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上周星期五11月6日发表国际政策中心执行副总裁马修·达斯（Matthew Duss）的评论 “民主党不应浪费发动外交政策革命的机会” 。马修·达斯先生于2017年至2022年担任民主党激进左翼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疑义相与析, 不妨一读：

周二的选举清楚表明，无休止的战争、政治腐败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是美国公众最关切的三大问题。它们彼此紧密相连——新一届国会必须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这将需要一场真正的外交政策革命，不仅要直面川普政府外交政策中令人愤慨的行径与失败，还要审视过去由民主党推行或支持的外交政策如何促成了今天的危机。国会内外的一些民主党领导人会倾向于限制变革的范围或速度。但要找到摆脱当今危机的出路，并超越过去几十年来困扰美国外交政策的种种失败，民主党人就必须有勇气面对一个严酷的事实：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总统滥用权力、单方面发动战争，与其说是背离了华盛顿的军国主义思维，不如说是这种思维一种格外咄咄逼人、具有掠夺性的表现。

即将上任的民主党多数派将面对这样一种国家安全环境：对美国安全与繁荣最严峻的挑战来自内部。因此，国会应立即结束伊朗战争，同时也要认识到，只有将外交政策转向与正面打击不断攀升的成本和政治腐败结合起来，才能让美国更加安全。政治两极分化；政府腐败和运转失灵；一小撮反复无常的寡头日益主宰政治与经济生活；以及一位鲁莽地单方面发动未经授权的军事干预，同时不断寻找机会为自己、家人和亲信敛财的总统——所有这些对美国人民安全与繁荣构成的危险，都比任何外国敌人更为直接。

民主党于明年1月掌控国会后，将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来挑战川普政府的腐败和不法行为。掌控各委员会和国会议程，将为开展迫切需要的监督提供机会。但尽管川普政府理应受到强有力的调查，民主党人仍必须志存高远——利用这个机会，为美国外交政策阐明一种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

严肃审视

首要且最紧迫的任务将是结束伊朗战争。这场鲁莽且不得人心的冲突，随着美国人感受到它对自身钱包的影响，变得更加不受欢迎。面对两党选民对川普发动战争和滥用战争权力的普遍愤怒，国会必须动用所有可用工具作出回应，尤其是切断资金的权力。令人鼓舞的是，民主党人一直反对政府为这场战争提出的任何追加预算请求。过去，民主党人在这一问题上曾经栽过跟头，因为他们担心，反对为愚蠢且适得其反的战争拨款，会被指责为不“支持军队”。如今，民主党人坚决反对为这场战争追加任何资金，那样的日子似乎已经过去。这是好事。

但民主党人需要更进一步。他们应准备好反对一切军事拨款，包括阻止就《国防授权法》进行表决，以结束在伊朗的敌对行动。该法是每年确定国防部总体职能范围和预算的法案。事实上，他们不仅应愿意拒绝为五角大楼拨款，还应愿意拒绝为整个政府拨款，并威胁说，如果拨款法案不禁止为川普的战争提供任何资金，就让政府再次停摆。12月11日是通过持续拨款决议、维持政府资金供应与运转的最后期限。如果说有什么理由值得民主党人威胁拒绝投票支持，那就是阻止这场公然违法、对全球造成破坏，而且如今已遭美国选民明确谴责的战争。

民主党人还必须愿意严肃审视，川普使用军事暴力与过去两党政府使用武力之间的延续性，以及两党对这种暴力的支持。伊朗战争的基础，不仅在于拜登（Joe Biden）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甚至一些前政府官员也承认这一点），还在于美国多年来拒绝让以色列政府承担任何后果，尽管有明确证据表明，以色列持续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川普打击加勒比海所谓“毒品恐怖分子”运毒船的行为，是美国长期将本国毒品问题视为一场“战争”，并随意贴上“恐怖分子”标签、以此为包括未经正当程序即处决在内的一切措施辩护的必然演变。要追究这些滥权行为的责任，就必须承认共和党和民主党过去都曾参与其中。

民主党人还必须打击腐败，这是连接美国内政与外交政策危机的一个关键节点。在这方面，他们面对的是一扇已经敞开的大门。民调始终表明，政治腐败是美国人最关切的问题之一。根据哈里斯民调机构近期为《卫报》开展的一项调查，“近九成美国人表示，政府腐败是一个问题，这里的腐败是指民选官员将自己或捐助者的经济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0月中旬开展的全美经济调查发现，选民对政府腐败的担忧超过了包括食品杂货和汽油价格高企在内的任何其他问题。盖洛普9月报告称，“美国人对本国政府腐败的感知已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89%的美国成年人表示，政府腐败普遍存在。”

首要且最紧迫的任务将是结束伊朗战争。

如果说川普政府为强力反腐行动提供了大量目标，那简直是轻描淡写到了犯罪的程度。揭露外国向川普赠送的礼物及其家人的利益冲突、授予川普的寡头捐助者和科技界新朋友的合同，以及出售赦免的行为，同时恢复执行《企业透明度法》《反海外腐败法》，恢复相关工作组的运作，都应成为计划的一部分。民主党人应深入调查川普为加沙设立的、腐败得令人咋舌的“和平委员会”。即将担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马里兰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杰米·拉斯金（Jamie Raskin），恰如其分地称其为“全球秘密资金池”。川普的外交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和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明显存在的利益冲突，也必须受到调查。

好消息是，有效反腐未必需要制定新法律；只需要执行现行法律。2025年8月，我与同事凯西·米歇尔（Casey Michel）和特雷弗·萨顿（Trevor Sutton）在《外交事务》合著的一篇文章，更全面地阐述了民主党应将反腐置于外交政策纲领核心的理由。（凯西·米歇尔近期的一篇文章，为新一届国会提出了更详细的议程。）

归根结底，解决腐败问题最重要的一步，将是改革竞选筹款制度。美国在发达民主国家中是个异类，因为其竞选筹款制度允许实质上已经合法化的贿赂。立法者公开谈论竞选捐助者期待从政治捐款中获得“投资回报”。这令人愤慨。近年来，外国势力越来越多地利用竞选筹款法律中的巨大漏洞，以及联邦选举委员会执法不力的状况，开始为美国立法者提供资金。

应对这一问题绝非易事。国会至少必须着手立法，回应最高法院2010年在“联合公民案”中作出的裁决，该裁决实际上为美国企业提供无上限的竞选资金开了绿灯。国会还必须改革联邦选举委员会，为其提供调查竞选筹款犯罪急需的资源，并恢复允许国会向该委员会委派成员的做法。该委员会如今几乎已沦为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

迈向新的外交政策

上述所有举措，都必须与美国选民当前最关切的问题——高昂的生活成本——联系起来。民主党人在多个政策领域存在分歧，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他们的联盟具有多样性。但他们一致认为，必须紧迫而有力地解决美国人的物质需求。这样一种做法，将应对川普鲁莽使用关税的问题（同时承认，新自由主义对关税的禁忌已成为过去）、伊朗战争导致的汽油价格上涨、恢复全球最低税的必要性、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威胁，以及科技寡头对美国人经济和政治生活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包括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正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限制乌克兰使用“星链”连接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做法应结合多种手段，包括听证会、监督调查和立法提案。

其中许多努力，或许无法在未来两年内促成新法律。但它们可以成为国会以及2029年民主党政府一套能够赢得支持的议程的支柱。最重要的是，这些努力将代表着朝形成新的美国政治共识迈出一步，而新的、持久的外交政策可以建立在这一共识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