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创始人兼主任、《在混乱中生存：规则失效时的地缘政治》一书的作者。他近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评论，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描绘为中国的“烂尾楼”，认为已被抛弃。疑义相与析, 看他如何“学会生活在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世界”：

五年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崩盘，导致全国数以千计的公寓楼未能完工。一代把自己全部积蓄押在无限扩张之上的中国公民，突然发现自己无家可归。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勇敢无畏的人搬进了这些建筑物的废墟，在水泥地面上搭起帐篷，用床单充当墙壁，在临时搭建的炉灶上做饭。中国人把这些废弃建筑称为“烂尾楼”，这个词从字面上讲就是“尾巴烂掉的建筑”，意味着一个出了岔子的项目、一项被搁置的计划。烂尾楼里的居民重新利用旧有之物，并随机应变，寻找一种熬过经济风暴的生存之道。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状况，是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一个很好比喻。经过数十年的扩张之后，它也正在被抛弃。中国和俄罗斯从未完全接受这一秩序，而日益自信的中等强国也对它心怀不满；与此同时，它的主要资金支持者——美国人民——已经失去了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兴趣。而且，与中国那些失败的房地产项目一样，也没有其他提供者站出来接手。

一个“烂尾”的世界正在出现，在这个世界中，各国将不得不机敏地适应，随机应变地为旧秩序中仍然具有价值的部分寻找新的用途，并迅速适应其他部分的急剧衰败。但是，太多领导人仍然表现得仿佛旧秩序 somehow 还能够得到挽救，甚至得到完善。联合国大会仍然每年召开，尽管它越来越被排除在外交努力之外。世界贸易组织仍然继续裁决贸易争端，尽管保护主义正在激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仍然召开，试图规划一条日益看不到希望的实现净零排放之路。国际工作组仍然开会讨论实现“两国方案”的宏伟计划，即便中东正陷入战火。

尤其是美国的盟友，根本还没有明白华盛顿已经撤回了对旧秩序以及对它们的支持。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Mark Rutte）曾嘲笑那些建议学习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保卫自己的欧洲人，告诉他们“继续做梦吧”。北约2026年7月峰会提供了认知失调最超现实的例子之一：欧洲领导人狂热地以任意提高国防开支的方式向美国总统川普进贡——这些增幅与他们自己的国防分析人士所作的评估毫无关系——希望以此阻止他退出北约。英国继续通过购买美国战斗机来进一步加深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而丹麦即使在川普威胁要强行吞并其组成领地格陵兰岛之际，仍在批准从华盛顿进行大规模武器采购。澳大利亚正在继续大力推进对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投资，即使美国的承诺正在动摇，它仍在补贴美国的工业基础。

未能正视这一新现实的领导人，就是在辜负自己的国家。现在是承认旧秩序确实已经消失的时候了——也是规划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方略的时候了。当前这一时刻并不是美国主导的秩序与中国主导的秩序之间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在一段时间里，世界将完全不存在任何秩序——它将受到碎片化、传染效应和扼杀的席卷，或者受到把各种各样的地理、经济和技术咽喉要道武器化这种诱惑的驱使。各国需要的将不是构建一项大战略，而是发展出更加灵活、更具量身定制性质的应对方式。

现实检验

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经断言，世界秩序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一种相当稳定的力量平衡，以及一套各国对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共同认可的规则。今天，这两大支柱都正在崩塌，而且在可预见的短期内，它们不太可能得到加固或重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强国。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华盛顿已经不再具备阻止冲突或确保全球商业自由流动的能力；在一个军事上已经遭到重创的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美国甚至无法重新开放这条水道。

即使在美国实力达到顶峰时期，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对手也能够利用不对称优势向美国发起挑战。但是，迅速的技术变革，尤其是廉价导弹和无人机的扩散，正在迅速削弱美国军队对海洋和天空的控制，以及与这种控制相伴而来的相对和平。甚至在川普之前，帮助美国执行这些规则的联盟体系就已经开始削弱；中国、俄罗斯以及那些并未参与制定这些规则的崛起中大国都在对这些规则发起挑战。

随后，川普从内部发动了一场反对美国主导秩序的叛乱，他欺凌美国的盟友，抛弃世界卫生组织，废除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广泛征收惩罚性关税。他拆毁美国所建立秩序的意愿非同寻常。但是，即使他的总统任期在2029年结束之后，美国也极不可能恢复其昔日角色。美国人早已失去了充当世界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世界警察和自由贸易捍卫者的兴趣。而且，没有任何其他强国有接过这一衣钵的雄心。

过去一年里，我与世界各地领导人进行了数十次私下交谈，他们唯一达成共识的事情，就是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正努力利用历史或理论来寻找自己的方向。他们从本国情报机构和外交部门得到的简报已经无法再给予他们任何确定性。每次北约峰会召开之前，我都会收到欧洲领导人发来的短信，询问我认为可能会发生什么。一位海湾国家领导人最近向我承认，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安排能够解决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一位美国印太地区盟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表示，他的政府已经不知道美国是否会在危机中保卫他的国家。

这些谈话的核心特征是不确定性，是一种世界已经超越惯例和理解范畴的感觉。违反规则的事件一直都是基于规则的秩序的特征之一，但这些事件过去发生在一个总体上仍然有效的框架之内。区别就在这里：在一个失序的世界中，行为体违反的是它们仍然承认的规则。而在一个可以称为“无秩序”的世界中，它们的行动完全不再参照任何共同框架。

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弥漫在这个无秩序时代的不确定性，是由三股正在颠覆国际体系的力量推动的：碎片化、传染效应和扼杀。川普对伙伴采取的掠夺性做法，正在使西方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走向碎片化。联盟正在分裂，而且不仅仅是西方联盟；看看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混乱局面即可。贸易限制正在使世界市场四分五裂，但并不是分裂成界限清晰的集团。全球性问题不再吸引全球性解决方案，而只能得到由各种短期补救措施拼凑起来的应对方式。

最深层次的碎片化发生在认知领域。一个数字化互联的世界并不仅仅是在不同解释之间产生分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甚至不再就事实本身达成一致，从而抹去了支撑外交本身的那种共享现实感。看看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冲突各方甚至无法就停火是否存在、自己拥有何种筹码，或者谁胜谁负达成一致。

建立单一全球秩序的愿望，正在让位于这样一种现实：许多组织体系同时存在并相互竞争。有些框架围绕地区组织起来。其他框架，包括“硅和平”——一项旨在确保技术供应链安全的新倡议——、《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则试图治理技术、贸易和安全等领域。联合国、甚至美国能够监督全面和平协议并成功解决领土主张、战后正义和重建问题的观念已经一去不复返。取代这类协议的，是有限的停火和休战——谈判这些安排的不是外交官，而是一群形形色色的中间人，例如美国房地产大亨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俄罗斯银行家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Kirill Dmitriev），以及巴基斯坦最高级别将领阿西姆·穆尼尔（Asim Munir）——其目的不是解决冲突，而是冻结冲突。在一个盟友不可靠的世界里，各国将进行对冲。《核不扩散条约》可能不再能够发挥有意义的约束作用，而德国、伊朗、波兰、沙特阿拉伯和韩国可能在未来二十年内着手获取核武器。

同样已经消失的，还有这样一种观念，即应该由一套一致的规则来治理全球经济。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抬头；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川普的关税以及中国的出口管制，都在加速全球经济的分裂。如今，完全相同的一桶石油，其交易价格会因销售地点、所使用的支付体系、买方是谁以及适用哪一种制裁制度而存在巨大差异。例如，4月初，布伦特原油期货交易价格约为每桶113美元，而实物原油货物的售价却高达每桶144美元。石油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通常会出现差异，但一般只有几美元；如此巨大的价差极不寻常。伦敦和纽约黄金市场也正在经历价格大幅背离的情况。这种碎片化只会变得更加普遍。美元的主导地位将以更快速度受到侵蚀，随着双边货币安排不断增加以及大宗商品定价日益多元化，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或许会降至50%以下。美国的借贷成本将会上升，而随着彼此不兼容的体系不断增加，全球交易成本将急剧膨胀。

失去控制

另一个重大挑战是传染效应。过去，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会对国家的行动施加限制。大国或许并不总是遵守规则，但这些规则会被强加给较小的国家，并确立人们对于事务将如何处理的预期。然而，在这个约束解除的时代，危机不再局限于其最初发生的领域，行为体也不再觉得自己受到有关正当行为规范的约束——事实上，世界上许多最强大的行为体似乎甚至已经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违反规则。

在这种环境下，争端也更不可能继续被限制在各自独立的领域。法国和德国曾强烈反对美国2003年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发动的战争，但这并没有阻止它们继续与美国共享情报和开展贸易，也没有阻止它们在北约其他事务上与华盛顿合作。相比之下，当川普威胁要对那些反对其格陵兰岛主张的欧洲盟国征收关税时，他表明，即使在盟友之间，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也不再彼此分离。在最近的伊朗战争期间，当几个欧洲国家对这场冲突表达保留意见时，川普威胁要停止与它们进行贸易，并撤走驻扎在这些国家的美军。

太多领导人仍然表现得仿佛旧秩序 somehow 还能够得到挽救。

而在以色列和美国攻击伊朗之后，伊斯兰共和国及其代理人对美国的伙伴巴林、阿曼、约旦、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甚至欧洲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攻击塞浦路斯。伊朗似乎并非试图直接阻碍美国的战争行动，而是决意尽可能扰乱全球市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因巴基斯坦与伊朗关系密切而感到不满，也采取了跨领域报复措施，强迫巴基斯坦提前偿还35亿美元债务，并驱逐数千名巴基斯坦工人。

这种同样的约束解除现象也越来越支配着战争本身的进行方式。反对暗杀、以平民为攻击目标以及发动领土征服战争的禁忌正在消失。据《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曾计划在伊朗外交部长和议会议长与美国进行谈判期间将二人暗杀。在整个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攻击了过去不被视为合法目标的人员和设施：记者、医院、文化场所、宗教机构以及民用基础设施；以色列声称哈马斯利用这些目标作为掩护。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经常以民用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而两国也都在第三国通过定点暗杀杀害对方公民。

这种不受控制的升级几乎肯定会导致更多战争。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可能也会受到诱惑，对自己的盟友进行讹诈，而核攻击威胁也可能变得常态化。最令人担忧的是，争夺领土的小规模战争可能大量增加。可能引爆这些战争的导火索并不少。中国可能直接以台湾为目标；委内瑞拉可能决定动用武力来实现其对埃塞奎博的主权声索——那里是邻国圭亚那资源丰富的西部半壁领土；埃塞俄比亚可能试图夺取通往厄立特里亚红海港口的通道；俄罗斯则可能决定夺取爱沙尼亚边境城市纳尔瓦。

大挤压

在一段已经破裂的婚姻中，那些在美好时期把夫妻双方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房子、孩子、狗——会在糟糕时期变成他们用来伤害彼此的武器。同样，在当今的地缘政治中，各国正越来越多地把那些曾经将它们联系起来的体系——能源通道、半导体供应链、金融基础设施、航运通道——变成武器。一个国家对咽喉要道的控制，正像其国内生产总值和军队规模一样，成为衡量其实力的一个关键标志。

西方国家在识别咽喉要道并将其武器化方面一直尤其积极，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它们对全球金融体系和关键技术的控制。川普第一届政府限制了中国企业获取高端微芯片。拜登政府通过实施范围更广的出口管制，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技术扼制，利用了美国及其盟国企业在芯片制造设备以及制造先进芯片所必需的软件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事实。2022年，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一个由欧洲和北美国家组成的联盟采取了非同寻常的举措，将美元武器化以惩罚一个二十国集团国家：它们把俄罗斯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体系之外，并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3000亿美元的储备资产。

中国从中吸取经验，正在迅速扩大自己对咽喉要道的控制权。2010年，在一场领土争端期间，北京曾短暂尝试切断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但当时它尚未建立能够精准实施此类管制的官僚体系。自那以后，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出口管制体系，并明确以华盛顿的体系为蓝本，同时把自己掌控的资源咽喉从原材料延伸到加工环节。2025年末，中国采用了自己版本的美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宣称如果世界任何地方的磁体哪怕只含有微量中国材料，或者使用中国技术制造，中国都有权决定企业能否获得这些磁体。实际上，北京把华盛顿为控制芯片而发明的同一种域外管辖手段反过来用于对付华盛顿。较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咽喉要道。据德国检察官称，一支乌克兰团队摧毁了北溪天然气管道，以打破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甚至在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海运几乎陷入停顿之前，也门胡塞武装就已经在利用廉价无人机和导弹封锁红海航运。

这种对咽喉要道的利用很快将变得普遍。其后果可能极其惊人，因为潜在的瓶颈不计其数：它们不仅存在于实体水道之中，也存在于武器以及食品、医疗保健和基础技术的供应链中——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美国可能阻止欧洲人使用其人工智能模型，甚至可能切断他们获取微软产品的渠道。中国可能进一步限制美国和欧洲武器系统及高端技术所使用的稀土，或者利用其对全球电动汽车、太阳能和风能产业的控制。而且，由于中国生产绝大多数活性药物成分，北京甚至可能限制关键药品的生产。食品供应尤其容易遭到扼制：全球贸易的玉米、小麦、大米和大豆中，有超过55%至少要经过一个海上咽喉要道，而能源供应中断可以在数周之内演变成食品价格危机。

封锁一个咽喉要道会迫使交通转向其他通道，从而使替代路线陷入拥堵。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迫使石油运输绕行好望角。如果苏伊士运河和马六甲海峡同时关闭，将不存在任何可行的解决办法。伊朗和美国都曾表示，它们打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而其他国家也可能受到诱惑，开始对进入国际水道收费。任何单一咽喉要道的关闭或许都可以应对。但是，如果众多咽喉要道同时被封锁，就无法应对了。

面对现实

应对这个新世界的两种广泛方式正在浮现：建筑师的方法和工匠的方法。建筑师为秩序制定蓝图，并试图按照自己的设计塑造世界，制定普遍规范，并把安全锚定在多边机构之中。相比之下，工匠并不假定自己拥有从零开始建造宏伟结构所需的权力或资源。相反，他们利用随机应变和灵活性，来应对一个并不适合宏大规划的世界。在许多方面，中国已经像一个工匠型国家那样行事。它通过重新利用现有机构来推进自己的利益，例如利用国际电信联盟，把有利于监控的控制措施纳入全球互联网标准；同时也通过建立新的机构来推进利益，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这个地缘政治集团汇集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以及另外四个新成员。这些机构在成员构成和宗旨方面都具有灵活性，并不是为了制定全球规则。巴西、印度、伊朗和土耳其等其他中等强国，也正在创建并加入大量类似的集团，在各大国之间进行平衡和对冲。

相比之下，在欧洲、印太地区和北美的许多其他中等强国中，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哀伤却激发出一种建筑师式的本能。尽管这些地方的领导人承认存在不确定性，但他们未能真正理解自己正面临的变化，而他们的战略也往往只是提出，在缺少旧秩序实质内容——即美国赋予它的合法性和执行能力——的情况下，维持旧秩序的形式。他们仍在仓促努力支撑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试图复制世界贸易组织已经陷入僵局的上诉机制，并继续在世贸组织就美国关税提出申诉，这就如同对着虚空大喊。

太多政府仍然试图利用联合国或国际法院来遏制冲突。例如，爱尔兰加入西班牙，支持南非在国际法院针对以色列提出的种族灭绝指控，这是一项被大肆宣扬的努力，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对以色列政策产生任何影响。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曾谈到一个“中等强国外交被放大的新时代”，其目标是支撑正式的多边承诺并执行国际法。这些项目与中国和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更加工匠式项目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的宗旨仍然主要是法律主义的，专注于通过遵循越来越过时的框架来实现改变。

事实上，旧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从来都不仅仅关乎规则。它提供的是一套由某个特定强权支持的规则，而这个强权愿意承担不成比例的成本来维持这些规则。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曾是战后秩序和冷战后秩序的建筑师，但它们如今已经不再拥有维持这些秩序所需的资源。而中等强国也不能简单地汇集资源并复制过去。没有任何联盟能够让世界贸易组织继续保持重要性、确保美元的主导地位，或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政治家像建筑师那样说话，是因为他们相信这能够激发信心。实际上，这种说法反而削弱信心。

美国昔日的盟友必须转而像工匠一样思考和行动。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其实比自己意识到的更有条件完成这种战略转变。它们的历史中充满了创新与灵活性的例子。

建筑师追求稳定，而工匠则为混乱和变化做准备。建筑师可能会试图改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或者恢复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他们只是在浪费时间。工匠则顺应外交已经正在采取的方向。中国是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欧盟同样应该申请以观察员身份加入“金砖+”、上海合作组织或东南亚国家联盟。在贸易方面，工匠式做法意味着投资于围绕走廊和港口建设的新基础设施节点，例如洛比托走廊——一条将矿产资源丰富的中部非洲与大西洋连接起来的物流通道。这类项目所承诺的回报，比欧盟一直试图与印度或南美经济集团南方共同市场达成的全面贸易协议更大，而这类协议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谈成。而且，澳大利亚、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国以及类似国家，不应再竞相提名本国外交官担任联合国特使，而应努力参与如今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国家牵头的更加非常规的冲突调解努力。

建筑师相信，可以为所有人制定一本统一的规则手册，而工匠则接受多套指导原则将同时存在。欧盟这样的集团应该越来越多地把努力转向在自己的周边地区创建基于规则的秩序，而不是追求一个无法实现的全球秩序。像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样全面的多边监管方法正在失去效力，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要市场已经不再照搬欧盟的做法。旨在解决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全球框架也是如此。争夺可再生能源技术主导权的竞争，对遏制不断上升的排放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已经超过了历届缔约方大会会议加在一起的作用。欧洲人和六国集团+成员应该尽一切努力，理解巴西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俄罗斯人和南非人如何看待当前这一时刻。如果他们想更有效地进行对冲，就必须更好地理解其他同样进行对冲的国家。

建筑师把全球化视为改造他人的手段，而工匠则担心相互联系所造成的脆弱性。欧洲及其盟友实际上比它们自己认为的拥有更多手段，可以发展自力更生的能力，并与其他强国制定安排。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中国讹诈，欧洲可以利用空中客车的销售作为杠杆，停止为中国的空中客车机队提供软件更新，这将使该国一半以上的商业飞机停飞。为了报复美国关税，欧洲可以切断美国社交媒体公司的市场准入。为了阻止中国威胁其主权，台湾可以限制其关键半导体产业。

一个国家对咽喉要道的控制，正成为衡量其实力的一个关键标志。

这类战略的重点或许更加偏向防御，但如果各国想要繁荣，就需要提升自身安全、工业竞争力、清洁能源领导力以及全球影响力。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追求技术主权。它们既不应接受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也不应孤注一掷地押注于建设自主技术体系，而是需要利用自己已经拥有的杠杆，尽量降低他国对其采取侵略行动的风险，同时扩大自身的天然优势。2023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把一项重要合同授予美国科技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由其提供新的数据平台；今年，一个新的英国警方人工智能项目也表达了与该公司合作的兴趣。相反，英国应该利用自己的采购能力激励国内供应商，借助开源技术开发专用工具，并把开放标准和可移植数据格式规定为公共合同的条件，从而避免任何单一供应商的平台成为永久性的咽喉要道。

或许最重要的是，建筑师从外向内思考安全问题，而工匠则意识到，一个国家必须从内向外得到保护。欧洲和印太国家必须尽可能从旧有安全架构中抢救仍然有用的部分——例如，在军事行动中继续利用北约的指挥体系——同时大幅降低对美国作为其所在地区永久安全提供者的依赖。

而且，它们不能只是试图复制美国那种资本密集型的军事方式。它们必须发展出更节俭、更符合各自具体环境的作战方式。乌克兰和伊朗都已经展示了如何把更加廉价的技术用于进攻和防御目的，从而抵消对手在昂贵得多的高科技系统方面的优势。许多国家都会从类似的“刺猬战略”中受益，这种战略利用有利于防御的技术革命，使自己的领土免受传染效应波及。对欧洲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建设军事能力，竭尽全力阻止俄罗斯和美国越过它们头顶达成交易，并对世界更遥远地区的冲突采取更加超然的态度。日本和韩国同样必须投资于自我防卫，并努力阻止中国和美国把它们排除在塑造其未来的选择之外。即使美国不再愿意充当世界警察，它在这些努力中仍然有自己重要的角色，即鼓励伙伴进行适应，而不是把它们变成附庸——即使这意味着美国国防企业获得的订单会减少。

早在川普第二个任期之前，全球力量结构的变化就已经掏空了旧秩序。而破坏性力量很可能还会加速发展。未来几十年将由爆炸性的变化和一波又一波的危机所定义，而不是回归旧秩序，也不是建立一个新秩序。就像中国烂尾楼里那些足智多谋的居民一样，最成功的领导人将是那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等待一套新的规则来拯救他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