颇为满意。然而，台湾非但没有成为习近平及其宣传人员所谓的习近平治下中国“新时代”的组成部分，反而持续远离大陆，使习近平启动吞并台湾政治进程的雄心受挫。吞并，而不是发动一场代价高昂且很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军事入侵，才是他的最终目标。

2025年11月，郑丽文（Cheng Li-wun）出人意料地当选国民党主席，这让习近平的希望上升。郑丽文主张对中国采取远为温和的路线，强调海峡两岸民众共同的中国人身份以及开展两岸对话的必要性。2026年4月，就在习近平接待川普的几周之前，她前往北京与习近平会晤。这次会晤使习近平能够把自己的对台政策描述成和解而合理的政策，尽管过去十年里他对台湾执政党一直采取强硬立场。习近平愿意接待郑丽文，表明她已经成为习近平希望在2028年之后推进台湾地位讨论的关键人物。然而，希望并不是战略；郑丽文即便只是想在2028年成为国民党候选人，其前景也并不稳固，更不用说赢得大选。即使在她自己的党内，她的亲北京观点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郑丽文原本是一名黑马候选人，仅以略高于50%的得票率赢得国民党主席职位，而台湾只有27%的人口支持她所在的政党。

这意味着，到2028年，习近平很可能面对的，要么是现任总统赖清德（Lai Ching-te）领导下连续第四届民进党政府，要么是一位比郑丽文更加温和、同时也对习近平的拉拢更加警惕的国民党领导人。如果赖清德成功赢得第二个任期，同时再次取得台湾立法院多数席位，那将重创习近平关于国民党能够提供一种可行替代方案的希望。赖清德在2024年大选获胜之后，北京以这样一个事实来自我安慰：他只是以相对多数票获胜，而且民进党将立法院控制权输给了国民党；北京把这一结果描述为一个迹象，表明台湾大多数选民并不支持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这不仅仅是宣传，也是北京为其两岸政策明显失败所作的一种真正的自我辩解。到了2028年，这些失败将更加难以解释，尤其是假如选民把赖清德再次获胜视为对国民党更加和解立场的一次否定。届时，习近平将成为一项陷入停滞的对台政策的掌舵者，而这项政策在超过12年的时间里没有取得任何政治进展。

习近平日益逼近的困境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战略的空洞。他的前任胡锦涛（Hu Jintao）曾对马英九（Ma Ying-jeou）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采取更加温和的方式，但这种努力适得其反。2014年，太阳花运动中的年轻抗议者占领台湾立法院，当时社会普遍反对一项旨在深化两岸一体化的贸易协议。2016年民进党掌权之后，习近平——此前已经表现出自己对采取更加强硬的国家安全政策感到得心应手——转而采取没有外交接触的胁迫手段，切断了与台湾政治领导层之间所有公开的沟通渠道。其目标一直是让台湾人民相信，现状无法维持，吞并不可避免，因此他们应当接受北京提出的方案。

胁迫的代价

习近平在他的第四个任期内，很可能会更加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到这个任期结束时，他将年近80岁。尽管他现在可能认为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但届时他不太可能仍然这样认为。尤其是如果台湾2028年的选举结果令他感到失望，他可能会倾向于采取更多胁迫行动。习近平很可能从佩洛西风波中认识到，他在威胁台湾方面可以走得相当远：中国在2022年的过度反应包括自20世纪9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以来首次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飞越台湾上空，以及在台湾周围设置海上禁航区。然而，这并没有引发与美国之间的全面危机，也没有给中国造成实质性后果。明年中共二十一大召开、习近平重新调整领导团队之后，他也可能会对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层更有信心。届时，他大概会完成对自己第三个任期内清洗的数十名高级军官的替换，并可能彻底重组军队最高层。

但习近平必须采取超越2022年反应的行动，才能让台北和华盛顿认真对待他的诉求。这可能包括一场更加持久、更具惩罚性、风险也更大的军事施压行动，即使不开一枪，例如在海上拦截外国船只、宣布台湾附近多个区域禁止国际海上交通进入，以及试图干扰由商业运输工具承运的备受瞩目的美国武器交付。这还达不到华盛顿许多人长期担忧的全面封锁或隔离程度，但它会传递一个信息：台湾只有在北京默许的情况下才能继续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

然而，在任何这种情景下，如何降级以及最终结局都不明确。中国决定升级局势，可能会促使台湾选民勉强接受大陆统治——但同样也很可能适得其反，在台湾产生团结在旗帜周围的效应，并增强反北京情绪。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之后发生的情况，当时北京在2000年大选之前对民进党的威胁，反而帮助该党首次赢得总统选举。

当然，习近平可以实施全面封锁或隔离，甚至夺取台湾管辖的、距离大陆近得令人不安的某个岛屿。然而，在执政14年的时间里，他已经表明，自己在处理外交政策时既不冲动，也并非特别倾向于使用暴力，而是更偏好持续、渐进的压力，而不是一次决定性的打击。那些风险更大的选择完全可能失败，从而破坏几十年来一直推动习近平行动的那个基本前提：确保自己作为使台湾走上北京所谓“统一”道路的领导人而留下政治遗产。隔离或封锁在某些方面也会在危机中发挥美国的优势，使美国有时间集结一个自愿参与的联盟，对北京施加代价。

如果2028年美国大选之后，一位对美国传统伙伴关系持怀疑态度的所谓克制派人士入主白宫，这些更加暴力的选择对习近平而言可能会变得更具诱惑力。这样的总统可能会对美国在台湾的利益持怀疑态度，也可能不愿重振美国为了保护台湾而需要动员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即使2028年由一位更加传统的候选人获胜，中国也很可能已经从目前的伊朗战争中了解到许多有关美国实力局限，以及华盛顿在政治和物质层面持续坚持能力的情况。美国关键弹药库存需要多年才能重建，而与伊朗的冲突已经暴露出美国海外基地和海军后勤体系的脆弱性。这些问题将持续到下一届政府，限制美国在危机中应对中国的能力，无论美国决策者可能希望采取什么行动。

模范伙伴

与此同时，在习近平等待观察2028年选举将带来什么结果之际，美国和台湾有机会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在民进党执政下，台湾已经结束了多年来对大陆威胁的自满状态。台湾已经增加自身国防投资，并且在经济上摆脱中国的程度超过了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台湾还展现出了应对眼前挑战的意愿、手段，以及如今已经初步形成的能力。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年采购那些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便毫无用处的美国武器系统之后，台湾终于开始认真进行国防改革。今年5月，台湾通过了一项补充法案，为军方拨款250亿美元。如今，台湾军方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不仅是如何获得新的能力，还包括如何把这些能力整合进军队。事实上，今年台湾争议最大的政治议题就是国防改革，尤其是扩大本土无人机产业所需的拨款。国民党一度阻挠这项立法，后来在台湾将于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之前作出让步。然而，各政党争论的恰恰是这一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政府重视国防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增强台湾韧性的计划并不仅限于军事领域。政府正在认真处理一项更加棘手的任务，即增强“全社会韧性”，这是一项微妙的平衡工作：让公众逐渐适应来自大陆的威胁——以及大陆有朝一日可能入侵或封锁台湾的可能性——同时又不引发恐慌或听天由命的情绪。台湾私营部门与世界各地企业一样，也面临购买更加廉价的中国商品的诱惑，但政府决心把“红色”零部件排除在政府采购供应链之外。

与此同时，台湾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台湾将拥有为军事现代化提供资金的财政空间。台湾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已经大幅降低。2010年，台湾对外投资中超过80%流向中国，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低于10%。相反，台湾的增长受到其世界一流半导体产业的推动，而这一产业充分利用了人工智能热潮。台湾人口只有2300万，却一跃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而且台湾并非只是在美国销售自己的产品：其领先企业已经承诺在美国经济中投资数千亿美元。今年2月，台湾成为最早与川普政府最终敲定贸易协议的经济体之一。与美国大多数贸易伙伴不同，台湾似乎对这一结果真正感到满意，因为这缩小了台湾商品所适用的关税税率与其地区竞争对手日本和韩国商品税率之间的差距。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

遗憾的是，华盛顿非但没有利用日益深化的经济联系以及台北认真对待国防的态度，反而正在削弱这些优势。各种结构性力量都有利于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但外交——本应是把这件事情做对最容易的一部分——却已经成为最薄弱的支柱。川普5月访问北京，引发台北担忧，认为他可能通过某种重大姿态牺牲台湾的利益。结果，总统在访问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竭力坚持既定立场，却在福克斯新闻的一次轻松采访环境中失言。川普把军售描述为他可以用来与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这动摇了数十年来形成的惯例，即美国总统拒绝就这一问题与中国领导人磋商。在随后数日和数周里，美国高级官员强调对台政策并未改变，但损害已经造成。

对美国对台政策有更多经验的观察人士，与其说是受到总统言辞的震动，不如说是受到其行动的震动，尤其是他在推进140亿美元军售方案问题上的犹豫。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和采购程序的缺陷意味着，这一方案中的军事能力在川普任期结束之前不可能抵达台湾，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对此缺乏热情。而且，即使这些装备最终抵达，台湾也需要时间把这些能力融入其军队，以便能够有效运用它们。

但漫长的交付周期恰恰进一步凸显了本届政府现在就必须加快行动的必要性，因为此时台湾是一个愿意合作、而且拥有财政空间进行这些采购的伙伴，同时习近平正在等待观察2028年将会发生什么。下一届美国政府可能不会拥有如此良好的机会来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而台湾将需要尽其所能积累一切能力，以应对一位年事渐高、而且可能变得更加暴躁的习近平。

如果国民党在2028年获胜，它也可能不像民进党那样热衷于与华盛顿开展防务合作。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处于对其最高军事指挥层进行痛苦改造的过程中，而这一改造完成之后，本身就可能改变各方的盘算。因此，川普与习近平之间脆弱的君子协定可能会提供外交空间，使双方能够利用这一窗口期，而不会引发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