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弗莉·盖奇（Beverly Gage）是耶鲁大学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历史学教授，著有《联邦探员：约翰·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与美国世纪的形成》。近日，盖奇教授在《外交事务》杂志就美国史副教授贝文·休厄尔（Bevan Sewell）的新书－－“《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美利坚帝国的使徒》（2026年4月21日出版，424页，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发表书评－－“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战略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冷战共识”：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最引人入胜、也最乏味无趣的人。1953年至1959年，他在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任内担任国务卿，主导了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些最具争议性、最富戏剧性的事件：美国暗中支持危地马拉和伊朗发生的政变；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与法国、以色列和英国的决裂；为利用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揭露斯大林（Stalin）罪行的秘密报告而展开的狂热行动；以及转向将秘密行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工具。杜勒斯主张与苏联针锋相对，即使可能为此付出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代价。他竟然主张将核武器用于进攻，并坚称应当彻底击败苏联共产主义，而不仅仅是遏制它。他的标志性政策，即以“大规模报复”威胁回应苏联扩张，让美国乃至全世界不寒而栗。

然而，他也是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人的终极典型，丝毫没有弟弟艾伦（Allen）的潇洒、鲜明个性和魅力；艾伦在同一时期执掌中央情报局。正如历史学家贝文·休厄尔在新书中指出的那样，与这位年长的杜勒斯同时代的人，既把他看作意识形态信徒，也把他看作埋头苦干的乏味之人。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一如既往地说得最为精妙，将这位大外交家形容为“乏味，更乏味，杜勒斯”。就连杜勒斯自己也承认，与他相处可能是件苦差事。“我知道，在某些方面，我是个冷漠无趣的人，”他曾向自己的保镖坦承，“而且，恐怕也就只能这样了。”

休厄尔试图呈现一个更讨人喜欢的杜勒斯：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信徒，不如说是务实主义者，既关心战争，也关心和平。休厄尔写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早年担任巴黎和会初级法律顾问，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那个充满理想的时期，杜勒斯把大量时间用来“针对那个时代的危机提出解决方案，而对于一位华尔街律师而言，这些方案堪称激进”。杜勒斯是一位毫不掩饰自己立场的资本主义者，同时也认识到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他支持英美，却也明白其他国家，包括欧洲以外的国家，会希望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他呼吁美国外交奉行“一项大胆的政策”，但最为担忧的仍是全球秩序的稳定。

“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描绘成一个全心全意致力于寻求持久和平的人，难免令人感到突兀，”休厄尔承认。他并非通过探究杜勒斯的人生与性格，而是通过研究其著作、演讲、备忘录和信件，来论证这个更仁慈、更温和的杜勒斯形象。如果这本书还算得上传记，那么严格说来，它是一部思想传记，探讨杜勒斯一生所接受和阐述的理念。他的婚姻、子女出生，以及因胃癌而缓慢走向死亡等重大个人事件，大多发生在叙述之外。关键的政治发展也是如此。对相关情况原本不了解的读者，可能不太能意识到，他的弟弟执掌中央情报局，也未必知道，猖獗的各种麦卡锡主义如何塑造了他领导下的国务院。

这本书重思想、轻行动的取向，使作者能够详尽描绘，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剧变中，像杜勒斯这样的人所能接触到的思想世界。杜勒斯算不上伟大的思想家，但他认真思考了如何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建立“一个能够运转并持续存在的全球体系”。然而，在成为国务卿之后，杜勒斯像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任职者一样，发现治理比思考治理更为困难，也发现现实事件总会打乱最周密的计划。正如休厄尔所写，这份工作的要求“极大地限制了他阅读和研究的能力、思考新理念的能力，以及考虑更激进或更具创新性解决方案的余地”。

到那时，随着冷战全面展开，杜勒斯已经开始相信，苏联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必须让苏联人认清自己的位置。在这种紧急危机心态下，他开始大力倡导一些政策，而年轻时的他本会谴责这些政策是不负责任的战争煽动。那个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梦想建立和平稳定世界秩序的杜勒斯，仍有一部分留存下来；但在20世纪50年代引领美国前行的，已经是一个更不知变通、也更加大胆的杜勒斯，而他的政策帮助构建了战后世界。

政治家的养成

尽管美国大力宣扬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其政坛却从来不乏政治世家。19世纪有亚当斯家族和哈里森家族。20世纪和21世纪则出现了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家族。杜勒斯家族也属于这一世家传统，尽管其成员未曾成功竞选公职。正如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1962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落成典礼上所指出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出身于“一个非凡的家族”，这个家族拥有长期“为国服务”的历史。用今天直白的话来说，杜勒斯是个“靠家族关系上位的孩子”，从出生到成长，都是为了执掌美利坚帝国。

他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于19世纪90年代担任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总统的国务卿，当时美国正积极攫取海外新领土。年幼的杜勒斯在外祖父身边度过了无数时光，学习华盛顿的处世之道。他年仅19岁时，外祖父就带他前往海牙，他获准旁听有关美西战争、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讨论。到那时，他从家族继承的“帝国心态”已经牢固形成。

杜勒斯的姨父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也曾担任国务卿，任职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治下。杜勒斯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短暂师从威尔逊，修读这位未来总统开设的美国政府课程。毕业后，这位年轻人先到巴黎大学学习一年，然后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那些精英律师事务所看不起常春藤盟校以外的法律教育，但他的外祖父动用关系，让他进入了其中最具精英色彩的一家——位于华尔街的沙利文与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

杜勒斯从出生到成长，都是为了执掌美利坚帝国。

那是1911年。四年后，兰辛出任国务卿。又过了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勒斯陪同姨父前往凡尔赛，参加巴黎和会。对杜勒斯这一代几乎所有人而言，这场战争都是塑造其思想的经历，影响着他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由于视力不佳，杜勒斯未能参加军事战斗，但他仍然认识到，这场战争是现代最大的悲剧，绝不应当重演。在凡尔赛，杜勒斯质疑对德国施加严苛赔款是否明智，并支持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和倾听。

回国时，对于一个年仅三十出头的人来说，他已经拥有非同寻常的外交履历。杜勒斯回到沙利文与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成为美国最炙手可热的公司律师之一，并撰写了自己的第一篇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文章，发表于1922年《外交事务》创刊号。在那篇文章中，杜勒斯警告，对协约国债务偿还和德国赔款缺乏灵活处理，将破坏战后的经济复苏；他呼吁美国与债务国达成和解。这篇文章反映出两项核心理念，此后数十年间，这两项理念一直影响着杜勒斯的思想和行动。第一项是对全球秩序和建立稳定和平的深切关切，其动力来自一种迫切的认识：两者随时都可能崩溃。第二项是对务实主义的忠诚，在这种取向下，弄清什么实际有效，往往优先于绝对的是非判断。休厄尔将这种务实倾向作为反证，驳斥人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即杜勒斯首先是一个僵化、说教且受意识形态支配的人。

其他历史学家，包括杜勒斯研究学者罗纳德·普鲁森（Ronald Pruessen）和理查德·伊默曼（Richard Immerman），此前也曾提出类似论点。休厄尔开辟新领域之处，在于他分析了杜勒斯对人类历史变迁的态度。这些态度深受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影响，柏格森是他在巴黎大学的一位教授。大多数有关杜勒斯的研究，对他在巴黎大学度过的那一年都只是一笔带过。休厄尔认真对待这段经历中的思想内容，说明柏格森关于变化必然性的理念如何“成为杜勒斯人性观和国际秩序观的内在组成部分”。按照杜勒斯的理解，柏格森的著作表明，任何试图将一套特定权力关系固定下来的做法都注定失败，并且很可能导致战争。休厄尔认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杜勒斯对德国赔款持怀疑态度，因为他觉得赔款压抑了德国人追求权力和影响力的自然愿望；后来，他也因此对联合国设立常设安全理事会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一安排试图把1945年前后世界上暂时存在的权力关系封存于琥珀之中。

恰好，柏格森关于流变与流动性的理念，与杜勒斯作为公司律师的工作相契合。20世纪20年代，杜勒斯在沙利文与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成为跨国经营企业的首选顾问，无论是在中美洲经营的联合果品公司，还是在世界各地施展影响力的华尔街大银行，都找他办理业务，他也由此成名并积累了财富。对杜勒斯而言，资本主义显然是好事，正是人类实现其最深层目标和愿望所需要的那种充满活力、适应性强、跨越国界的体系。然而，即使资本主义也需要有效的法律和地缘政治架构，而他在那十年间一直致力于谈判国际金融协议，希望这些协议既能保持稳定，又能带来利润。在这个过程中，他帮助将美国企业与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动荡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打破了这一联盟，至少一度如此。但即使混乱、暴行与冲突蔓延全球，杜勒斯仍坚信，没有理由惊慌失措，也没有理由抛弃华尔街银行和国际联盟等既有机构。然而，他强烈反对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尽管曾在威尔逊政府任职，杜勒斯却终身都是共和党人。

在那十年间，杜勒斯日益转向自幼信奉的长老会信仰，逐渐将跨大西洋的基督教视为身处危难中的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他相信，宗教能够成为一股制衡“国家神化”的力量；在他看来，正是“国家神化”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应联邦教会理事会的要求，他主持了一个战时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43年发表了《和平的六大支柱》报告。在介绍这份报告的演讲中，杜勒斯主张，出于“道德和开明的自身利益的考量”，美国必须承诺在战事结束后参与“有组织的国际合作”。

这些年间，杜勒斯也提出了一些并不那么高尚的论点，包括支持以“种族和文化优越观念”为基础的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然而，他的著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稳定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并避免重蹈他年轻时在凡尔赛所目睹的错误。他的著作书名足以证明其抱负之宏大：1939年的《战争、和平与变革》；1950年的《战争还是和平》。他热切希望参加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并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提供建议，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预期杜威会在1948年获胜，如果如此，杜勒斯或许就能提前四年出任国务卿。实际情况却是，他不得不等到1952年艾森豪威尔获胜、冷战已全面展开之后，才有机会尝试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

现实的检验

全书八章中，休厄尔用了六章讲述杜勒斯出任国务卿之前的人生与思想。这一选择使全书的篇幅分配显得失衡，例如，书中用于叙述20世纪30年代基督教合一运动的篇幅，远远超过讲述杜勒斯兄弟密谋推翻危地马拉和伊朗政府的篇幅。哪些地方深入挖掘、哪些地方浅尝辄止，部分取决于作者希望探索杜勒斯思想演变过程中较少为人所知的阶段。“毕竟，他只在人生最后六年担任国务卿，”休厄尔写道，“而在1953年之前，他已经拥有一段漫长而重要的国际事务参与经历。”这话确实不错——但同样真实的是，倘若没有他在国务院的任职经历，读者也不会多么关心杜勒斯的大学论文或基督教信仰。

至于杜勒斯早年的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任内的所作所为，答案似乎既是很大，也是很小。“诚然，那些基本理念依然存在，”休厄尔写道，“但它们缺乏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展现的想象力。”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想象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远比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容易。杜勒斯仍然梦想建立一种体系，让资本主义贸易与国际机构取代战争，成为各国解决分歧的机制。然而，他主要考虑的，还是美国需要粉碎苏联共产主义。

结果，这位国务卿与本书其余部分所呈现的那个务实、倡导基督教合一、奉行国际主义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矛盾。年轻时，杜勒斯希望基督教信仰能够带来世界和平；担任国务卿后，他主要把它当作攻击苏联无神论的棍棒。20世纪30年代，他批评民族主义是一股撕裂世界的力量；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却力主美国民族主义，认为这是仅存的选择。他曾经主张建立灵活的世界秩序，以容纳新兴国家不断变化的需求。然而，在任期间，他却试图削弱和摧毁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及运动。最重要的是，他自称是和平人士，但无论在言辞还是战略上，却不断试探全球热核战争的边缘。

美国领导人有时会浪漫化20世纪中叶那段时光。

日益加剧的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转变。休厄尔将杜勒斯描述为一个较晚才认识到苏联威胁的人，他始终倾向于憎恶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但最初对其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感兴趣。1952年，随着《生活》杂志刊登《大胆的政策》，这一点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篇文章是他为美国冷战战略制定的蓝图，主张采取更具进攻性、以解放为导向的路线。正如休厄尔指出的，杜勒斯主张即使在地区冲突中也应发动进攻性核战争，这成了人人议论的话题——这完全可以理解。杜勒斯认为，即使面对共产主义势力的小规模进犯，美国也应作出“大规模”回应，以此向世界表明谁说了算。他采用的是一种缔造和平的逻辑：美国报复的前景将可怕到无人敢冒险触发它。但这项政策并未赢得多少支持者，即使在白宫也是如此，因为核边缘政策带来的风险并非只会落在一方身上。

杜勒斯对如何赢得冷战的思考则更为细腻。他首先将这场冲突视为一场围绕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不同愿景展开的斗争。他认为，美国需要支持一场“意识形态攻势”，而不仅仅是核攻势。这种观点偏离了他年轻时所拥护的跨国制度建设。然而，它也体现了他从早年经历中获得的一些智慧：那些经历让他认识到，心理、抱负和想象力，而不仅仅是精打细算的自身利益，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投入这场休厄尔所称的“争取人心的战斗”时，杜勒斯的言论最终听起来极像他曾经鄙视的新政自由派。“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提高生活水平、增进人的尊严，对于各国和睦相处及持久和平至关重要，”杜勒斯于1958年宣称。他相信对外援助可以作为外交工具。他认为，冷战可能成为精神和社会复兴的源泉。“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把我们自己的社会建设成没有任何人想要推翻、世界各地的人都想要效仿的社会，”杜勒斯主张。罗斯福恐怕也难以说得更好。

从今天来看，这类宣言强化了这样一种认识：20世纪中叶确实存在一种共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于美国应当如何行事，拥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理念。但以共识为框架，可能会淡化美国领导层在20世纪50年代突然一致认定为理所当然做法的那些事情究竟有多么骇人。那个时代，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发生了剧烈转变，包括艾伦·杜勒斯领导下的中央情报局开始采用秘密政变和暗杀手段，而在上一代人看来，这些做法是不可想象的。正如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的告别演说中所指出的，美国人也已经接受建立一个庞大的联邦安全国家体制，以保护他们免受苏联共产主义的侵害。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这个“军事工业复合体”永远改变了美国的政治与政府。

未竟的梦想

今天的世界，是杜勒斯帮助创造的世界；联合国和中央情报局至少目前仍在运作。然而，他的人生故事并不完全是一曲凯歌。尽管杜勒斯或许曾设想过一个和平开展国际合作的世界，但在任期间，他却提倡一种将世界划分为善恶两极的做法，使战争更有可能发生，而非更不可能发生。尽管他早年曾主张地缘政治必须保持灵活、接受变化，但在政府任职的经历却让他变得僵化、过度自信、自以为是。

撇开他性格上的怪癖和对激烈言辞的偏好，这些都没有使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华盛顿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在面对身居高位的直接压力时抛弃青年时代的梦想，也同样如此。今天的美国领导人有时会将20世纪中叶浪漫化，视其为两党团结、国家自豪感高涨的时代，但那个时代的冷战共识也滋生了狂妄自大，以及考虑采取大规模毁灭性政策的意愿。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如今杜勒斯不过是一座机场的名字。然而，对那些仍然立志推动美国实现杜勒斯所追求的“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的人来说，他的殷切希望与巨大失望、他的远见与盲点所构成的故事，最好被理解为一个警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