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月10日上午,美國傳統基金會安赫萊斯·T.·阿雷東多“合眾為一”高級研究員邁克·岡薩雷斯(Mike Gonzalez)在《華盛頓觀察家報》發表的評論 “笨蛋,問題在文化”,分析深刻,值得一讀: “笨蛋,問題在經濟。”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顧問詹姆斯·卡維爾(James Carville)1992年提出的這句口號,在共和黨上周慘敗後被反覆引用。確實,經濟永遠不能被忽視。但“笨蛋,問題在文化”,才是更貼切的說法。 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將近10名社會主義者選入美國國會,而社會主義者如今還將領導我們規模最大、最重要的四座城市:紐約、洛杉磯、西雅圖,以及我們的首都。 在這片自由之地,在這個過去對馬克思主義具有內在免疫力的國家,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兩代甚至更多代學生在文化薰陶下,被教導相信馬克思主義是好的,而美國是壞的。 這些大學的教授們不得不煞費苦心。美國人過去對馬克思主義的抵制如此強烈,以至於據坊間傳說,蘇聯暴君約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才是最先創造“美國例外論”一詞的人,當時他正痛斥美國人不為共產主義的蠱惑所動。 1929年6月,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傑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訪問莫斯科,會見斯大林,並告訴他,美國工人對革命不感興趣。美國沒有封建歷史,再加上其他民族性格特徵,使美國人天生就抵製革命。斯大林反駁說,他已經受夠了這種“美國例外論的異端邪說”。 這一說法出自斯大林的傳記作者,並經《大西洋月刊》傳播開來,但也受到過質疑,而且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在1835年的《論美國的民主》中,就已將美國描述為“獨特的”。但這個故事說明了一個重要觀點。美國在許多重要方面確實是獨特的——例如,它對自然權利的獨特堅守——但在對社會主義具有免疫力這一點上,已不再如此。 上周,選民將六名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的新成員選入眾議院:紐約州民主黨籍當選眾議員達里亞莉扎·阿維拉·舍瓦利耶(Darializa Avila Chevalier)、紐約州民主黨籍當選眾議員克萊爾·瓦爾德茲(Claire Valdez)、科羅拉多州民主黨籍當選眾議員梅拉特·基羅斯(Melat Kiros)、密歇根州民主黨籍當選眾議員多納萬·麥金尼(Donavan McKinney)、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籍當選眾議員克里斯·拉布(Chris Rabb),以及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籍當選眾議員安赫拉·岡薩雷斯-托雷斯(Angela Gonzales-Torres)。 這批新議員將加入紐約州民主黨籍眾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密歇根州民主黨籍眾議員拉希達·特萊布(Rashida Tlaib),以及佛蒙特州獨立派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行列。前兩人均於2018年首次當選,桑德斯則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但嚴格來說是獨立派。 當然,還有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新任市長珍妮絲·劉易斯·喬治(Janeese Lewis George),她在選舉日贏得了84%的選票,以及洛杉磯新任市長尼蒂婭·拉曼(Nithya Raman),兩人都以社會主義者身份為榮。 經濟是選民解釋自己投票選擇時給出的首要原因。據世界數據網站統計,每10名選民中有4人提到經濟,90%的人表示,生活成本是一個關鍵因素。 對此,我持懷疑態度。我更贊同經濟學家史蒂夫·穆爾(Steve Moore)的看法。上周五,一份出色的就業報告公布,其結果達到預期的10倍,隨後他在福克斯新聞上說道: “我真希望它能早一周公布,我是說,那樣可能會讓情況大不一樣。順便說一句,我在選舉後的第二天寫了一篇專欄,說這次選舉的關鍵並不是‘笨蛋,問題在經濟’,因為經濟確實相當強勁。我是說,你們都看到了,你們一直在談論建築業、製造業的情況,談論低失業率,以及工作崗位比勞動者還多這一事實。” 事實上,上個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化增長率為3.4%。國內私人需求甚至更加強勁,增長近5%,為五年來最快。失業率為4.1%,裁員人數仍處於低位。 那麼,選民為什麼如此不滿?確實,年輕白人男性——川普(Trump)2024年的一個關鍵支持群體——處境更加艱難,因為經濟創造了更多面向女性的崗位,而且他們因多元、公平與包容目標而受到歧視,儘管川普已竭盡全力,這些目標仍在推行。這些選民面臨實實在在的壓力:住房、學生債務、汽油、食品雜貨等。 民主黨在信息傳遞方面也保持了嚴明紀律,並開展了出色的媒體基層動員。活動人士范·瓊斯(Van Jones)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上解釋說,民主黨競選人員開展了一場協調一致的社交媒體宣傳行動,數萬人通過左翼內容創作者聯盟“美國問責網絡”參與其中。 “共和黨人始終沒弄明白我們在做什麼,”瓊斯說。據作家埃坦·菲施伯格(Eitan Fischberger)所述,瓊斯聲稱,這場宣傳行動每天在照片牆上獲得3,250萬次點擊,在艾克斯平台上獲得8,880萬次點擊,在臉書上獲得1.85億次點擊,“推動圍繞家庭日常開支的生活可負擔性信息,並將這一議題與民主黨作正面關聯,與共和黨作負面關聯”。 選民隨後選擇了奉行社會主義經濟議程的候選人,而這種議程既無法解決現有問題,也在所有嘗試過它的地方遭遇失敗,這完全應歸咎於馬克思主義者對文化機構的掌控。為什麼60%的民主黨人對社會主義抱有好感?因為他們受到了大學、學校、博物館、媒體等機構的思想灌輸。 只要問問指揮家安德里斯·內爾松斯(Andris Nelsons)就知道了,波士頓交響樂團在其不明智地追求“時代關聯性”的過程中,將他解僱。內爾松斯帶動了門票銷量增長,但他並不認同波士頓交響樂團錯誤地選擇的、更具“包容性”的發展方向。 正如何瑟·麥克唐納(Heather Mac Donald)在《城市雜誌》上所寫:“董事會與內爾松斯之間的主要爭議點……似乎在於,據稱這位指揮家對以種族和性別為依據的節目編排與人員招聘熱情不足,而這些做法在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騷亂之後,在古典音樂界變得極為盛行。” 任何保守派人士,如果無視這一切,將卡維爾的話奉為圭臬,看着選舉結果便認定必須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於經濟,而排除那些經常遭到嘲諷的“文化戰爭”,都將犯下一個重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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