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派》杂志昨天10月12日凌晨发表胡安·戴维·罗哈斯（Juan David Rojas）的报告和评论－－“以色列如何征服拉丁美洲右翼”。胡安·戴维·罗哈斯是《闻所未闻》的专栏作家，报道拉丁美洲和伊比利亚半岛事务。他强调－－“从布克尔到博索纳罗，该地区的保守派已经学会热爱犹太复国主义”：

哥伦比亚新总统阿韦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Abelardo de la Espriella）上任后的首批举措之一，是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主张。几个月前，目前正与现任总统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展开激烈角逐的巴西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ávio Bolsonaro），曾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会面，并向他们表达了“全力支持”。（小博索纳罗还表示，如果当选总统，他的首次国际访问将前往他和以色列至上主义者所称的“犹太和撒马利亚”。）

从圣地亚哥到特古西加尔巴，拉丁美洲最新一波右翼政府深化了与以色列的关系——尽管该地区大多数居民仍持怀疑态度。

除少数中美洲国家外，拉丁美洲公众对以色列的看法绝大多数是负面的。2026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60%的智利人、56%的哥伦比亚人、55%的阿根廷人、54%的巴西人和50%的秘鲁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仅在21%至29%之间）。在这些国家，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没有信心”。那么，如何解释公众舆论与右翼政府立场之间的鲜明差异？

基本上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正如我在本刊上一期所论述的，第一个因素围绕拉丁美洲精英的自我憎恨，以及与之相关的、对据称更发达国家的崇拜——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及其盟友。从受过高等教育的右翼商人和政治人物的角度来看，支持以色列是一种成本低、曝光度高的方式，可以借此表明对华盛顿、尤其是川普（Trump）政府的效忠。第二个因素的推动力来自福音派讲坛、五旬节派巨型教会，以及悄然为亲以色列政治建立宗教基础设施的犹太复国主义外联活动。在该地区许多国家，以色列的跨国游说网络培育了具有相当政治影响力的福音派选民群体。最后，与以色列的安全关系帮助该地区一些政府实现了自身的战略目标（在某些情况下，包括监视政治对手）。

在该地区所有右翼领导人中，哥伦比亚的阿韦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可以说是最鲜明、也最犬儒地支持以色列的人。多年来，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一位为毒贩辩护的百万富翁律师——自称是无神论者，直到他在发起总统竞选之前皈依天主教。伴随着新获得的宗教虔诚，他也在一个由外交官、犹太社区领袖和福音派牧师组成的精英网络的引导下，形成了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念。2025年，当时还是候选人的他私下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Gideon Sa’ar），后者随后感谢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到2026年6月，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已表示，他相信内塔尼亚胡在加沙采取了保卫以色列人所必需的行动，而哥伦比亚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恢复并加强与以色列国的关系”。

哥伦比亚刊物《拉亚杂志》的一项调查发现，在选举期间，哥伦比亚福音派联合会组织了支持这位现任总统的守夜祈祷活动。该联合会副主席、牧师罗德里戈·巴雷托（Rodrigo Barreto）还在世界杯期间亲自会见了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Isaac Herzog）。（值得关注的是，该联合会还通过与国际旅行社“圣地之旅”的合作，推广前往圣地的朝圣套餐，而这家旅行社的哥伦比亚代表曾公开为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助选。）

曾与以色列土地开发组织犹太国家基金合作的劳尔·鲁维奥（Raúl Rubio）等福音派牧师，在新总统的竞选和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11月，鲁维奥在波哥大的移动之星竞技场举行的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竞选集会上发表讲话，向人群承诺，这位候选人将恢复与以色列的关系。几天后，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承诺将哥伦比亚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这一举措如今似乎已在推进之中。

不出所料，以色列前驻哥伦比亚领事科比·瓦勒（Kobi Valer）多年来一直在培养与保守派政治人物的关系，包括在加沙攻势期间安排哥伦比亚记者和网红前往以色列。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获胜后，以色列侨民事务与反犹太主义部长阿米哈伊·希克利（Amichai Chikli）在社交平台上庆祝这一结果，称其不仅标志着“民粹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也标志着“以色列在这片大陆上地位的加强”。

在安全方面，五十年来与以色列的武器交易和合作，给哥伦比亚带来的危害可以说不亚于益处。20世纪80年代，一家由前以色列国防军上校亚伊尔·克莱因（Yair Klein）领导的以色列雇佣兵公司，训练了后来合并成臭名昭著的极右翼准军事组织“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的敢死队；该组织创始人卡洛斯·卡斯塔尼奥（Carlos Castaño）在80年代曾有一段时间在以色列军事学校接受训练，随后返回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一家法院后来因克莱因在创建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中的作用，缺席判处他十多年监禁；他曾在俄罗斯监狱服刑，但最终逃过了被引渡至哥伦比亚的命运。几十年后，克莱因表示，地主、后来的右翼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是帮助资助其活动的人之一，乌里韦否认了这一说法。

此外，自1994年以来，哥伦比亚国有武器制造商哥伦比亚军事工业公司一直使用以色列零部件生产加利尔步枪。2024年，前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披露，在此前的杜克政府任内，哥伦比亚警察情报局曾向以色列间谍软件企业恩埃斯奥集团支付1100万美元现金，购买“飞马”软件。这笔采购部分由华盛顿出资，据称被用于截取记者和反对派人士的通信（据称包括佩特罗本人）。

与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相比，智利的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的犹太复国主义似乎根深蒂固得多，尽管它仍然是右翼精英观点的产物。作为保守的天主教舍恩施塔特使徒运动成员，卡斯特抨击其进步派前任加夫列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切断与以色列的关系。他作为当选总统的首批举措之一，是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在这个拥有中东以外最大巴勒斯坦侨民群体、且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正面态度在该地区最少的国家，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姿态。此外，与哥伦比亚不同，很难说卡斯特向以色列示好的举动服务于任何有意义的战略利益。

在饱受毒品恐怖主义困扰的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Daniel Noboa）一直是以色列最积极的捍卫者之一。2025年5月，他参观了耶路撒冷的西墙，并告诉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和厄瓜多尔“有着共同的敌人”，他承诺将与这些敌人“战斗到底”。几天后，诺沃亚谴责了穆斯林兄弟会在厄瓜多尔境内据称构成的威胁。2025年12月，这位从香蕉业大亨转为总统的人物正式将该组织列为恐怖组织，这一举措显然意在讨好耶路撒冷和华盛顿。作为背景，厄瓜多尔的穆斯林人数被认为大约在500至2000人之间，约占人口的0.01%。如果穆斯林兄弟会确实在厄瓜多尔设有分支，其成员人数很可能只有个位数。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诺沃亚拥抱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时，也获得了以色列装备。2022年，厄瓜多尔政府与以色列企业埃尔比特系统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6500万美元的合同，采购130多辆装甲车，这些车辆此后已被投入该国持续进行的毒品战争。2025年访问耶路撒冷期间，诺沃亚告诉记者，他已与以色列和阿联酋官员讨论了厄瓜多尔港口和边境口岸的安全合作。

美洲最奇特的以色列捍卫者，可以说是阿根廷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自2023年12月就职以来，米莱已三次访问圣地，并于去年成为首位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的阿根廷国家元首。米莱也是所谓“以撒协议”的策划者（这一名称仿照川普的“亚伯拉罕协议”），其目的是深化以色列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内塔尼亚胡称米莱是“以色列的伟大朋友”；在夏季世界杯期间，这位总理亲自向“哈维尔”转达祝福，借用了米莱名字与希伯来语中“朋友”一词的发音相似之处。

米莱则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形容为“正确的做法”，并将阿根廷和以色列称为“患难兄弟”。2024年，米莱政府与以色列签署了一项多年防务合作协议，确立了涉及网络能力、无人机、弹药和通信设备的合同。次年，这位阿根廷总统因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而获颁创世奖——又称“犹太诺贝尔奖”。米莱随后将100万美元奖金捐给了新成立的“以撒协议美国之友”组织。

这位阿根廷总统甚至表示，有意在卸任总统后皈依正统派犹太教——考虑到直到1994年，阿根廷宪法仍要求总统信奉天主教，这一表态令人震惊。

在中美洲以外，巴西最清楚地展示了支持以色列的宗教根源。自1990年以来，自称福音派信徒的人口比例从不足9%增长至近30%，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重要的保守派选民基础。2016年，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年至2023年在任）在约旦河受洗，这一举动帮助他巩固了福音派信徒的支持。当时，国会中强大的福音派党团——目前约占众议院议员的40%和参议院议员的25%——正在要求将巴西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由于担心危及对阿拉伯市场的清真肉类出口，博索纳罗没有推进大使馆搬迁，不过他确实落实了其他优先事项，例如任命福音派牧师安德烈·门东萨（André Mendonça）进入最高法院。

雅伊尔的儿子爱德华多（Eduardo）和弗拉维奥——后者正在进行自己的总统竞选——曾多次前往以色列朝圣，会见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议会议长阿米尔·奥哈纳（Amir Ohana）。今年2月，爱德华多与其兄弟一同表示，“很难找到我们与以色列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在竞选活动中，弗拉维奥着眼于福音派选民，反复提及巴西所谓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博索纳罗家族政治根据地里约热内卢的犯罪世界，为福音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尾声。该市最强大的贩毒团伙之一，是具有福音派背景的“纯粹第三指挥部”，它在毒品包装上使用以色列国旗，并将其控制的一片贫民窟称为“以色列综合区”。该团伙头目阿尔瓦罗·马拉基亚斯·圣罗萨（Álvaro Malaquias Santa Rosa），绰号“大鱼”，用明确的五旬节派话语描述其活动，将自己描绘为遵照神意行事。另一个著名的福音派帮派“以色列人民”起源于里约的监狱系统，发展至约有18000名在押成员，占里约监狱人口的42%。

在该地区众多犹太复国主义者中，最真诚的无疑是中美洲那些日益福音派化的共和国的右翼领导人。在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福音派信徒约占人口的40%，成为许多地方最大的宗教群体。不出所料，这与该地区政府明显转向以色列的趋势相伴而行。2018年，危地马拉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洪都拉斯于2021年效仿。

就洪都拉斯极右翼的国民党而言，对这个犹太国家的忠诚似乎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回报。在专制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ández）执政期间——他因贩运500吨可卡因而被判在美国监狱服刑45年——洪都拉斯与以色列的关系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宗教认同。2016年12月，埃尔南德斯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第二次前往耶路撒冷，与以色列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敲定一项价值2.09亿美元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是洪都拉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此类协议，包括升级该国老旧的两型战斗机，即Ｆ－５型和Ａ－３７型，采购一艘新的近海巡逻舰、“云雀”无人机，以及颇能说明问题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网络安全和监控系统。

随着左翼的希奥玛拉·卡斯特罗（Xiomara Castro）在2021年当选，国民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但以色列仍然是洪都拉斯政治中的一个因素。今年早些时候，西班牙“红色频道”公布了一批被称为“洪都拉斯门”的泄露录音，据称显示，与川普政府合作的以色列官员帮助策划了对埃尔南德斯的赦免，以及一场支持现任总统纳斯里·阿斯富拉（Nasry Asfura）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在其中一段录音中，一个据称属于埃尔南德斯的声音说道：“以色列总理将支持我们”，并将自己获释和得到赦免归功于以色列官员。这些录音还将阿斯富拉在2025年赢得的选举——川普曾威胁，除非国民党获胜，否则将切断美国援助——描述为埃尔南德斯计划重返总统职位之前的一项临时占位安排。两人还进一步详述了在洪都拉斯建立一个新的美国军事基地，以及制定有利于以色列和美国人工智能投资的法律的计划。

中美洲最令人好奇、也格外犬儒的案例，无疑是萨尔瓦多的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布克尔是信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巴勒斯坦移民的后裔，其父亲于20世纪80年代从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成为一名伊玛目，并在萨尔瓦多建立了四座清真寺。尽管如此，这位萨尔瓦多强人的政治生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争取福音派选民的基础之上。在外界质疑其信仰之际，布克尔与盟友牧师一同宣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虔诚门徒。尽管具有巴勒斯坦血统，这位千禧一代总统却一直热烈捍卫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明确将哈马斯与臭名昭著的“十三街”帮派相提并论。（不过，萨尔瓦多尚未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以色列在拉丁美洲开展外联活动最模糊的例子，或许是其在墨西哥的参与。在执政的左翼国家复兴运动的前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于2018年当选之前，以色列与墨西哥的中间派和右翼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外交与商业关系，部分基础是以色列武器和监控技术的销售。这种关系的某些部分在国家复兴运动执政后仍然延续，主要得益于墨西哥根深蒂固的联邦制。

在21世纪头十年后期和第二个十年，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ón）和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执政期间，墨西哥深化了与以色列的安全关系，并于2011年成为“飞马”间谍软件的首个外国客户（据报道，这笔交易是在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内，由恩埃斯奥集团代表与墨西哥官员达成的）。墨西哥还采购了以色列监视无人机，包括“赫尔墨斯450”和“支配者增强型”。据称，培尼亚·涅托政府部署“飞马”，主要针对的并非该国臭名昭著的贩毒集团，而是记者、人权律师，以及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2018年竞选活动。

在前往耶路撒冷参加以色列前总理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的葬礼仅几个月后，培尼亚·涅托就在墨西哥城会见了内塔尼亚胡，并接受了以色列提出的帮助墨西哥“发展”中美洲的提议。批评者将这一声明解读为，为进一步向墨西哥南部邻国销售以色列武器提供掩护。到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于2018年就职时，墨西哥已被称为“飞马”“使用最频繁的国家”，而这种做法显然在国家复兴运动执政期间仍在继续。

与美国民主党领导层一样，拉丁美洲的一些左翼政党也与以色列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关系。就国家复兴运动而言，该党数量令人意外的一小部分成员——主要在州一级——一直与以色列同行保持关系。遵循墨西哥历史悠久的不干涉政策，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和具有犹太背景的现任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通常都避免评论中东事件，包括直到2025年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攻势是否构成种族灭绝发表评论。

2024年9月，国家复兴运动的州长萨洛蒙·哈拉（Salomón Jara）主持了一场交接仪式，将从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采购的突击步枪交给瓦哈卡州警察。根据墨西哥法律，只有由军方管理的国防部可以合法买卖武器。然而，国防部有义务按各州政府提出的订单进行采购，这意味着墨西哥的32位州长（无论属于哪个政党）实际上都可以制定自己的采购政策。例如，瓦哈卡州官员声称，这笔突击步枪交易是通过国防部进行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后来则坚称，合同是由州政府直接签署的。无论在州级还是国家层面，墨西哥从埃尔比特系统公司、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和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采购的装备和服务总值至少达到5000万美元，其中包括埃尔比特的“赫尔墨斯900”无人机。

拉丁美洲右翼的犹太复国主义，归根结底取决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在一个层面上，支持内塔尼亚胡是一种可以向华盛顿展示、并有可能兑换成回报的凭证：安全援助、救助资金、关税减免、外交掩护或赦免。在另一个层面上，尤其是在巴西和中美洲，支持以色列能够动员一个真实存在、迅速扩大的宗教选民群体，这个群体具有显著的政治影响力。最后，在一些国家——最突出的是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犹太复国主义通过确保获得弹药、防务装备和情报能力，服务于更具战略性的目的。（当然，与以色列的安全关系同样经常对公众造成伤害，尤其是当执政者利用这些关系迫害反对派时。）

在中美洲以外，冷酷的选举事实是，拉丁美洲保守派最近取得的胜利，是在其犹太复国主义立场构成阻力的情况下获得的，而不是因为这种立场。该地区右翼人士最好回想一下上一代保守派——是的，也包括他们的许多左翼同辈——他们曾奉行更务实的外交政策。他们也可以援引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对两国方案和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支持。然而，就目前而言，拉丁美洲右翼似乎仍然坚定支持以色列。时间将证明这一趋势是否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