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務》雜誌本周四11月5日刊發奧利弗·梅爾頓（Oliver Melton）和洛根·賴特（Logan Wright）的聯名經濟學評論：“中國的否認經濟學－－北京面對失敗時的成功理論”。奧利弗·梅爾頓是榮鼎集團 Rhodium Group 中國業務部門總監。洛根·賴特是榮鼎集團合伙人，負責領導該集團對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研究，著有《破碎的中國：經濟奇蹟如何破滅及其對世界的意義》一書。請讀他們的評論：

中國正確診斷出了自身最緊迫的經濟問題。中國共產黨已經承認，中國經濟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家庭消費持續疲弱是未來增長面臨的核心威脅。領導層也知道，這種失衡的增長模式正在引發與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貿易摩擦，而且還將繼續如此。他們知道，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包括中國國內許多低調發聲的人士，正在發出警告：如果北京不儘快作出重大調整，中國將面臨不斷放緩的增長、接連不斷的貿易爭端，以及可能陷入停滯的家庭收入。

但令人困惑的是，中國領導人並未採取行動。北京宣布的提振家庭消費和國內需求的計劃力度有限，其總體經濟戰略基本沒有改變——仍然着眼於擴大製造業投資，尤其是先進技術和新興戰略產業的投資。

對於北京為何選擇無視這些警告，各種解釋層出不窮。許多人猜測，中國領導人習近平（Xi Jinping）沒有獲得準確的信息，或者他及其最親近的盟友已不再將發展作為優先事項，轉而追求國家安全目標，或希望控制全球工業的制高點。另一些人則認為，北京知道應該怎麼做，但政治或體制約束使其無法採取果斷行動。

事實上，儘管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政策制定，但真正的解釋要簡單得多。中共之所以堅持這條道路，是因為領導層相信這條道路行之有效。他們看到了同樣令人不安的數據，包括不斷擴大的對外順差、疲弱的消費、放緩的家庭收入增長、疲弱的信貸需求、不斷上升的失業和就業不足，以及持續的通貨緊縮，但對於這些變化意味着什麼、北京應該如何應對，他們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中國的經濟政策嵌入一套系統性的規劃程序之中，旨在確保短期壓力不會使長期優先事項受到干擾。問題在於，這一長期戰略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之上：控制先進技術和工業將引發新一輪高速增長。要理解這一經濟戰略，最恰當的方式是將其視為一種融入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新古典經濟發展理論的錯誤運用：北京執着於控制技術和實物資本，並相信超高水平的投資將加速生產率提升和工資增長。但是，如果這些投資脫離市場需求和最終總需求的變化趨勢，對製造業和技術的過度關注就無法提高生產率或工資。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體量龐大、已經是世界最大出口國、無法依靠進一步擴大出口來推動增長的國家而言，尤其如此。

堅持己見

中國的世界觀將發展等同於資本積累，並認為生產率取決於對技術的控制和運用。這種觀點認為，服務業增長、工資提高和消費增加都是上述物質基礎帶來的結果——一旦生產性產業蓬勃發展，這些結果就會在發展進程的後期自然出現。在這種經濟發展觀念中，正確的戰略永遠是增加投資、發展更多工業和採用更多技術。國家的作用是確保家庭儲蓄和工業利潤通過國有銀行體系或政府引導的資本，重新投入優先領域，而不是流向服務業或消費等被視為無關緊要的活動。因此，由此造成的結構性失衡，以及家庭收入增長、服務業和公共服務受到的削弱，並非意外；在中國的經濟發展理論中，這被視為一種自律，最終將以更快的長期發展獲得回報。

這一觀點的一個重要推論是，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必須通過直接干預，主動引導資源配置，而不能被動地依靠利率和匯率。國家可以利用市場的活力和進取心，在劃定的領域內促進效率和創新，但政府的職責是確定正確的投資重點，確保優先產業以最快速度增長，然後在失衡不可避免地出現時進行干預，緩解失衡。

在這種宏觀經濟觀念中，經濟由一張龐大的投入產出表組成，矩陣中的每個單元格都是一個部門，既消耗其他單元格的產出，也為其他生產者提供投入。如果某些產品的供給或需求出現失衡，並通過價格過高或過低顯現出來，原因可能是生產部門投資過度，或者下游消費部門投資不足。政府政策力求通過促進整個矩陣中的投資和生產，增加產出並穩步降低價格；如果某個單元格的產出超過其他單元格的需求，就根據需要調整資源配置的速度和平衡。目標並不是讓這些重點部門出現產能過剩或盈利能力低下，但實現快速發展的最優路徑將不可避免地把這些部門推向這一方向。

許多人猜測，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沒有獲得準確的信息。

北京一直嚴格遵循這套做法。例如，2022年房地產行業崩潰，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嚴重到無法忽視時，北京的應對方式是加大對信貸流向進行微觀管理的力度，逆轉利率市場化和金融市場改革試驗，同時加強對資本市場和產業政策資金的監管。如今，央行再貸款工具引導低成本銀行貸款，優先支持特定行業的產業升級和設備採購。數千隻政府運營的股權基金向支持一系列產業和技術戰略的企業提供低成本資本。國有企業介入以幫助抬高股市估值，監管機構則在新股上市方面優先考慮戰略產業的企業。當某個行業投資過度時，就會開展諸如“反內卷”這樣的政策行動——這是一個新詞，用來描述一系列旨在化解產能過剩、彼此卻並不協調的政策——以減緩未來投資，通過固定價格支撐盈利能力，或者制定標準限制市場准入，力圖放緩產出增長，等待投入產出表中的其他單元格逐漸趕上，並隨着時間推移恢復平衡。

儘管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難以理解，但這種做法的某些方面在中國具有可以理解的內在邏輯，尤其是在微觀層面。房地產行業在巔峰時期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其崩潰通過經濟中一些非常具體的供需傳導路徑引發了巨大衝擊。北京針對受影響行業調整政策，並在設計應對措施時從投入產出表的角度思考，是有道理的。過去15年，中國股票、大宗商品和房地產市場頻繁出現泡沫，使政策制定者對面向整個經濟的寬鬆貨幣政策深感警惕，這有助於解釋他們為何正在試驗針對特定行業、更具針對性的工具。

同樣，北京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必勝心態也可以理解，因為中國企業正在汽車、電信等主要傳統產業中躋身領先行列，另有許多企業有望在機器人和生物技術等前沿領域蓬勃發展——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國內生產總值遭受巨大打擊之後。對於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頭十年在努力振興死氣沉沉的計劃經濟過程中積累經驗的那一代經濟政策制定者而言，世界領先企業的湧現，而且往往是私營企業，是北京已經找到制勝之道的確鑿證據。從這一角度出發，北京也對外國關於不公平市場干預或貿易失衡的抱怨不屑一顧，將其視為那些已經習慣依靠技術壟斷尋租的富裕國家的酸葡萄心理。

中國領導人還將部分通貨緊縮視為來之不易的效率提升所結出的果實：消除瓶頸、製造業集群的規模經濟、建設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改善物流，以及消除市場壁壘，都降低了製造業供應鏈上下游的成本。他們會認為，效率提升帶來的一次性成本下降，或建築活動驟然減少造成的衝擊，必須由經濟自行消化，而不是通過刺激措施予以抵消。而且，儘管外國評論人士和政要警告稱貿易反制正在加劇，數據卻講述了一個出人意料的不同故事：在川普（Trump）政府加征大範圍關稅、歐盟針對電動汽車等少數行業設置防禦措施之際，中國的出口增長几乎沒有放緩。

存在缺陷的基礎

然而，中國經濟戰略的核心問題在於，國內總需求始終遠遠低於國內供給。除非國內勞動者購買中國工業生產的商品，否則中國規劃者的投入產出表就無法實現平衡。否則，其餘所有產品都必須出口，而且往往以更低的價格出口。領導層在原則上理解這一點，但相信控制先進產業和技術本身就會提高生產率，維持未來的經濟增長，帶來更高的工資，進而帶來更高的消費。

這正是北京做法中的缺陷——殘存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與被錯誤運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留下的危險遺產。事實上，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可能壓低整體生產率，即使中國成功推動了先進產業的發展，勞動者的工資也可能停滯不前。

誠然，在運轉良好的市場經濟中，資本和技術能夠帶來生產率提升。但如果資源是通過脫離投資回報的政策干預來配置的，這種因果關係通常就會失效。控制或擁有先進產業本身並不會帶來經濟增長，因為這些產業在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實在太小。相反，只有當新產品或新技術在整個經濟中得到推廣和使用，並以提高效率或增加產出的方式發揮作用時，它們才會提高生產率。例如，帶來效率提升的並不是一家機器人企業的成功，而是其機器人被部署到工廠中，以節省生產成本——也就是取代工人——並增加產出。如果這些收益未能超過新型工業機器人的真實成本——即便有層層補貼——那麼，無論工廠本身多麼令人印象深刻，或者機器人企業本身看起來多麼成功，其淨效應都不是正面的。

中國的通貨緊縮壓力向全球經濟外溢。

新生產技術的應用還需要一定程度的創造性破壞，而北京自身的產業政策干預卻抑制了這一過程。當技術和投資決策由政府而非注重價格的企業作出時，政策制定者押注的不僅是自己比市場更懂得如何提升長期表現。他們也在押注自己知道如何利用這些技術創造富有創新性的新商業模式。然而，在中國，國家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使市場僵化，尤其是通過減少破產，以限制創新成果和效率提升在更廣泛經濟中發揮作用的方式使市場僵化。此外，中國的許多產業政策旨在實現自力更生，而這從定義上說，就是側重於重複性投資，這些投資增強了國內工業實力，卻未必提高效率。

此外，儘管中國多層次的產業政策幫助一些企業取得成功，並建起了一大批令人矚目的超現代化工廠，但也存在大量從未登上新聞頭條的低效和浪費。計算整體生產率必須全面，既要評估產出的淨增長，也要計入政府提供的所有產業補貼、壞賬、放棄的利潤以及對投資的間接支持。現實是，中國的總體成功率遠低於那些明星企業所呈現的水平：比亞迪、寧德時代和理想汽車等電動汽車及電池製造商在全球市場取得的非凡影響力，掩蓋了數十家失敗企業的存在，這些企業在該行業及其供應鏈的大部分領域形成了不良貸款，消耗了未能帶來盈利的資本補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產業政策支出最高可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儘管存在局部成功，但這些支出的淨投資回報是否為正，遠不明確，而且可能是嚴重的負值。

最後，北京正在押注，超高效率的製造業和戰略產業的成功最終將帶來更高的工資，繼而推動消費激增。誠然，在競爭性市場經濟中，生產率增長會使實際收入上升。但如果節省勞動力的技術投資由國家政策而非投資回報驅動，那麼即使企業效率提高，工資也可能下降。家庭收入上升需要一個關鍵的中間環節：就業，而就業並不是中國資本密集型先進製造業投資戰略的核心特徵。事實上，國家資金已經幫助中國這個中等收入經濟體成為高科技“黑燈工廠”的世界領先者，這些工廠在運轉時，無須配備照明等為人類提供便利、卻會造成干擾的設施。這或許能夠提高投入產出表中備受重視的製造業單元格的產出，但如果總的勞動力需求沒有增長，整個等式就開始失效。

被推遲的中國夢

不過，北京經濟模式最有害的後果，是根深蒂固的通貨緊縮。側重擴大生產，再加上中國疲弱的消費需求，導致過去十年中生產者價格指數下降的時間長於上漲的時間。對中國經濟而言，這一威脅遠遠超過行業失衡帶來的些許困擾。通貨緊縮削弱私營部門的信貸需求，降低新增投資的動力，並重創就業、工資預期，進而重創消費者信心，導致國內需求進一步疲弱——其影響並不局限於界限分明的投入產出關係，而是遍及整個經濟。通貨緊縮還會削弱財政收入，並給金融機構帶來壓力；持續時間越長，就越會嚴重限制國家採取果斷行動的能力。中國的通貨緊縮壓力還通過更便宜的出口商品和走弱的實際匯率向全球經濟外溢，加劇北京與其貿易夥伴之間的緊張關係。

在抗擊通貨緊縮方面行動滯後，風險極大，但如果北京繼續相信，其戰略將從長期提高生產率並啟動國內需求，就不太可能改變方向。一些分析人士推測，失業壓力或不斷增多的對外貿易摩擦，可能迫使北京重新評估其構想，但北京已經亮明了自己的選擇。失業、就業不足和低工資問題不斷累積，對中國家庭和勞動者造成的影響已經相當嚴重，但北京的應對僅僅是少量新增家庭補貼，以及對社會服務的小幅追加投資。同樣，隨着對外貿易緊張關係加劇，北京將這些與各國之間的爭端作為外交問題處理，通過威脅與談判相結合的方式，保住中國的大部分出口市場。

對於疲弱的勞動力市場和對外貿易緊張關係，選擇採取短期的權宜補救措施，乍看令人困惑。對於一個高度專注於自力更生和消除對外依賴的政府而言，越來越依賴自身幾乎無法控制的外國需求，並將其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是一種奇怪的戰略。同樣，對於一個極度重視社會穩定的政權而言，更加關注工資和勞動力需求似乎才是審慎之舉。然而，如果從領導層認為中國正處於轉型期的角度來看，這一戰略就有一定道理。這一過程或許令人不快且十分艱難，但卻是通往技術引領型增長模式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步。

領導層目前對這一轉型過程的信心意味着，已經顯現的警示信號可能還要經過許多年，才能在內部產生說服力。這幾乎可以斷定，北京將繼續推遲行動，而通貨緊縮壓力和對外貿易緊張關係則會不斷累積。通貨緊縮和企業盈利疲弱已經在侵蝕中國的財政收入，自2019年以來，財政收入按名義計算基本持平。通貨緊縮和不斷加重的債務負擔也在侵蝕金融體系，最終將需要大規模核銷壞賬，並由政府預算出資補充資本，以防止信貸增長進一步放緩。就在兩個月前，銀行業剛剛獲得了540億美元的資本補充，但對貸款幾乎沒有產生影響。

北京在意識形態上對以工業和技術為重點的發展戰略的執着，正在形成一種危險循環，可能導致消費進一步疲弱、收入增長進一步放緩，以及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更為嚴重的貿易摩擦。此外，面對這些挑戰，中國經濟領導層正通過擴大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來彌補不足，而這些干預又進一步削弱市場力量和私營部門的獨立性。照此發展下去，即使領導層最終認識到需要改變戰略，中國也可能已經沒有足夠的財政或金融空間，來推動經濟再平衡，轉向更可持續、更加多元化的增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