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美國負責歐洲和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的大西洋理事會魏瑟家族傑出研究員丹尼爾·弗里德（Daniel Fried）和曾任歐洲議會工作人員的大西洋理事會歐洲中心高級主任約恩·弗萊克（Jörn Fleck）近日在《大西洋理事會網站》發表報告－－“德國人最想了解中期選舉後美國的哪些情況”，與君分享：

要點

• 德國外交政策思想界謹慎樂觀地認為，新一屆美國國會將制約川普政府向俄羅斯作出讓步的意願。

• 然而，他們也在努力接受一個更深層的認識：跨大西洋關係不會回到美國提供安全庇護的“美好舊時光”。

• 五角大樓的兵力態勢評估隨時可能公布，德國可能面臨加大歐洲安全投入的壓力，而支持本國承擔更強國防角色的德國總理，正因國內支持率低迷而陷入困境。

柏林——與許多歐洲人一樣，德國人以極大的興趣關注美國中期選舉，而且對情況的了解之深入令人驚訝。上周三清晨，也就是美國人投票後的第二天，我們抵達柏林。在隨後的二十四小時裡，來自議會、政府、智庫以及柏林各處酒吧的德國人，接連向我們拋出有關具體選戰和計票結果的問題。國會中的共和黨人如今是否會更願意在某些政策上與白宮分道揚鑣？贏得密歇根州參議員席位的民主黨候選人阿卜杜勒·薩耶德（Abdul El-Sayed），是否會像反對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一樣，也反對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我們指出，從薩耶德的文章和聲明來看，他支持烏克蘭抵禦俄羅斯侵略。）當然，德國人還詢問，民主黨的勝利對川普（Trump）政府眼下的行動以及美國外交政策的長期方向意味着什麼。

最緊迫的問題或許是，中期選舉是否會影響五角大樓正在進行的兵力態勢評估。這項評估於7月啟動，預計隨時可能公布，外界普遍預計它將建議在一定程度上削減駐歐美軍。正當俄羅斯針對歐洲大陸的侵略不斷升級之際，大規模而迅速的裁軍將給歐洲人帶來額外壓力。與我們交談的德國人想知道，在國會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背景下，應當如何解讀川普政府最終提出的建議。

在每次會面中，德國人都對川普政府持續向烏克蘭施壓、向俄羅斯提供經濟利益感到不解。包括川普第一屆政府在內的歷屆美國政府，不是一直警告歐洲，尤其是德國，不要過度依賴俄羅斯能源嗎？川普真的認為，經濟利誘能夠說服克里姆林宮結束對烏克蘭的戰爭嗎？我們的交談對象指出，這種思維多年來一直困擾着德國的對俄政策，而德國終於醒悟了。我們不斷聽到這樣的看法：面對克里姆林宮的頑固態度，大棒確實可能比胡蘿蔔更有效。

隨着消息傳出，川普政府的烏克蘭和平談判代表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和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準備將同俄羅斯就歐洲安全展開廣泛討論，作為解決俄烏戰爭的一部分，德國人的這些擔憂愈發強烈。這長期以來一直是克里姆林宮的立場。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前，俄羅斯實質上要求北約撤走自1997年以來部署在新成員國的軍事力量和基礎設施；1997年，捷克、匈牙利和波蘭獲邀開始入盟談判。當時，美國及其歐洲盟友拒絕了這一招，同時提出以更平衡的方式就歐洲安全進行談判。但川普政府最近的聲明引發了歐洲的擔憂，認為白宮正被克里姆林宮耍得團團轉。經驗豐富的德國安全專家對此表示震驚：在未能通過經濟激勵說服克里姆林宮就烏克蘭和平進行談判後，美國政府似乎正在擴大報價，將安全讓步也包括在內，卻沒有得到任何回報。

與我們交談的許多德國人，都歡迎中期選舉可能帶來的一個結果：國會將制約川普政府中那些似乎過於急切地想以犧牲烏克蘭和歐洲安全為代價、為俄羅斯解困的人。但美國與莫斯科達成糟糕協議的迫切危險，也讓他們感到不安。他們還在努力接受一個更深層的認識：跨大西洋關係不會回到某種“美好舊時光”，讓德國可以安然置身於美國的安全庇護之下。他們承認，川普已經在一場重大爭論中獲勝：歐洲整體，尤其是德國，需要為自身防務做得更多。德國外交政策界和戰略界已經接受了這一現實，如今正努力思考這在實踐中意味着什麼。

好消息是，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已經認識到，無論美國外交政策在川普時代接近尾聲以及此後如何發展，歐洲人都“必須依靠自身力量捍衛並維護我們的利益”（“依靠自身力量”這一措辭意味深長）。他是對的，而且德國正在做很多事情：迅速擴充軍力，在立陶宛部署一個作戰旅，以防範俄羅斯可能發動的侵略，並加大援助力度，成為歐洲對烏克蘭最大的援助國。今天有報道稱，默茨要求歐盟全部二十七個成員國承諾為烏克蘭提供資金，以此作為德國批准歐盟下一期預算的條件；德國是歐盟最大的國家出資方。越來越多的德國領導人和專家正與默茨一道，終於擺脫感情用事、負罪感和愚蠢的幻想，準確評估俄羅斯的威脅。

壞消息是，德國公眾輿論可能尚未跟上這一戰略重新評估。默茨本人並不受歡迎，儘管這主要是出於與他支持德國承擔更強安全角色無關的原因。親俄的德國選擇黨支持率大幅上升，而較為親西方的德國人只能寄望於其支持率已經觸頂。俄羅斯針對德國的侵略行動，可能意在恐嚇德國社會，使其不敢承擔默茨所設想的領導角色。然而，德國的領導作用將不可或缺。在歐洲較大的國家中，英國將注意力集中於國內；法國即將舉行總統選舉，親俄的民族主義者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可能勝出；而波蘭儘管經濟和軍力迅速增長，並擁有強大的戰略文化，卻因總統與總理之間一場令人元氣大傷的爭鬥而分心。

自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於1989年呼籲建立“領導夥伴”關係以來，美國歷任總統一直尋求更平衡的美德關係。幾個月後，柏林牆倒塌，距今天正好三十七年，但“領導夥伴”的願景在很大程度上始終未能實現。如今，俄羅斯威脅重新抬頭，美國在歐洲的戰略角色處於變動之中，實現這一願景的時刻已經到來。德國外交政策思想界和政治人物似乎認識到了這一點。德國或許認為自己尚未準備好。1945年的美國也曾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