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专家鲍勃·萨维奇(Bob Savic)昨天11月17日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评论-- “中国面向全球多数国家的出口攻势” 。鲍勃·萨维奇先生现任英国伦敦全球政策研究所国际贸易与制裁咨询业务负责人,并兼任联邦教育与研究信托基金(Federal Trust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欧盟贸易与行业监管咨询业务负责人。他指出-- “随着美国和欧盟收紧贸易壁垒,以及产能过剩引发的政治成本不断上升,北京正将廉价出口商品转向发展中经济体。” : 要点: 中国在2020年代中期的出口战略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恰在进入西方市场面临越来越多阻力之际,北京正在寻求进一步深入发展中国家市场。这不仅仅是对美国和欧盟不断提高关税的反应;它是一个相互强化的体系,其中,工业产能过剩、国内需求疲弱、国家支持的制造业以及地缘政治碎片化,正推动中国企业到壁垒仍然最低的地方寻求销量。 即便如此,经常被用来描述北京当前向国际市场出口方式的“中国冲击2.0”,仍不同于2000年代的中国冲击。第一次冲击的特点是,中国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大规模涌入西方零售供应链,与之深度融合,并给美国和欧盟的国内制造业造成巨大压力。新阶段更加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因此影响也更为深远:北京正在有意嵌入并取代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中亚,以及在保护措施充分发挥约束作用之前的欧洲的工业产能。 扩张受阻的悖论 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变得更加失衡,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同时也更容易受到政治冲击。2025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达到约3.8万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攀升至约1.2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尽管当年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20%。 2026年最新贸易数据显示,继8月增长25%之后,中国9月出口总额同比激增36.3%,达到创纪录的4471. 8亿美元。按目的地划分,随着美中贸易紧张局势近期缓和,对美国的出口正在上升,同比增长近40%。对欧盟的出口增长了25.3%,而对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出口则猛增52.3%。 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来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强劲需求,加上汽车出口量大幅增加,正在推动出口强劲增长。 总体而言,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从2017年的12.8%升至2026年高达18%,这既反映了其产品竞争力,也反映了其在广泛工业领域的价格领先地位。 将廉价出口作为战略政策 自2023年年中以来,中国出口价格持续下降,使中国企业即使在需求疲软或关税推高到岸成本的情况下,也能维持销量。这并不单纯是汇率政策的问题。它反映了规模经济、密集的供应商网络、激烈的国内竞争、国家支持的先进制造业投资,以及中国生产商为保住市场份额而接受更低利润率的能力。 北京由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强化了这一态势。包括“中国制造2025” 在内、与技术自立相关的计划,降低了对某些外国投入品的依赖,并增强了国内生产商的实力,从而抑制进口、扩大贸易顺差。 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家庭信心疲弱,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以吸收不断扩大的工业产出。北京的政策应对是在存在国外需求的领域推动产能扩张,包括电动交通、电池、太阳能技术及相关先进制造业,由此产生了必须销往海外的过剩商品。 转向发展中经济体 中国贸易转向战略最显著的要素,是将出口转向发展中经济体。 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东南亚的机械、电子产品和车辆等类别的出口迅速增长。中国对拉丁美洲的汽车出口激增,尤其是对巴西和墨西哥。非洲和中东已成为中国太阳能电池板、消费电子产品和基础设施相关商品的重要市场。 资料栏 中国对全球多数国家的出口不断增长 
有几个因素使这些市场具有吸引力。首先,它们较不容易受到美国压力的影响。华盛顿可以游说欧盟、日本和韩国限制中国进口商品,但对印度尼西亚、南非或巴西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其次,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快于西方,中产阶级也在不断壮大,对价格实惠的制成品有着需求。第三,中国企业在分销网络、物流和当地合作伙伴关系方面投入巨资,使其相对于姗姗来迟的西方竞争对手拥有优势。 “一带一路” 倡议发挥了辅助作用。尽管 “一带一路” 贷款有所放缓,但其资助的许多基础设施,包括港口、铁路和工业园区,如今已经投入运营,降低了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货物运输成本。 中国企业还利用“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开展业务,组装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在目标市场,这些业务可以被呈现为创造就业的投资,而非单纯的出口,从而模糊了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界限,也使东道国政府更难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中国针对不同地区采取的方式 发展中世界最能吸收中国产能过剩的地区有几个共同特点:人口众多、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长、存在电气化需求、贸易制度相对开放,以及政府愿意容忍贸易逆差,以换取发展收益。 在这一背景下,东盟已成为对中国最具接纳性、规模最大的出口市场。2025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同比增长13%,使北京对该地区的贸易顺差达到2760亿美元。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占中国货物出口总额的18%,而对美国的出口占比为11%。 尽管东盟的吸收能力确实存在,但并不均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可以进口中国的机械、电子元件、化学品和清洁技术设备,以支持本国制造业和出口平台。然而,它们在钢铁、石化、纺织品以及日益突出的电动汽车领域,也面临来自中国的直接竞争。因此,该地区既是中国的客户,也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它从中国投入品中受益,同时又担心中国制成品会堵死其产业升级之路,而产业升级恰恰是东盟最初吸引跨国制造商的原因。 2025年,中国对非洲的出口首次超过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6%。非洲提供了更大的长期扩张空间,尤其是在中国企业将出口与基础设施、采矿、物流和当地组装相结合的地方。但非洲的进口能力受到外汇短缺、偿债负担和制造业基础薄弱的制约。 尽管2025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出口增长了7%,但该地区的情况并不一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秘鲁进口中国的资本品、车辆、电子产品和工业投入品,同时向中国出口大宗商品。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中国出口可以增长,但宏观经济不稳定和保护主义的本能反应,限制了该地区能够吸收的过剩产能规模。 墨西哥因毗邻美国及其在北美供应链中的作用而处于特殊地位。 印度或许是战略制约最多的发展中市场。2025年,印度从中国的进口比前一年增长了12.8%,但新德里的产业政策、安全关切和边境紧张局势,使持续开放在政治上难以维持。印度可能继续进口中国中间品,同时限制制成品进入,并鼓励本地化。这使其成为中国投入品的主要市场,但对于面向消费者或具有战略敏感性的行业而言,它并不是中国过剩产能的可靠出路。 总而言之,东盟是近期吸收能力最强的地区,因为它兼具工业需求、地理邻近优势和已经建立的供应链联系。非洲的长期潜力最大,但财力最弱。拉丁美洲举足轻重,但内部差异显著。印度市场庞大,但在政治上保持戒备。中东和中亚提供了特定领域的机会,尤其是在中国企业将出口与能源、建筑和数字基础设施项目相结合的地方。 欧洲:充满争议的中间地带 欧洲是处于中间位置的关键案例。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力图让制造业回流,与美国不同,欧盟尚未完全接受与中国脱钩,尽管欧盟正在稳步构筑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贸易防御措施。 截至2025年底,欧盟共有172项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生效,其中超过四分之三针对中国企业。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面临最高35.3%的关税,欧盟还对中国钢铁和电池采取了措施,最近又将矛头指向混合动力汽车。 然而,迄今为止,保护措施一直是选择性的,而非全面性的,北京将力求维持这一局面。欧盟于2024年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关税,并未显著阻止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这表明中国在成本、产品质量和分销策略方面的优势依然强大。欧盟目前正在超越针对特定产品征税的做法,转向更广泛的贸易防御和产业政策工具。 欧盟尚未完全接受与中国脱钩,尽管欧盟正在稳步构筑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贸易防御措施。 在某些商品类别中,欧洲能够比美国更长时间地吸收中国出口,因为欧盟消费者和制造商受益于廉价的投入品、车辆和清洁技术产品。但政治压力正在加大。欧盟担忧的不仅是贸易逆差,还有在稀土元素和其他关键供应品方面对中国的依赖。 在中国产品难以替代,或欧洲企业依赖中国投入品的领域,中国将继续保有进入欧洲市场的渠道,但在汽车、钢铁、太阳能和电池等政治关注度较高的行业,中国将面临不断升级的壁垒。 美国的遏制与第三国动态 一个关键动态是美国遏制措施与经第三国转运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的关税和出口管制不仅减少了中国对美国的直接贸易,还使贸易改道经由第三国进行,并重塑价值链。 中国出口商可能将零部件运往东盟、墨西哥或其他司法管辖区进行最终组装,或利用第三国中间商掩盖产品原产地,以获得较低关税待遇。北京的目标既是为其产品寻找新市场,也是保留间接进入美国市场的渠道,尽管对中国而言,这正变得更加繁琐。 华盛顿越来越不再将第三国视为中立的中转地,而是将其视为中国规避关税的潜在渠道。美国对原产地规则、本地成分要求和转运的监管越有效,简单改道的作用就越小。 尽管如此,执法仍然困难:供应链漫长,所有权结构不透明,而且中国企业可以在海外投资、收购当地合作伙伴,并在海外建立真正的生产能力,而不仅仅是给商品更换标签。 对美国而言,更深层的风险在于,遏制可能加速其试图阻止的多元化进程。通过将中国企业推向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华盛顿可能帮助巩固一个更加多极化的商业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企业对任何单一西方市场的依赖都会降低。 美国的遏制措施在提高中国直接进入市场的成本时能够奏效。而当其仅仅使中国商品转向第三方市场或经由这些市场转运、加强中国与全球多数国家的商业联系,并鼓励中国企业在美国管辖范围之外建立生产网络时,这些措施便告失效。 因此,战略问题并不在于中国能否继续出口,而在于世界,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和欧洲,能否吸收中国的过剩产能,而不引发更广泛的保护主义连锁反应。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有管理的贸易转向 中国继续将出口转向发展中经济体,深化其在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的市场布局。这将通过直接出口,以及利用第三国作为转运和组装枢纽以规避西方关税的方式实现;在某些情况下,这也适用于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同时中国会在政治敏感行业接受经谈判达成的限制。 2026年10月的中欧贸易协议符合这一模式:布鲁塞尔计划对普通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进口实施保障措施式配额,据报道,从12月起,中国汽车的年度进口上限为35万辆,此后四年每年增加6%。 关键在于,为满足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规则,该配额被设计为适用于所有来源的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而不仅仅针对中国;中国获得的配额将不低于任何其他供应国。这使该措施成为一种有管理的贸易形式,而非彻底的保护主义:它在限制中国出口数量的同时,保留了一个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的框架,并为北京提供了有保障的最低市场准入额度。 美国将维持并扩大其关税和出口管制,但将难以建立一个广泛的遏制联盟。其结果是全球贸易体系逐步且不均衡地分化:中国商品将更加自由地流向全球多数国家,流向西方则受到更多限制,但仍将通过间接渠道进入西方市场。由于产能过剩持续存在,而且中国企业会接受微薄利润以保住市场份额,价格将维持低位。 这一情景反映了所有相关方阻力最小的路径。 可能性中等:不断升级的碎片化 混合动力汽车配额的做法成为欧盟在钢铁、电池、太阳能产品和其他受产能过剩冲击行业实施更广泛保障措施的范本。美国加大对被用于转运或由中国控制的组装活动的第三国的施压力度,同时,随着中国商品以低价削弱当地生产商的竞争力,东盟、印度、巴西等也采取各自的防御措施。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的“转向与韧性”模式遭遇累积性制约:过多出口目的地同时限制市场准入,使过剩产能在国内需求疲弱的情况下无处消化。 欧盟的非歧视性配额设计可能使升级措施在行政上更易实施,因为布鲁塞尔可以将保障措施的逻辑扩展到更多产品类别,同时声称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然而,这一情景的可能性仍然较低,因为欧洲工业仍然依赖中国投入品,而中国也通过关键材料保有影响力,而且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更愿意获得廉价进口商品和投资,而非与北京对抗。 可能性较低:通过谈判实现结构性再平衡 美国、欧盟和中国就一个解决产能过剩、补贴和市场准入问题的框架达成一致,以换取可预期的西方市场准入。这将要求中国在多个行业接受持久、可核查的约束,减少补贴和过剩产能,扩大国内消费,并以更对等的方式开放市场。这样的结果将要求中国接受对产业政策的限制,同时要求西方接受中国在非战略性行业持续进行出口竞争。 考虑到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各方的国内政治激励,以及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深刻不信任,这一情景在近期极不可能出现。它需要一定程度的协调和相互让步,而双方都未表现出提供这些条件的意愿。 最不可能:西方全面脱钩,全球多数国家成功承接 美国和欧盟全面排除中国商品和投资,而发展中市场吸收所有被挤出的出口量,且不出现债务困境、汇率压力或保护主义反弹。这难以成立,因为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能力有限,也有自身的工业利益,而欧洲无法迅速在清洁技术、电子产品、机械和关键材料等领域替代中国投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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