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妮·普萨基（Stephanie Psaki）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2023年至2025年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全球卫生安全协调员。昨天9月18日，斯蒂芬妮·普萨基女士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这篇评论，旨在提醒人们和各国政府重视刚果向全球发出的警告：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是对全球卫生安全现状的一份令人震惊的控诉。这场疫情本应能够得到控制；对卫生官员和卫生机构而言，几乎没有哪一种威胁像埃博拉这样为人所熟知。埃博拉病毒最早于1976年在刚果北部（当时称扎伊尔）被发现；此后，它们在该国引发了16次疫情，并在该地区引发了数十次疫情。埃博拉的致死率仍然极高，但在过去五十年里，医疗专业人员和各国政府已经学会如何诊断这种疾病、发现其传播，并在及早发现时阻止其蔓延。然而，今年年初以来已经在刚果各地造成3500多人死亡的这场疫情，已经成为该国经历过的最致命疫情，也是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的一次。尽管最近出现了一些取得进展的迹象，但距离控制住疫情仍然遥遥无期。

今年埃博拉疫情难以得到控制，对于世界有效应对未来生物威胁的能力而言不是一个好兆头。自然产生的病毒正在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拜登政府执政的四年间，有记录的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疫情——后者是由同一病毒科引起的另一种致命疾病——共发生12次，而此前四年只有5次；目前的川普政府很可能面临更多疫情，因为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它已经应对了5次疫情。而致命病毒因事故或蓄意行为而被释放的风险也正在上升。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正在处理高风险病原体，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之后研究活动激增，而利用人工智能设计新型病毒也正变得越来越容易。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思罗披露了5起科学家使用其人工智能软件克劳德从事可能有助于生物武器研发的研究案例，其中包括研究能够逃避人类免疫系统的禽流感变种。这份报告证实了人们的担忧，即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帮助恶意行为者获得生物武器。

与此同时，由于川普政府削减美国国内外的疾病监测和疫情防范项目，全球卫生体系已经遭到削弱。但早在美国总统川普登上政治舞台之前，这一体系就已经摇摇欲坠。全球威胁监测程序存在重大缺口，不稳定的资金模式拖延了疫苗研发，而且大多数国家对常规、全面的卫生服务投资不足。华盛顿和其他捐助方往往会在危机出现时加大投入，但在紧急情况下仓促拼凑应对措施，远非处理生物威胁的最佳方式。今天，这种做法正在艰难地试图控制埃博拉。当一种新的、鲜为人知的病原体开始传播时，世界需要做好充分得多的准备。

刚果危机

刚果目前这场疫情很可能至少在八个月前就已经开始。早在1月，该国东北部小镇蒙布瓦卢的居民就曾描述，一些家庭全家因一种神秘疾病而死亡。病毒传播了数月，直到5月中旬，刚果政府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确认了这场疫情的源头。到那时，刚果多个社区已经发现了数百起病例，乌干达也确认了两起病例。考虑到最早死亡病例发生地位置偏远、当地持续存在冲突，以及导致此次疫情的本迪布焦病毒十分罕见，在发现疫情方面出现一定延误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以往从未有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在被发现之前传播得如此之远，这一事实表明，全球卫生体系在应对生物威胁方面正变得准备更加不足，而不是更加充分。

疫情得到确认四个月后，来自刚果政府、世界卫生组织以及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应对人员仍在艰难地试图控制疫情。死亡率维持在约50%，远高于过去本迪布焦病毒疫情的水平，而且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发生的死亡病例中，有60%发生在医疗机构之外。这两种情况表明，实际患病和死亡人数高于官方数字，而且这种疾病仍在卫生官员触及不到的地方继续传播。尽管最近出现了一些取得进展的迹象，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警告说，如果疫情目前的发展轨迹持续下去，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2014年至2016年间席卷西非、造成超过1.1万人死亡并感染近3万人的那场疫情。

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几乎肯定削弱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刚果政府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能力。职业公务员尼古拉斯·恩里奇（Nicholas Enrich）曾在川普政府执政初期短暂领导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全球卫生工作，他在自己的著作《投入碎木机》中描述了自己如何试图说服由政治任命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领导人，重新启动埃博拉应对工作的合同；这些合同是在乌干达2025年1月开始暴发埃博拉疫情期间被取消的。尽管川普政府表示这些项目已经恢复，但美国国际开发署过去的合作伙伴，包括国际救援委员会和乐施会，都公开证实，华盛顿在2025年停止资助它们在刚果东部开展的卫生项目。川普政府还解雇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大多数卫生安全工作人员，撤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后成立、专门负责卫生安全和生物防御的团队，并让国会依法设立的白宫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政策办公室领导职位空缺了一年。政府还裁撤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千个工作人员职位，其中包括该中心全球卫生中心的整个部门，并禁止该机构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沟通。在经历所有这些削减和限制之后，埃博拉病毒得以传播四个月，而没有美国专家或合作组织发出任何警报。

川普政府坚称，其行动并未影响埃博拉疫情的发现或控制；相反，一名白宫发言人今年5月声称，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削减使“整个全球卫生体系变得更加高效、反应更加迅速”。然而，很难相信，关闭办公室、解雇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终止疾病监测和应对合作关系，与此次埃博拉疫情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疫情之一毫无关系。最近几个月，华盛顿一直在仓促填补此前削减造成的缺口，其中包括填补空缺职位，并承诺为埃博拉应对工作提供超过5亿美元的援助——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承诺提供的金额。但是，当负责实施应对工作的卫生体系已经因为援助削减而受到损害时，这些紧急措施会变得成本更高、效果更差。

举步维艰的体系

也许比美国减少对疫情预防工作的支持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全球卫生体系中一系列更广泛的失灵。在疫情出现后的最初几天或几周内发现它，对于迅速控制疫情至关重要。但是，这次疫情已经表明，现有的病毒早期发现程序并不充分。几十年来，卫生工作人员一直依赖于在已知属于高风险地区的地方针对特定病原体进行检测——例如在刚果检测埃博拉病毒，或者在阿根廷检测汉坦病毒。这样的体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今年早些时候，刚果东北部的卫生官员手头拥有埃博拉病毒检测试剂，但这些检测并不是为了识别本迪布焦病毒种而设计的。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一种不同寻常的疾病毒株开始传播的情况。病毒会发生变化。感染者会登上飞机，前往受到监测较少的地区。扩大现有检测试剂的供应也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办法；检测往往价格昂贵，而且卫生工作人员通常需要接受专门培训才能实施检测。

埃博拉开始在刚果传播后，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应对人员本应能够与受这种疾病影响的社区密切合作。然而，不信任和恐惧已经导致针对卫生工作人员和医疗设施的数百起袭击，并且总体上使应对团队难以确认感染者，并采取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这些障碍并不令人意外。刚果各地数百万人原本就在应对疟疾、麻疹和营养不良；仅2024年，就有超过2万人死于疟疾。但是，只有当埃博拉这种具有传播到世界各地潜力的疾病进入他们的社区时，来自高收入国家和多边机构的资源才开始大量涌入。当同一个全球卫生体系没有处理人们正在遭受的其他危机时，人们自然会对国际社会控制某一种紧急疫情的努力持怀疑态度。这种对其他疾病相对缺乏关注的状况也造成了实际问题：由于埃博拉的早期症状，例如发烧，与其他常见疾病的症状相似，许多人直到病情已经非常严重时才寻求治疗，从而增加了他们死亡的可能性以及传播病毒的可能性。

致命病毒因事故或蓄意行为而被释放的风险正在上升。

地区安全局势不稳定也阻碍了发现和控制疫情的努力。刚果东部数十年来一直深陷冲突，而乌干达和卢旺达边境沿线的战斗在过去几年中进一步恶化。据估计，已有900万刚果人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逃往邻国，或者逃到缺乏供水、卫生设施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拥挤难民营。这些难民营本来就已经在艰难应对高发的疟疾、麻疹和霍乱，而如今埃博拉也开始在这些难民营内部传播的风险正在上升。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暴力活动危及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也使向刚果东北部运送物资变得困难。政治领导人知道，冲突正在拖慢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的进展。但是，在他们找到实现和平的道路之前，卫生体系需要拥有更有效的工具，以便在冲突环境中运作，包括寻找更简便的物资运输方式，为卫生工作人员建立个人防护装备储备，与能够帮助传播准确信息、受到当地民众信任的地方领导人建立更牢固的合作关系，以及为流离失所的社区维持正常运转的卫生、供水和环境卫生基础设施。

也许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中最令人看到希望的因素，是针对本迪布焦病毒的疫苗研发速度相对较快。在确认疫情后的12周内，第一剂疫苗就在一期试验中完成接种，所用时间仅为研究人员在2014年埃博拉危机期间达到同一阶段所需时间的一半。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速度得益于美国和欧洲对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这一公私合作机构以及政府运营的乌干达病毒研究所等机构的长期投资。这些机构和其他组织事先已经收集了关键材料、建立了实验室并培育了科研合作关系，因此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已经做好了投入使用的准备。

然而，尽管这一研发过程已经如此迅速，任何一种新的候选疫苗能够用于为更广泛的公众接种之前，仍然需要数月时间。目前，疫情控制工作仍然完全依赖接触者追踪和隔离等公共卫生措施，而这些措施需要一支规模庞大、协调良好的应对团队。疫苗研发需要进一步加快，但目前的体系并不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设计的。资金往往只有在危机已经发生之后才会出现。科学家在当前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具备开发并开始测试针对本迪布焦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方法的能力；他们所缺少的是资金和政治支持。

填补缺口

最近这场埃博拉疫情暴露出了世界应对最可预测的卫生紧急情况的能力所存在的严重缺口。下一种威胁可能要复杂得多。上个月，《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证实，人类首次利用人工智能成功合成了一个完整且具有功能的病毒基因组。本月，安思罗证实，多个国家的科学家正在以可能造成广泛危害的方式使用其人工智能模型。在非常近的未来，恶意行为者可能能够在家中利用人工智能设计病毒，而且这些病毒可能被蓄意设计成能够逃避人类免疫系统和现有应对措施。

当前这场危机应当成为一次警钟，就像十年前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样。那场疫情促使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投资新的研究与开发，由此研制出一种埃博拉疫苗，此后这种疫苗一直被用于挽救生命并控制多次疫情。它推动美国政府建立应对生物威胁的新程序，并在美国本土建立了13个专门医疗单元，使医务人员能够安全地照护感染埃博拉以及其他高度致命疾病的患者。它还促使非洲联盟于2017年成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高了非洲大陆应对地区性疫情的能力。

今天，各国政府与私营部门和多边机构一道，拥有一个类似的机会来加强全球卫生安全。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在于创新。一些正在增加生物武器风险的相同技术进步，也使美国和其他国家有可能建立国家级体系，迅速发现已知和未知的生物威胁，并在威胁出现时快速开发检测手段、治疗方法和疫苗。美国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也有动力在未来几年内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并在国内部署。理想情况下，随后还应将其推广到全球。然而，各国需要就如何为这一体系提供资金达成某种国际协议，以便刚果这样的关键国家能够参与其中；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可能不愿加入，中国一直拒绝分享有关新冠疫情起源的完整信息。然而，即使一个早期预警体系覆盖了全球大部分地区而非所有地区，也仍然会比目前实施的监测程序有所改善。

资金往往只有在危机已经发生之后才会出现。

疫苗研发同样需要更多投资和政治承诺。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机构已经在努力改变当前这种模式——这种模式迫使科学家在卫生危机已经发生之后才仓促行动——它们正在针对整个病毒科开展医疗应对措施研究，以便当某一种特定病毒引发疫情时，可以轻易地进行调整。但是，它们需要时间和更多资金。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一个完整的全球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体系每年大约需要105亿美元的国际资金，其中大约20亿美元将用于研究以及获取疫苗、治疗方法和物资。这是一笔巨款，但仍然比任由致命疾病传播的代价低；据估计，仅新冠疫情就给美国经济造成了14万亿美元的损失。各国政府需要牵头开展跨境合作，包括迅速共享信息，制定生产和分配疫苗及其他医疗产品的计划，以及精简监管和法律体系。但是，它们也应当寻求与人工智能公司的合作，这些公司的技术专长能够帮助加快研发具有更广泛保护作用的疫苗。

最后，需要更加明确地划分地方、地区和多边卫生机构之间的职责。各国政府必须确保社区免受疟疾和麻疹等已知威胁的侵害，并在必要时与外部参与者合作。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其他地区性机构，由于相较于全球机构对各国政府承担更多责任，应当承担建立跨境监测和沟通体系的任务。而在多边层面，世界卫生组织必须专注于其核心使命，即针对跨境卫生威胁提供技术指导，并帮助协调疫情应对工作，而不是屈从于成员国的压力，把其有限的工作人员和预算分散到过多的卫生问题上。

目前这种临时拼凑的体系过度依赖美国动员人员和资源，以应对每一次新的紧急情况。它在控制埃博拉方面已经举步维艰。而当一种远不如埃博拉为人熟悉的病原体引发疫情时，它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困难。各国政府需要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全球卫生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