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安布罗斯咨询公司管理合伙人克里斯蒂安·阿尔廷·冯·格绍（Christiaan Alting von Geusau）于上周五9月18日发表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的政治评论。格绍先生指出，“罗马教廷没有军队，但它拥有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影响范围、持久性和接触渠道”： 简而言之 “教皇！他有多少个师？”这句话最常被认为出自苏联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之口，据说他是在1935年与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的一次交谈中说出这句话的。它概括了当时人们对于教皇权力和影响力的现实了解得多么少，也概括了今天人们对此依然了解得多么少。 尽管教皇确实没有任何军事师团，但在国际舞台上，他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外交和道德力量。那些缺乏历史意识并对宗教缺乏基本认知的人，往往会忽视或嘲笑这一点。然而，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不希望与教皇会面并与他合影。为什么会这样？ 历史最悠久的外交机构 首先，教皇制度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即拥有一个从未中断的外交机构，其历史始于1,500多年以前。当时，四世纪和五世纪的教皇开始向帝国当局派遣首批使节。到了六世纪，这种安排变得更加常设化，教皇派驻君士坦丁堡帝国宫廷的常驻代表——教皇驻宫代表——由此出现。 目前仍然存在的、由宗座大使领导的常设外交使团形式，始于15世纪。到了16世纪，这种做法被写入教会法。根据教会法，宗座大使不仅是古典外交意义上的大使，同时也是教皇与当地天主教会之间的直接联络人。归根结底，正是这一发展——教皇权威的世俗层面和精神层面由此正式结合起来，而教皇方济各最近又通过外交机构改革重新确认了这一点——使教皇外交成为一个如此强大而独特的制度。稍后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教会、城邦与主权实体 第二，需要理解的是，在世界舞台上，梵蒂冈（或梵蒂冈城）、罗马教廷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三者都由同一位教皇领导，教皇也被称为罗马教宗，目前是利奥十四世。尽管这三个实体彼此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但它们各自拥有界定明确的不同职能和不同的法律地位。 罗马天主教会是什么，其含义不言自明：它首先是一个遍布全球的基督教共同体，信徒加入其中并实践自己的信仰。在组织上，教会具有等级结构，并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每一个国家。最常见的是通过正式形式存在，即由主教领导、由各个堂区组成的教区，同时还有各种各样受教会法管辖的修会和信徒组织。 被视为“基督活的身体”的教会，也可能以非正式的方式存在，但其重要性丝毫不减。在那些没有正常运作的教区的地方，教会通过由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组成的当地（地下）天主教团体存在。例如，这类团体广泛存在于中国。中国不容许宗教自由，也不承认教会的普世性，或教皇作为教会领袖对世界各地所有信徒拥有教会法管辖权。 相反，中国正迫使天主教信徒加入由国家控制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本身并未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正式承认。但是，为了信徒的利益，教会确实允许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展合作，而且教会与中国政府之间仍然存在一项秘密协议，该协议最初于2018年签署，内容涉及任命同时能够为教皇和中国政府接受的主教。 中国的情况很好地说明了，在罗马天主教会的整个历史上，围绕主教任命问题，教会与国家当局之间经常存在紧张关系，甚至发生冲突。有意思的是，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要求对主教任命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一些实行宗教自由的民主国家也保留着这种做法，例如奥地利，新主教的任命必须得到部长会议批准。这些例子本身就证明了天主教会在社会中的地位具有何等分量；否则，世俗政府为什么会希望在精神领袖的任命中发挥作用？ 梵蒂冈是一个主权城邦，根据1929年与意大利签订的《拉特兰条约》建立。这项条约最终解决了围绕原教皇国失去领土而长期存在的争端。在意大利统一过程中，那些领土被纳入新近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而意大利统一于1870年完成。教皇国此前已经存在了1,100多年。自1929年以来，梵蒂冈城根据国际法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拥有一块非常狭小的领土，以及散布在罗马市内及其周边、享有治外法权的其他地产，同时拥有国际边界、公民、护照、法律以及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全部机构，例如法院体系。 梵蒂冈城位于罗马之内，处于意大利国界以内，但独立于意大利。它是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教皇担任国家元首。因此，它没有议会，也没有选举。法律由教皇颁布，并由梵蒂冈自己的警察（宪兵）和法院体系执行。著名的瑞士卫队可以被视为梵蒂冈城的军事力量以及教皇的私人卫队。梵蒂冈不是欧洲联盟成员。不过，罗马教廷在联合国拥有常驻观察员地位，并参加许多其他国际组织。 罗马教廷是一个根据国际法得到承认的主权实体，最恰当的描述是：它是由教皇领导的最高治理机构，将梵蒂冈城与罗马天主教会、世俗层面与精神层面结合在一起。罗马教廷在法律上同时代表罗马天主教会和梵蒂冈城国，也是外交世界与之打交道的主权实体。梵蒂冈城本身则提供主权领土，使罗马教廷获得其在国际法上所需要的地位。在1870年以前，这一世俗基础是教皇国。 罗马教廷甚至拥有一所已有325年历史的外交学院——宗座教会学院，未来的宗座大使和其他外交人员在那里接受培训，为进入罗马教廷遍布全球的外交队伍服务做准备。罗马教廷与184个国家保持全面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十分活跃。在其漫长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它经常在世界各地交战各方之间的和平谈判与和解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大多没有得到报道。然而，从世俗角度来看，也正是在这一领域，罗马教廷的外交重要性体现得最为明显。 教皇的软实力 第三，为什么罗马教廷的外交很重要？ 罗马教廷的外交努力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关系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与任何其他获得承认的主权实体不同，尽管它领土极其狭小，而且没有军事或经济实力，但它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数量非常庞大的人员（包括平信徒和神职人员）、稳固的组织结构以及当地的人力情报——与此同时，它自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中立，而且也被视为如此。 同样正是由于缺乏军事或经济实力，罗马教廷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并不构成威胁，因此能够展现出一种近乎理想形式的软实力。 这与其受到《福音书》启发的核心使命有很大关系，尽管这一使命过去并非始终得到遵守，那就是带来和平并照顾穷人和病人。对于国际外交中的一个主权实体而言，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组合。 因此，罗马教廷，尤其是由教皇本人及其职位所代表的罗马教廷，拥有强大的道德地位，并通过教宗的著述以及他针对国际事务的外交干预和公开声明来表达这种地位。 教皇外交发挥作用的地方 1963年6月10日，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呼吁作出新的努力，与苏联实现和平。在发表这篇演讲时，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皇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令人难忘的通谕《和平于世》的启发，这份通谕仅仅在两个月前的1963年4月11日发表。影响更为深远的是1978年当选的波兰籍教皇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他在1989年铁幕倒塌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前，他曾一再呼吁尊重所有民族的人的尊严，并通过低调但强有力的外交支持异议团体，尤其是波兰极具影响力的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据其长期领导人、后来担任波兰总统的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所说，教皇1979年访问波兰是促成该组织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更近的时期，教皇外交的有效性清晰可见。教皇方济各（Francis）通过公开声明和亲自进行外交干预，为南苏丹的和平进程和停火作出了重大贡献。2019年4月，他在梵蒂冈的一次灵修活动中接待了总统萨尔瓦·基尔（Salva Kiir）和反对派领导人里克·马沙尔（Riek Machar），恳求他们停止杀戮。这一举动帮助巩固了此前一年9月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的《重振和平协议》，并为由圣艾智德团体斡旋的罗马对话铺平了道路。 在2012年至2016年哥伦比亚与反叛运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和平谈判中，罗马教廷在当地天主教主教的帮助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当地天主教主教至今仍在力所能及之处继续推动对话。在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中，罗马教廷与双方都保持着直接外交联系，并主要参与人道主义事务，包括让战俘以及遭绑架的儿童返回自己的家庭。 最近，罗马教廷更进一步，派遣其国务关系及国际组织秘书保罗·加拉格尔总主教（Paul Gallagher）前往莫斯科执行和平使命。同样积极主动的作用也体现在仍在持续的加沙冲突中。在那里，包括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皮耶尔巴蒂斯塔·皮扎巴拉枢机（Pierbattista Pizzaballa）在内的人士，在人道主义事务上担任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所信任的对话者，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哈马斯和以色列政府。2026年初，我在耶路撒冷拜访宗主教，并在伯利恒探访他的信众时，亲眼看到了这种作用如何发挥。 这些只是教皇外交最近的一些例子。另一个例子是，罗马教廷如何再次主要通过教皇的声音，影响有关技术、经济以及其他发展问题的公共辩论和随后的政策制定，例如备受争议的人工智能问题。教皇利奥十四世（Leo XIV）在他的第一道通谕中写道： 人类成为自身成就受害者的危险，早已被圣保禄六世（Paul VI）清楚地认识到。他曾警告说：“最非凡的科学进步、最令人震惊的技术壮举以及最惊人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真正的道德和社会进步相伴，长远来看都将与人背道而驰。”因此，技术进步——其本身具有价值——要求我们审慎辨别指导它的人类学愿景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标。 教皇关于人工智能的通谕《人性的伟大》获得了国际媒体广泛而且大多正面的报道。2026年5月25日，这份备受期待的文件在梵蒂冈正式发布时，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导者都希望被人看到与教皇利奥十四世同场亮相。安思罗普联合创始人克里斯·奥拉（Chris Olah）在那场活动上发表讲话这一事实颇能说明问题。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份通谕发表以来，有关人工智能的公共辩论越来越多地呼吁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讨论伦理问题，并让信仰团体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开发和部署所必需的防护规范。在最近一期专题版《经济学人》中，社论《人工智能能够产生意识吗？》引用了利奥关于人工智能的通谕《人性的伟大》。 2015年，教皇方济各发表了通谕《愿祢受赞颂》，讨论我们蒙召应当如何照料共同的家园。正如他所写：“因此，我迫切呼吁展开一场新的对话，讨论我们正在如何塑造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我们需要一场所有人都参与的对话，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环境挑战及其人为根源关系到并影响着我们所有人。”这份教皇文件一直受到国际政策制定领域的讨论，并继续成为处理环境和气候问题的立法者与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指导来源。 这些案例凸显了罗马教廷作为一股国际事务中值得关注的力量所具有的持久重要性，其中也包括任何影响普通公民生活的当前事务。教皇就环境或人工智能发表的公开言论并非例外。由于这些言论吸引了媒体关注，它们只不过是罗马教廷外交和信息传递通常更加低调的力量的一种更为显眼的表现形式。 然而，大多数政治人物和媒体仅仅通过纯粹的政治视角来看待教皇和罗马教廷的言论、行动与不作为。他们通常无法理解其中经过审慎思考、具有多重层次的讯息，这种讯息将牧灵、神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和政治方面的洞见结合在一起，并且来自教皇特有的广阔视角，而这是其他任何世界领导人都不具备的。正是这一点，使教皇外交及其信息传递具有如此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同时也如此广泛地遭到误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