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傑伊·卡拉法諾(James Jay Carafano)是美國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挑戰領域的頂尖專家,曾擔任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負責外交與國防政策研究的副總裁,並曾任該基金會下屬的凱瑟琳與謝爾比·卡洛姆·戴維斯國際研究所所長。卡拉法諾先生今日11月19日在《地緣政治情報服務》雜誌發表評論-- “中期選舉結果改變了華盛頓的政治氛圍,而不是政策” 。他特別強調-- “民主黨贏得了國會和州級選舉,但川普仍然掌握着外交政策的方向盤。” : 要點: 川普對行政權力的掌控阻止了外交政策的根本轉變 兩黨對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的強硬立場依然穩固 國內問題和選舉考量推遲了重大戰略調整
11月初舉行的美國中期選舉吸引了全球關注,其受到的關注程度或許幾乎可以與美國主辦2026年國際足聯世界盃相媲美。這場決定性選舉的影響引發了廣泛討論。在這場選舉中,反對總統的民主黨不僅在國會兩院獲得了穩固的多數席位,而且還在傳統上由共和黨主導的州級選舉中取得了重大進展。然而,與議會制國家不同,在議會制國家,這樣的失敗會導致政府更迭,而在美國,即使在國會和州級選舉中遭受慘敗,行政部門仍然保有相當大的獨立權力和權限。 選舉結果也並不預示着民主黨必然會在可預見的未來主導美國政治,包括在2028年重新奪回總統職位,或者重塑最高法院(美國最高司法機構,也是一個獨立的政府部門)。 儘管美國政治的動態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可能使未來兩年美國外交政策行動面臨疑慮和不確定性,但國內政治發展並不是塑造華盛頓與世界互動方式的主要力量。 美國總統的權力 白宮已經將資深工作人員調往新的職位,在選舉之後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表明它仍然掌握着控制權。2026年11月9日,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總統任命此前擔任白宮副幕僚長的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為新任白宮幕僚長(負責監督行政部門的活動,並協調總統內閣、國會領導人和各政府機構之間的工作)。川普先生將前幕僚長蘇西·懷爾斯(Susie Wiles)調任政治主任。 自川普第一屆政府以來,米勒先生一直是一位重要顧問,也是總統核心圈子的成員。他的晉升,加上他本人和總統最近的聲明,表明川普先生計划進行的重大政策調整寥寥無幾。 川普先生計划進行的重大政策調整寥寥無幾。 米勒先生的主要關注點一直是國內政策,包括邊境安全和移民問題,而不是外交政策。這種情況不太可能改變。懷爾斯女士的新職位使她繼續留在總統最親密的顧問之列,因此她的影響力依然存在。通過任命懷爾斯女士擔任政治主任,川普總統表明,他無意削弱自己對共和黨的控制。 白宮政治領域與政策領域之間的聯繫將繼續像過去一樣緊密交織,總統不僅將塑造未來兩年的政策,而且還將指導共和黨迎接2028年全國選舉的政治戰略。 川普政府在選舉後的政策連續性 對外交政策而言,或許更為重要的是,目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關鍵內閣職位將發生重大變動。關於國務卿馬爾科·盧比奧(Marco Rubio)未來的政治抱負和前景,存在大量猜測。盧比奧已經成為總統內閣中最受歡迎、最受尊敬的成員之一。甚至在選舉之前,盧比奧國務卿就已經公開表示堅定支持川普總統,而在投票結束之後,他迅速駁斥了有關他將離開政府並發起總統競選的猜測。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聲明是真誠的。盧比奧先生出生於美國,父母是古巴移民,他始終對古巴問題懷有深切的熱情。他擁有一個獨特的機會,可以處理人們對古巴共產主義政權、該政權在地區內製造的不穩定影響、其在美國境內的惡意行動,以及對古巴人民持續壓迫的擔憂。 盧比奧國務卿對總統表現出極大的忠誠。總統不僅將他提升到一個在全國具有顯赫地位的職位,而且還支持他對古巴採取的強硬政策。與此同時,總統賦予他充分的自由裁量權來重塑國務院,並讓他同時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從而獲得這一額外職位所帶來的聲望和影響力。從一開始,盧比奧先生就一直是總統所有外交政策倡議的公開堅定支持者。 川普先生還在選舉之後表達了對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的支持。赫格塞思不僅對總統極為忠誠,而且在總統的許多政治支持者中極受歡迎。彈劾赫格塞思部長(由共和黨眾議員托馬斯·馬西(Thomas Massie)於11月初提出)以及其他川普政府官員的努力,很可能只不過是政治表演。2026年11月10日,眾議院投票否決了這一動議。 即使在民主黨占據主導地位的新一屆國會於2027年初宣誓就職,並能夠以簡單多數通過彈劾條款之後,民主黨仍然缺乏將赫格塞思部長免職所需的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票。 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內閣成員,他很可能繼續留任,並在確保經濟安全及其與外交政策的聯繫方面發揮同樣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統不太可能對其政府進行重大人事調整的另一個原因是,可以預期新一屆國會將嚴格審查未來的人事任命,包括內閣官員和大使的任命。任何離職者都將非常難以找到接替人選。 國會的權力 國會擁有的最重要工具是“財政撥款權”,也就是資金控制權。未經立法機構明確批准,任何聯邦資金都不得支出。 但是,與過去分立政府時期一樣,國會將只能依靠持續撥款決議和補充撥款,而不是通過年度預算。這些都是管理支出的短期、有限手段。過去的經驗已經證明,通過暫停聯邦政府運作所需的資金來迫使政府關門,在選民中極不受歡迎,而且對兩黨都沒有好處。 民主黨通過承諾解決“負擔能力”問題,橫掃了中期選舉。政府運作受到的干擾越多,從而越偏離這一目標,選民就越可能在2028年選舉臨近之際對民主黨失去信心。 與外交政策相關的關鍵問題 關稅與經濟 當前的貿易和關稅政策不太可能發生重大變化。由於推翻總統否決權需要眾議院和參議院各自獲得三分之二的多數票,因此,如果不與白宮進行談判,國會能夠採取的措施寥寥無幾。總統以善於達成交易而聞名——這也包括與新一屆國會達成交易。川普先生不喜歡達成糟糕的交易,也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威脅其經濟或政治議程的安排。 隨着共和黨邁向2028年選舉,其優先任務之一是儘可能使國家取得成功和繁榮,從而消除導致民主黨在2026年獲勝的關鍵問題——經濟問題。例如,民主黨聲稱關稅正在損害經濟。只有經濟繼續增長、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和物價下降,以及住房變得更加負擔得起,共和黨才能證明民主黨的說法是錯誤的。 以色列 儘管民主黨內部的反猶太復國主義情緒日益高漲,而且美國可能削減對以色列的資金援助,但無論誰領導以色列政府,美以夥伴關係都將保持牢固。川普總統曾表示,美國可能逐步取消對以色列的外國援助。然而,他和許多保守派人士在選舉之前就已經對這一做法持開放態度。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對以色列的支持正在減弱,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雙邊關係已經成熟,不再需要大量的外國援助。 伊朗 中期選舉結束後不久,總統恢復了對伊朗的有限軍事打擊,目標是該國的防空系統。他提出的各種選擇——更多軍事打擊、經濟扼殺或雙邊協議——與選舉之前完全相同。 在新當選的國會議員於1月就職之前,國會甚至無法開始嘗試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預計,如果屆時尚未達成協議,民主黨試圖逐步結束戰爭的努力,其象徵意義將大於實際影響,因為川普先生不太可能在其戰略目標上作出妥協。 俄羅斯 在選舉之前,國會兩黨就已經形成了一種情緒,即應當對俄羅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以結束其對烏克蘭的戰爭。在中期選舉之前,眾議院最近一次關於援助烏克蘭和制裁俄羅斯的重大投票中,即2026年6月4日,18名共和黨議員與207名民主黨議員及一名獨立議員共同投票,通過了援助和制裁方案,而194名眾議院共和黨議員投票反對。國會內部的這種情緒不太可能改變。根據形勢的發展,如果莫斯科在1月之前未能達成協議,川普總統可能非常願意支持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 歐洲安全 在11月投票之前,兩黨就已經對進一步削減美國駐歐洲部隊持懷疑態度。在新一屆國會中,這種懷疑態度很可能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儘管如此,這不太可能成為政府願意為之展開爭鬥的問題。畢竟,雖然總統一直呼籲歐洲承擔更多自身常規防務責任,但他也重申了對美國在北約東翼——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和羅馬尼亞——駐軍的重視。這一問題引發的衝突將少於預期,而關於歐洲新安全架構的討論,可能不會使當地的實際情況發生太大變化。美國留在歐洲的大部分軍事力量結構,對於美國向其他戰區投射力量至關重要。 中國 在中期選舉之前,兩黨都支持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這種支持將繼續存在。從軍事角度來看,政府很可能不會反對任何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存在的努力。如果中國不滿足美國的經濟要求,川普總統很可能支持國會對北京採取更強硬的路線。 選舉後的未知因素 美國國防開支 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是“以實力求和平”。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將如何看待未來的國防開支,目前尚不清楚。民主黨完全可能仿效奧巴馬(Barack Obama)時期的模式,將國防開支與增稅和增加國內開支掛鈎,即每為國防支出一美元,就為國內項目支出一美元。這是一套將導致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的方案,而川普總統絕不會同意。這很可能成為一個充滿爭議、不斷變化的問題。川普的核心倡議,例如“金穹”計劃以及太空軍的資金撥款,都可能被當作政治籌碼。國會還可能積極嘗試迫使政府撤銷赫格塞思部長的許多政策倡議。 國會將轉向中間偏左還是極左? 在若干問題上,新當選的極左翼民主黨國會議員,即那些倡導民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議員,與民主黨的傳統政策存在分歧,例如要求對以色列實施更多制裁。判斷民主黨政治重心所在的一個風向標,將是國會領導層如何處理這些不同觀點,以及這些觀點如何影響未來兩年的立法優先事項。 世界將如何行動? 可能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許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既取決於世界各國的行動,也取決於美國兩大政黨的行動。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或伊朗革命衛隊是否會決定停止爭鬥並達成協議?歐洲國家和其他國家在應對中國問題時,是否會使自己的政策與華盛頓保持協調一致?加拿大這樣的盟友是否會與美國達成協議,還是僅僅繼續奉行 “等待川普下台” 的政策?各國會更多地支持川普政府積極進取、促進增長的能源政策,還是頑固地堅持脫碳戰略? 例如,日本將繼續鞏固其與川普總統的夥伴關係。烏克蘭很可能繼續將實現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因為烏克蘭無法等待兩年,直到民主黨政府上台,尤其是在不知道民主黨政府可能採取什麼政策的情況下。 另一方面,中國、俄羅斯、中東國家以及許多歐洲大國可能採取對沖策略。它們的行動對政治穩定和全球經濟產生的累積影響,將影響美國的經濟和外交政策決策。 事態發展的可能性 最可能:兩黨目前都維持現狀 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景是,兩大政黨都加倍推進各自當前的議程,維持現狀。由於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意見相左,而且不太可能取得政策突破,共和黨和民主黨只會對各自在外交和經濟政策方面的敘事與立場作出小幅調整。 不太可能:未來兩年發生重大轉變 共和黨和民主黨都不能主要受黨派意識形態的指導,而必須考慮這樣一個選民群體:他們越來越將政府的表現及其對日常生活的影響,視為決定投票選擇的關鍵因素。為了在2024年取得重大政治勝利,川普先生從民主黨的傳統選民基礎以及搖擺選民和獨立選民中 “借來” 了大量選票。民主黨則在2026年將這些選民重新 “借了回來” 。 為了在2028年總統選舉前夕發揮影響力,兩黨將在未來兩年逐步塑造各自的政治敘事和行動;在這一過程中,它們將一方面着眼於保持對自身黨派身份的忠誠,另一方面着眼於為普通美國人帶來實際成果。 因此,無論這些變化是否會在2028年選舉之前的競選周期中得到明確預示,世界都可以預期,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無論是否具有戲劇性——都要到2029年才會開始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