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高级研究员，著有即将出版的《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与美国权力的目的》。上周五11月6日，萨克斯先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权力的真正含义: 现实主义教父能教给川普什么”，与君分享：

“国际政治，如同一切政治一样，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冷战初起之际，美国与苏联开始了一场没有明确终点的全球主导权争夺，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芝加哥的书桌前写下了这句话。摩根索最终完成的《国家间政治》很快成为美国采用最广泛的国际关系教科书，并提供了一套思想框架——现实主义——为几代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指引方向。

尽管自摩根索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出版以来，近八十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基本要素依然如故。在摩根索看来，推动权力斗争的人性并未改变。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并相互争夺影响力。大国继续推动历史进程。当今世界的许多现象似乎都在印证摩根索的结论：俄罗斯试图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中国谋求在东亚取得霸权，美国在西半球重振门罗主义，这一切都表明，国家利益始终优先于道德愿望和国际规范。

在许多人看来，摩根索的贡献始于、也止于他认定权力是决定国家行为的关键因素。但这种解读遗漏了他的一个核心观察：即使人类往往倾向于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他们也是寻求限制自身权力的道德存在。摩根索的著作揭示了权力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两个概念看似互不相容，而他毕生都在努力调和二者。摩根索远非将权力浪漫化，而是看到了驯服权力的必要性。

作为一名逃离纳粹德国、因美国而得以保全性命的移民，摩根索对他的美国同胞提出了具体的指引。他敦促美国通过在关键地区维持有利的权力均势来保护自身的重大利益，同时恳请美国审慎运用权力。摩根索认为，美国是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愿为超越性价值而战的国家；他相信，权力必须服务于这些价值。他致力于维护美国的权力，以制衡自己曾亲身经历的暴力与偏执。然而，他担心美国的过度扩张会掏空这种权力的根基。在摩根索看来，这将是人类的悲剧。

或许没有哪个政府比第二届川普政府对摩根索的误读更深。从伊朗到委内瑞拉和加勒比地区，这届政府的官员热衷于在世界各地动用武力，同时无视有关涉嫌战争罪的担忧，并威胁长期盟友。今年1月，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援引“世界的铁律”，称这个世界“由实力支配”“由武力支配”“由权力支配”，典型地体现了川普式的世界观。

一些分析人士也错误地将川普政府的行动归因于现实主义。例如，《纽约时报杂志》刊登的一篇长文，标题就是《为川普的侵略开出空白支票的理论》。这不难理解，因为川普政府一再声称，其行动以“灵活的现实主义”为基础。

但任何不考虑摩根索理论中道德维度的现实主义解读，都是错误且危险的。当美国限制自身权力、遵守国际规范、与盟友和伙伴协商，并运用实力追求超越性价值时，各国就会觉得美国的影响力更容易接受，这有助于维持这种影响力。但如果华盛顿的行动脱离了这些约束，其他国家就不会再顺从美国的特权，世界也将变得更加危险。

回到现实主义的根基——回到将这一思想传统介绍给美国人的那个人——至关重要。如果摩根索目睹美国历史上的这一时刻，他会得出结论：这个国家过度吸收了他关于权力重要性的教诲，并错误地将权力等同于使用武力。他会认为，有必要提高对道德问题的重视，重建对权力运用的规范性约束。他还会警告，不要陷入损害美国民主的海外纠葛，因为美国民主始终是这个国家权力的源泉。这些教诲将帮助美国应对大国竞争加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容错空间很小，误判的代价可能是灾难性的。

走出欧洲

1904年冬天，摩根索出生于德国南部一个已经融入当地社会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的父亲路德维希（Ludwig）保守而专断，教导这个独子敬奉君主制，并为国家的成就感到自豪。摩根索的童年原本或许会如同一个生活在自信的资产阶级社区中的腼腆早慧男孩那样度过，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以及反犹主义的兴起，使他的人生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922年，作为高中里的一名优等生，摩根索获选在一场纪念学校所冠名人物的公开仪式上，向同学和街坊邻里发表讲话。他开始发言时，注意到有些人转过身去，还有些人对着这个“臭犹太人”捏住鼻子。摩根索讲完了话，但当他离开广场时，同学们用反犹言辞辱骂他，并向他吐口水。仅仅几个月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带着数百名冲锋队员来到摩根索的家乡科堡；他们袭击抗议者，而警察袖手旁观。科堡很快便获得了一个不光彩的名声：它成为第一个通过选举让纳粹掌权的城镇。

摩根索离开科堡时，希望成为一名作家或诗人，但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家里的经济基础，迫使他转而学习法律。在著名左翼劳工律师胡戈·辛茨海默（Hugo Sinzheimer）手下实习期间，他看到保守派法官破坏魏玛共和国，并帮助那些企图摧毁共和国的人。摩根索后来在自己的思想自传中回顾说，这使他得出结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不同法律解释的是非优劣，而是政治权力的分配。”

权力斗争无可逃避。

随着德国犹太人的生活处境不断恶化，他逃往日内瓦教授法律。不幸的是，瑞士仍不够远；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学生们开始抵制他的课程，因为他们不愿向一个犹太人学习德国法律。此后，他在马德里找到了一份教职，却又因西班牙内战而流离失所，在欧洲辗转漂泊，最终于1937年以身无分文的难民身份抵达纽约。亲眼见证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摩根索震惊地发现，竟然有那么多美国人相信，人性本善，和平是人类的常态，而历史就是一部进步史。

先是在纽约，后来在堪萨斯城，当美国眼看着纳粹德国重新武装、吞并奥地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摩根索越来越感到忧虑。他认为，对人性缺乏理解，使西方民主国家盲目信奉国际法和国际联盟，促使它们沿着阻力最小的道路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径直坠入道德深渊。

1940年法国沦陷令摩根索深受震动，他开始撰写自己的第一部英文著作，矛头直指美国人的一种自信：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够解释社会世界，而仅凭理性的力量最终就能消除冲突。在1946年出版的《科学人与权力政治》中，他指责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误解了人的本性、世界的本质以及理性本身的性质。人类除了具有理性需求，也有无法通过说理消除的非理性冲动。人的“权力欲只有在……他变得如同上帝时，才能得到满足”。国家与人一样，都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对彼此的权力，使冲突不可避免。

《科学人与权力政治》遭到恶评，摩根索后来回忆说，它“让人们震惊不已”。他调整了自己的方法，使其论述更适合美国人，并将其编成一本能够吸引美国人务实精神的教科书。他希望这本书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一次演进，私下写道，它与此前著作的差别，“就像汽车与马车的差别一样”。两年后，他在《国家间政治》中实现了这一目标。摩根索强调，权力斗争无可逃避。所有国家都寻求维持、增强或展示自身实力。裁军、集体安全和国际法都无法遏制这种斗争。只有权力均势才能阻止各国试图推翻现有秩序。权力只能由与之抗衡的权力来驯服。

野蛮与文明

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人将摩根索误读为现实政治的拥护者——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或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这类人物的继承者。毕竟，他将权力置于分析的中心。但他从未将权力浪漫化。正如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所写：“我是民族国家和权力的分析者，并且一再强调它们在道德上的负面含义。”摩根索亲身遭遇权力的经历使他明白，对权力毫无节制的追求会导致灾难。他认识到，必须有规范和道德上的限制，才能将权力斗争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正如他在另一封信中所写：“文明社会的任务，是节制权力冲动，并将其引向有益于社会的渠道。”

事实上，相比那些低估权力重要性的人，摩根索更无法容忍那些未能调和权力与道德的人。尽管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普遍主义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摩根索最喜欢批评的对象之一，但摩根索仍认为他胜过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威尔逊的失败，至少是伟大抱负的失败，是过于宏大的愿景的失败。没有人会对马基雅维利的那些追随者作出同样的评价。”他同样批评了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爱德华·哈利特·卡尔（E. H. Carr），后者的道德相对主义使其主张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他写道，卡尔“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立场，可以据此审视政治局势、评价权力现象”。尽管两人都被视为关键的现实主义思想家，摩根索却对卡尔作出了尖锐的评价：“做一个马基雅维利是危险的。做一个没有才略的马基雅维利，则是灾难性的”——也就是说，缺乏技巧和判断力却奉行权力政治，将招致毁灭。

在《国家间政治》中，摩根索批评了那些既颂扬权力斗争、又拒绝对自身权力运用施加任何限制的领导人。他认为，“那些将权力欲和权力斗争作为支柱的哲学与政治制度，已经证明是无能且自我毁灭的”。他还提请人们关注能够维持秩序、缓和权力斗争的共同道德标准。他观察到，纵观历史，人类始终坚持对政治行动进行伦理审视。当这些约束发挥作用时，各国实际采取的行动就会少于其权力所允许的程度；曾经司空见惯的做法，例如暗杀敌国领导人，或为削弱敌国实力而杀害其大批平民，逐渐受到鄙弃。摩根索总结道：“发生变化的是文明的影响，它使那些合乎意愿且切实可行的事情，在伦理上变得应受谴责，因此通常也就无法付诸实施。”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他认为，对权力斗争的限制已经降至现代国家体系诞生以来最薄弱的程度。希特勒曾试图灭绝整个民族，轴心国和同盟国都曾不加区分地轰炸城市。尽管摩根索认为，同盟国为击败一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而采取这些行动，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但他仍然担心，权力斗争正在变得毫无边界。在核时代，未能重建这些道德屏障，可能意味着人类的终结。

正义之战

长期以来，摩根索冷峻务实的名声掩盖了其现实主义的道德核心。他明确认为，权力必须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一种通过政治媒介实现道德价值的尝试”。他认识到，为了权力本身而将其最大化，既具有破坏性，又毫无意义。他主张，“一个国家必须为了某种超越性的目的而追求自身利益，这一目的赋予其外交政策的日常运作以意义”。在他看来，古希腊和古罗马之所以为后人铭记，是因为它们的权力服务于某种比其帝国存续更久的目的：雅典的民主与哲学，以及罗马的法律与共和政体。

随着摩根索融入美国社会并在芝加哥成家育子，他逐渐将美国视为这一传统的继承者。这个国家对世界的贡献及其权力的源泉，在于其民主与公民生活。现实主义的方法——审慎地在海外运用权力——最适合保护美国在国内进行的这场实验，使美国人能够在自由与安全中生活，同时为其他国家提供效仿的榜样。换言之，美国的权力必须与目的相联系——美国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是“成为吸引外来者的灯光，而非要蔓延至全世界的火焰”。这并不仅仅是一位冷静客观的学者的观察。在没有其他国家愿意接纳摩根索时，美国接纳了他；而且，在这里，像他这样的移民能够跻身各自领域的顶尖行列。

到了20世纪60年代，摩根索看到，美国的权力面临着一个由其自身造成的威胁。他开始对美国干预越南深感忧虑，早在1961年就警告说，这可能演变成一场令人想起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两年后，随着南越政府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加剧，摩根索敦促美国撤出。他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共产党接管越南不会影响亚洲的权力均势，从而否定了多米诺骨牌理论；该理论认为，共产主义一旦在某个地区站稳脚跟，就会不可阻挡地向外扩散。摩根索还认识到，共产主义已不再铁板一块，并认为胡志明（Ho Chi Minh）可以像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领导一个不结盟国家。他将这场冲突视为一场内战，并担心美国正试图维持一种本身就是不稳定根源的现状。

历届政府都没有听取摩根索的警告，反而使美国在战争中越陷越深。他开始对美国政策制定者曲解其有关权力的教诲感到愤怒，并以新的热情投身公共辩论。1965年6月，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一场座无虚席的集会上，他警告说，只有通过不加区分地杀害南越人民，才能赢得一场游击战争，而这将撕裂美国的道德根基。同月晚些时候，摩根索在全国电视节目中，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展开辩论。他开场便表达了自己的道德愤慨：“基于道德、军事、政治以及一般思想层面的理由，我反对我们目前在越南实行的政策。”

摩根索认识到，这场战争最大的风险，是“对我们自身、对我们在世界上的使命、对我们作为一个独特国家的存在本身所构成的风险”。他哀叹道：“这个受压迫者与受奴役者最后、最美好的希望，这个全世界心怀善意的人曾经视为光辉典范的国家，如今却以盲目的意识形态狂怒和漫无目的的破坏，向一个无助的民族宣泄自己的挫败感。”按照他的叙述，越南战争腐蚀了赋予美国权力以意义的那个根本目的。

挥霍殆尽的遗产

越南战争印证了摩根索的信念：权力一旦脱离道德问题的约束，就会导致过度扩张。它证明，自我约束符合美国的利益，哪怕仅仅是为了避免灾难。更根本地说，越南战争表明，海外冒险可能反噬自身，削弱美国的民主和社会凝聚力，并最终损害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

第二届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现，使这些洞见显得格外鲜明。该政府官员将道德问题视为代价高昂的枝节，认为那是头脑糊涂、不懂世界如何运转的理想主义者关心的事情。白宫一次又一次诉诸武力，袭击加勒比海上的船只，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封锁古巴，并对伊朗发动战争。它还威胁对加拿大和丹麦采取军事行动，而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长期盟友。

美国民主远未成为“吸引外来者的灯光”，反而正迅速变成一个警示性的例子。第二届川普政府通过攻击法院、新闻界和大学，削弱了美国权力的根基。它兴高采烈地碾过一切对其权威的制约。它对制度的攻击与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相互交织；该政府不仅没有为对伊朗的战争寻求国会授权，甚至拒绝在发动打击前向美国人民陈述理由。

川普政府误解了权力这一概念本身。

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总统以“始终决定全球权力的铁律”为依据，为其侵略行为辩护。摩根索不会承认这是现实主义。他主张，“强大的权力并不赋予任何道德或法律上的权利，让人可以凭借这种权力，去做其在实际能力范围内能够做到的一切”。相比之下，川普政府似乎认为，不使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就是浪费权力。摩根索对卡尔的评判同样适用于川普：他是一个“没有才略的马基雅维利”，缺乏判断力却玩弄权力政治，正将自己的国家引向灾难。

摩根索会认为，川普政府误解了权力这一概念本身：权力不应等同于军事实力，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复杂的心理关系。摩根索坚持认为，真正的权力在于通过同意而非胁迫来影响一个国家的能力。依照这一观点，使用武力意味着放弃政治权力，而非将其发挥到极致。川普政府的好战暴露了它的软弱：它在世界各地的侵略行为，都是在承认自己无力通过其他手段左右事态。

尽管摩根索是在俾斯麦治国术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但后来，他对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敬仰超过了其他所有人，甚至在晚年尝试撰写一本关于林肯的书。在摩根索眼中，林肯是一位罕见的领导人：他从未被权力支配，而是掌控权力，并最终使权力服从于超越性的价值。今天，正如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一样，摩根索会将自己的任务视为：让道德与伦理重归其应有的位置，并强调必须运用权力，推动世界走向正义。

美国已经失去了自身的目的，除非重新找回它，否则个别外交政策上的成功都将无关紧要。正如摩根索所写，如果这个国家失去了灵魂，那么任何胜利都不过是“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衰亡史上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