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乔治·卡菲耶罗（Giorgio Cafiero）于今天10月2日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的时事政治评论。乔治·卡菲耶罗先生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海湾国家分析”的首席执行官。他同时担任乔治城大学兼职助理教授及美国安全项目兼职研究员。他指出－－“以色列10月的大选可能使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下台，但不会推翻三年战争所塑造的共识。” 请君一阅： 经过三年多条战线上的战争，以色列定于2026年10月27日举行大选。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仍然是该国的核心政治人物。他的支持者认为，他是一位经验丰富、能够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领导人，而他的反对者则指责他犯下了一系列政治和战略错误。尽管民众普遍对现任政府感到不满，但反对派迄今仍未提出一套连贯一致的替代方案。 归根结底，这场选举与其说是一场传统的左右翼之争，不如说是一次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以及更广泛而言，针对10月7日之后政治秩序应当呈现何种面貌的全民公投。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的袭击改变了该国政治辩论的基本议题。如今的主要分歧已不再是以色列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优先考虑安全，而是谁能够有效运用军事力量、国家机构应当如何对其加以约束，以及以色列准备承受何种外交代价。 史无前例的10月7日事件严重损害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在以色列公民心目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国家的应对行动引发了争议，并加深了围绕该国对待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方式的分歧。此外，对于使这场袭击得以发生的国家安全失误，公众也存在广泛的不满。 9月16日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如果当天举行选举，目前在拥有120个席位的以色列议会中占据32席的利库德集团，将只能获得约18席，而亚沙尔党则将获得22席。这一结果凸显了选情波动的程度，并表明内塔尼亚胡的政治主导地位已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尽管如此，这位总理仍然是一名具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他的优势包括利库德集团忠诚的支持者基础、数十年的政治经验、优先考虑安全的声誉，以及围绕外部威胁开展竞选活动的能力。他的弱点则包括未能阻止哈马斯袭击、仍在进行中的腐败审判、与川普政府的紧张关系、对极右翼执政联盟伙伴的依赖，以及他对伊朗战争的处理方式。为了获胜，内塔尼亚胡必须在捍卫自身政绩的同时，说服选民相信，他的竞争对手在保护以色列方面的能力不如他。 改变应对方式，但维持相同的安全政策 在反对派内部，前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的人气不断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个人声誉和安全资历。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由艾森科特及其新成立的中间派政党亚沙尔党领导的反对党阵营，甚至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支持内塔尼亚胡的阵营。在询问谁更适合担任总理的民意调查中，艾森科特也领先于内塔尼亚胡。 艾森科特的儿子和两名侄子在加沙冲突中丧生。他在竞选中主张实行强制兵役，并批评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战时领导能力，尤其是在有关人质的谈判方面。尽管势头不断增强，他在组建执政联盟方面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因为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反对派略微领先，但仍可能无法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围绕是否与以色列阿拉伯政党合作的分歧，也使组建执政联盟成为一个复杂的过程。 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是另一位重要的挑战者。贝内特曾是一名科技企业家，如今是民族主义右翼和定居者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在2021年通过组建一个获得阿拉伯政党支持的广泛联合政府、结束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的执政并创造历史之前，他曾担任教育部长和国防部长。 尽管他的政府只维持了一年，但贝内特在10月7日之后重新回到了政治聚光灯下。他被视为一名在安全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政治人物，一些右翼选民认为，与内塔尼亚胡总理相比，他是一个更加务实、争议性更小的替代人选。贝内特还与另一位反对派领导人、前总理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联手，试图最大限度地凝聚反对现任总理的支持力量。 拉皮德曾是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是中间派政党“拥有未来党”的创始人。十多年来，他一直是内塔尼亚胡总理最重要的政治对手之一。他曾担任多个内阁高级职务，包括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并于2022年根据与贝内特达成的权力分享协议，短暂出任总理。 作为一名世俗派、中间派政治人物，拉皮德曾是政府备受争议的司法改革的主要反对者。他仍然是反内塔尼亚胡阵营中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然而，他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城市、世俗派和温和派选民，因此，他不太可能凭借自身力量获得总理职位。相反，他更有可能通过与贝内特的联盟，成为决定谁能掌权的关键人物。 亚伊尔·戈兰（Yair Golan）及其领导的民主党代表着以色列日益萎缩的中左翼政治阵营。作为前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将领，戈兰在10月7日之后声名鹊起，并通过公众接触、媒体策略和联盟建设，将自己转变为一名反对派人物。作为由工党和梅雷兹党合并组成的民主党领导人，他一直试图围绕民主、强有力的制度、公民权利和社会关切等议题，重建自由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戈兰强调保护民主价值观、维持制衡机制和解决社会问题，同时支持两国方案，并反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大部分定居点运动。他积极接触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并努力扩大该党的吸引力，反映出他试图建立一个更广泛联盟的努力。 就以色列未来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言，三位主要反对派人物——艾森科特、贝内特和拉皮德——与内塔尼亚胡总理并不存在根本分歧。这三人都不反对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发动的战争。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对内塔尼亚胡的批评，主要涉及他进行这些冲突的方式，以及他们认为他对美国总统川普过于顺从。川普曾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程度向以色列政府施压，要求其遵守停火协议，并暂缓以全面强度继续进行这些战争。 这一区别对于理解此次选举可能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政府更迭并不一定意味着以色列军事政策将发生剧烈变化。最具实力的反对派候选人都有动力证明，他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值得信赖。迅速逆转10月7日之后形成的安全 doctrine，是极不可能的。可能发生变化的是，以色列如何在军事目标与外交、对华盛顿的关系、国内政治考量以及国际压力之间取得平衡。 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以色列政治可能正在转向以安全为中心的不同国家治理模式之间的竞争，而不再是在管理与哈马斯冲突的各种不同方式之间进行选择。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可以寻求制度改革、加强与华盛顿的协调，以及采取更加务实的外交姿态，同时仍然接受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与以色列的敌人实现和平是不现实的，该国必须集中精力防御和消除外部威胁。这将意味着政治风格上的重大变化，并可能改变战略管理方式，但并不意味着回归以往的政治格局。 即使内塔尼亚胡落败，那些推动以色列右翼力量壮大、并将安全置于其他政治问题之上的因素，也不太可能消失。反过来说，如果内塔尼亚胡再次获胜，这不仅将证明一位政治人物的韧性，也将证明一种日益由安全需求和对外交替代方案的不信任所定义的政治秩序具有持久性。 如果内塔尼亚胡成功留任，他的胜利将进一步巩固现有右翼秩序的持久性。如果反对派取得成功，则将表明，以色列选民可以拒绝内塔尼亚胡，而不一定拒绝战争年代形成的更广泛安全共识。如果再次出现一个四分五裂的以色列议会，并导致长期僵局，则将凸显把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转化为一项连贯一致的替代性政治计划，是何等困难。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政治僵局，或反对派组成一个脆弱的联合政府 这一情景的实际后果是政策将具有高度延续性。一个四分五裂的政府在对以色列处理加沙、黎巴嫩或伊朗问题的方式进行重大调整方面，回旋余地将十分有限，尤其是在执政联盟伙伴对军事行动或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关系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安全机构很可能继续对战略决策保持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历届政府都将面临压力，必须向仍然深受10月7日袭击事件影响的选民展示强硬姿态。 对美国而言，政治不稳定将使长期战略协调变得更加困难。华盛顿将继续把以色列视为亲密盟友，但如果以色列领导人受到脆弱执政联盟的制约，双方围绕军事行动的节奏和范围所产生的分歧，可能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在国际层面，如果冲突持续而又缺乏明确的政治战略，可能进一步加大以色列面临的外交压力，并加深其与欧洲及其他西方伙伴之间的分歧。 有一定可能：内塔尼亚胡通过重新组建右翼联合政府继续担任总理 重新执政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将维持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姿态，而民族主义和宗教派执政联盟伙伴的影响力，将继续塑造针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政策。随着形势演变，这些冲突的具体进行方式可能发生变化，但由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将有强烈动机，抵制要求其作出重大战略让步的压力。 美以关系仍将保持密切，但可能变得更加交易化，也更容易发生争执。内塔尼亚胡寻求保留华盛顿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同时，当他认为执政联盟政治或以色列安全优先事项需要采取更强硬立场时，也会抵制美国的压力。这将导致双方围绕停火、人道主义政策、定居点活动以及军事行动范围反复发生争端。 在国际层面，内塔尼亚胡再次执政的政府，将继续因以色列的行为而面临全球批评。重新组建的右翼联合政府非但不会发出偏离10月7日之后既定发展轨迹的信号，反而将强化外界的一种看法，即以色列正在走向一种更加民族主义化、更加由安全驱动的政治秩序。其结果将是国内政策具有更大的延续性，但在国外可能付出更高的外交代价。 可能性最低：反对派政府获得决定性多数席位 这样的政府很可能带来治理风格上最大的变化，但不一定会引发外交或安全政策上的革命性转变。艾森科特的军事背景、贝内特的民族主义资历，以及拉皮德的中间派政治取向，将使这一执政联盟有动力证明，其在核心安全问题上保持政策延续性。因此，该政府将继续针对武装抵抗组织开展军事行动，同时更加重视战略纪律、外交协调以及以色列国际关系的管理。 美以关系将在氛围和协调方面得到改善，尤其是如果新政府寻求减少内塔尼亚胡与华盛顿关系中一直存在的摩擦。加强与美国的磋商，将使双方围绕停火和军事行动产生的分歧更容易得到处理，尽管在伊朗、加沙、约旦河西岸以及更广泛的以巴冲突问题上，根本性争议仍将存在。 如果领导层更迭伴随着对外交接触和国际法的更多重视，以色列在一些国际伙伴心目中的地位也将得到改善。然而，这种变化的限度不应被夸大。鉴于10月7日之后形成的安全共识，反对派政府仍将面临强大的国内压力，要求其维持军事力量，并对其认定的威胁作出强有力的回应。 因此，最重要的后果是，武力与外交之间的平衡可能发生转变，而不是放弃使用武力。这样的政府将寻求在维持以色列安全姿态的同时，恢复其国际合法性，并可能为涉及加沙、黎巴嫩及地区关系的外交倡议创造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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