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经济增长的局限 这是法国昂热西部天主教大学经济学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伊斯雷尔（Karl-Friedrich Israel）日前发表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的战争与经济的评论。伊斯雷尔教授强调－－“军事开支推高官方统计的产出，让承包商获利，但家庭却要通过放弃其他商品、承担更高税负、债务和通货膨胀来付出代价。” ： 要点 军事开支可以增加官方统计的产出，让特定群体获利，却使普通家庭能够获得的商品减少、承担的财务义务增加。对于一个未受战火波及的经济体而言，这些成本不像城市被毁和生命逝去那样显而易见。它们主要体现为被放弃的民用生产、税收和债务。在政府权衡军事承诺时，仅凭增长数据，很难判断本国公民究竟变得更加富裕还是更加贫困。 美国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案例。其战时生产记录、国防合同的集中程度以及公共借债的历史，揭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规律。国防开支可能是维护自由与安全所必需的。然而，这种必要性并不能使战争成为财富的来源，即便某些官方数据制造了这种错觉。 美国数据表明了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统计记录中的产出出现了非同寻常的扩张。1941年至1944年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0%。然而，实际个人消费仅增长3.2%，实际私人投资则下降58%。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表明，从民用支出的角度看，战时经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资料 图1：战时产出与民用支出 
复员和战事结束扭转了这一格局。1946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收缩，但消费显著增加，私人投资增长了一倍多。总产出下降的同时，民用支出却在扩张。这些比较无法确定如果没有战争会发生什么，但它们说明了为什么必须区分国内生产总值与家庭富裕程度。仅看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会认为美国随着战争结束陷入了严重衰退（1946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收缩12%）——远比2009年金融危机（下降2.6%）或2020年新冠疫情（下降2.1%）严重。 但观察私人消费，却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1946年，美国家庭的实际消费显著增长了12%。相比之下，在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私人消费分别下降了1.3%和2.5%。因此，在战争或危机时期，将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作为衡量整体经济福祉的指标，可能极具误导性。 军事开支确实创造了大量商业机会。威廉·哈通（William Hartung）和斯蒂芬·塞姆勒（Stephen Semler）汇编的资料发现，在2020至2024财年期间，五家企业获得了约7710亿美元的五角大楼合同，约占五角大楼全部合同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些数字衡量的是合同授予额，而非利润，而且包含实际战争之外的活动。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显示了国防开支中商业利益的规模和集中程度。 资料 图2：五角大楼最大的承包商 
财政遗产同样引人注目。公众持有的美国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39年的约44%上升至1946年的106%。2025年，这一比例约为98%，尽管经济和军事环境已大不相同，却仍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峰值。 资料 图3：公众持有的美国联邦债务，1939—2025年 
战争无法解释整个变化轨迹。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在下降；后来的上升也反映了民用支出承诺、经济衰退和疫情的影响。不过，这一比较凸显了现有债务对政府为另一场重大紧急事件筹资的能力所施加的约束。 为什么军事生产可能产生误导 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在研究20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时，对战时繁荣的观念提出了质疑。他的核心见解是，为军事目的动员资源，并不能证明民众福祉有所改善。征兵和消费限制进一步削弱了传统经济指标的实用性。希格斯博士还质疑战时的价格衡量方式：配给、短缺和质量变化，使官方通胀指标无法可靠地反映家庭的实际购买能力。 国内生产总值追踪的是生产，而非福祉。政府购买新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会被计入核算，而大量非市场性政府产出则按其生产成本估值。因此，制造一枚导弹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即使家庭必须放弃其他商品来为其提供资金。单纯增加支出，并不能保证实际产出等量增加：产能约束、进口以及被挤出的私人经济活动都会产生影响。 相关的问题在于，这些稀缺资源原本还可以用来生产什么。投入军事订单的工程师、机械和能源，便无法用于其他相互竞争的用途。在经济低迷时期，动员可能会利用闲置资源，提高总产出。即便如此，统计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也不能证明军事生产是这些资源所能获得的最佳用途。潜在的安全收益必须与其机会成本一并评估。 军事开支的政治滑坡 军事开支收益的分配方式造成了一个政治问题。预期获得下一笔订单的承包商，有强烈动机维护相关项目。每位纳税人只承担其中很小一部分费用，因此缺乏动力去审查该项目。与军事生产相关的就业，也可能促使民选代表维持开支。即使从外交政策角度看，这些支出承诺的战略依据已经减弱，这种收益集中、成本分散的格局仍能使其延续。 当不必承担后果促使人们冒更大风险时，就会产生道德风险。当影响决策的人获取收益，而纳税人、士兵和其他国家的平民承担大部分不利后果时，军事政策就可能具有这一特征。合同集中并不意味着商业压力导致了某场特定战争，但它确实证实，长期维持军事开支符合强大的商业利益。 借债可以通过推迟征税来削弱眼前的政治约束。资源在当下被使用，偿债却将负担留给未来的预算和纳税人。通胀性融资可能造成额外的购买力损失。同样，军工复合体企业股价上涨，确实为其所有者带来了收益，却未必使整个社会受益。错觉在于，将这些收益——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股票指数——视为普通公众变得更加富裕的证据。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民主问责是以下每种情景中的关键因素。要作出知情决定，选民需要获得有关军事目标、融资和替代方案的明确信息，并且必须根据政党执政时的行为作出判断。将国防订单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视为繁荣的证明，会使这种审视变得更加困难。 最有可能：美国维持军事承诺，同时避免更大范围的直接战争 美国维持广泛的军事承诺，同时避免卷入范围大得多的直接战争。由于战略关切与商业及就业利益相互重叠，采购继续获得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一些国防产业扩张，但家庭生活水平并未得到相应改善。 借债在承担现有民用支出义务的同时，缓解了开支压力。债务维持高位，限制了政府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通胀温和上升似乎是最有可能、阻力最小的路径。这一情景的概率为60%。 可能性较低：克制成为选举中的优先事项 选民越来越多地将海外承诺与国内痛苦的取舍联系起来，并支持那些承诺削减军事开支的政治纲领。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或围绕税收、可负担性和公共服务质量的争议，可能强化这一诉求，即便军事开支只是推动成本上涨的多种因素之一。 外交和对必要承诺范围的收窄，有助于降低开支。采购改革减少了受政治保护的合同机会。转向克制会使一些供应商和社区遭受损失，统计上的国内生产总值起初也可能走弱。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融资需求降低以及资源释放，将为民用投资创造空间。 尽管美国选民经常支持那些以更加克制的外交政策为竞选主张的候选人，但出现财政克制的可能性仍然很低，因为仅有竞选承诺并不足够。这一情景的概率为25%。 可能性最低：冲突扩大加速财政扩张 局势升级使美国卷入规模大得多的军事行动，或为支持盟友而长期扩大投入。在政策制定者就相应增税或削减开支达成一致之前，紧急采购便已增加。债务上升，而物资短缺和贸易中断推高了生产成本。 即使民用消费和投资走弱，军事产出仍可能推高某些领域的国内生产总值。随着需求超过供给，而货币政策又配合财政扩张，较高的通胀将变得根深蒂固。经济负担将远远超出那些遭受直接破坏的国家。这一情景的概率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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