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1月2日，《外交事务》杂志刊发三位专家的政治經濟评论－－“美国如何反制中国的胁迫: 建立经济安全联盟”。西奥多·邦泽尔（Theodore Bunzel）是拉扎德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地缘政治咨询业务主管, 曾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政治处和美国财政部任职。爱德华·菲什曼（Edward Fishman）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兼莫里斯·格林伯格地缘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著有《咽喉要道：经济战时代的美国权力》。阿达尔·莱维（Addar Levi）是拉扎德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兼全球监管事务主管, 曾任美国财政部代理总法律顾问。请读他们的评论：

过去一年半，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其经济武器库的威力——首先针对的是美国。2025年4月，北京强力反击美国关税，征收对等的全面关税，并对稀土元素实施出口管制。这一反击震动了债券市场，扰乱了汽车供应链，迫使华盛顿寻求休战，而这场休战一直持续至今。

接下来，中国将矛头指向日本。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将中国海军可能对台湾实施的封锁描述为一种“存亡危机事态”，认为这可以构成部署日本自卫队的理由，此后，北京对向日本出口稀土实施了令人窒息的禁令。华盛顿不愿再次激化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仅提供了象征性支持。东京立场坚定，拒绝收回高市的表态；限制措施仍然有效，日本的矿产储备则日益减少。

随后，欧洲也遭到了攻击。由于对华贸易逆差已达到每天11亿美元，欧盟忍无可忍，于今年5月开始探索通过新关税应对中国产能过剩。在中国威胁采取“坚决反制措施”之际，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敦促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联手应对全球失衡。但美国再次选择袖手旁观，欧洲则退缩了，转而选择与北京谈判，并将10月设定为采取具体措施减少中国贸易顺差的最后期限。此后，欧盟一直在与北京就减少混合动力汽车、化学品和机械出口进行紧张谈判，独自承受中国报复的威胁。

换言之，中国正在利用美国及其伙伴之间的不团结。北京采取分而治之的战略，将西方联盟拆分成更容易应对的部分，使其能够逐一交锋，这与川普政府自身席卷全球的关税行动如出一辙。中国的市场分量和对关键矿产的控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随着其对报复的担忧减弱，中国推出了更具进攻性的出口限制和制裁。2023年和2024年，北京仅将五家西方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使其面临财务和法律处罚；仅2025年一年，就新增了76家。

美国及其盟友仍有希望——前提是它们能够重新学会协调行动。这些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正式的经济安全联盟，确立针对经济胁迫的集体防御机制。该联盟的基础将是一项仿照北约第五条的承诺：将对一个成员的攻击视为对所有成员的攻击，在这里则是承诺共同回应针对任何联盟成员的经济胁迫。随着时间推移，该联盟可以逐步应对成员共同面临的其他经济挑战，正如北约最初是一项安全保障，后来逐渐演变为一体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的军事联盟。它可以针对中国的产能过剩和汇率操纵采取共同关税，协调针对先进技术的投资限制和出口管制，并在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开发方面开展合作。

在跨大西洋争吵不断、欧洲呼吁“战略自主”之际，西方经济安全联盟如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不可及。但持久利益可以压过暂时的政治摩擦。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和建立信任的措施——首先取消川普对盟友征收的关税，并通过立法限制美国总统未来重新征收这些关税的能力——华盛顿能够建立这样的伙伴关系，并利用它遏制中国的胁迫。

团结就是力量

美国、欧洲和日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重大挑战：北京决心让世界其他地区更加依赖中国，同时让中国减少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依赖。北京对国内生产提供补贴，使其远远超出本地需求，将本国货币币值低估20%至30%，并实施出口管制和制裁等胁迫性经济措施，以获得对西方政府和企业施加影响的筹码，并削弱其认为有悖自身利益的政策。由此造成的中国产业产能过剩和出口激增，威胁着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及就业，去年创纪录的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正是其突出体现。北京将自身优势武器化的记录还意味着，中国在人工智能以及持续与外部设备共享数据的联网汽车等前沿技术领域取得的进展，对华盛顿及其所有伙伴都构成安全威胁。

单独来看，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难以匹敌北京的经济影响力，尤其是其对稀土元素的扼制性控制。但联合起来，它们强大得多。仅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总量，就约为中国的三倍。世界上绝大多数技术最先进的企业都位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它们还控制着中国所依赖的关键投入品，包括光刻机、工业生产专用机械、化学品和航空发动机。尽管北京努力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但仍容易受到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中国只有约30%的贸易以人民币结算，其余大部分以美元结算。学者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和本·韦格尔（Ben Vagle）估计，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完全脱钩，短期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所受的损害将是美国的五至十一倍。

中国也比表面看起来更加脆弱。尽管去年官方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估计，中国的实际增长率为2.5%至3.0%。中国正经历旷日持久的房地产危机、国家主导的过度投资，以及疲弱的国内需求。根据荣鼎集团的数据，由于北京不愿解决消费疲弱问题，出口如今贡献了中国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这使得进入西方市场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

欧洲企业希望维持与美国的联系。

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借鉴，这些西方国家应该能够协调运用其集体力量。冷战期间，它们联合成立了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限制向苏联出售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1973年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后，加拿大、日本、美国以及一大批欧洲国家成立了国际能源署，要求成员向任何受到供应削减影响的成员分享储备——实际上是一项能源共同防御条约。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盟国央行协调降息，并建立紧急货币互换机制，以避免再次出现大萧条。

然而，近年来，西方盟友之间的集体经济倡议乏善可陈。2021年，美国与欧盟成立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旨在协调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出口管制，但该委员会基本沦为了清谈场所。2023年，在中国因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而抵制立陶宛商品之后，欧盟建立了《反胁迫工具》，但至今尚未动用。同年，七国集团宣布成立新的经济胁迫协调平台，承诺成员之间相互预警，并合作应对共同的经济威胁，例如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及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经济胁迫。但该平台没有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基本上一直无人理会。

这些倡议之所以受挫，是因为缺乏紧迫感，而且欧洲国家不愿与中国对抗，因为中国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欧洲国家与拜登（Joe Biden）政府围绕钢铝关税以及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大规模国内补贴的争端，也制约了这些倡议。但川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则给它们钉上了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美国的关税和吞并格陵兰岛的威胁，动摇了美国盟友的信任。华盛顿与北京的贸易休战，打破了跨大西洋伙伴构成统一战线的幻想，也让欧洲伙伴怀疑美国是否会伸出援手。欧洲内部要求去风险和实现“数字主权”的呼声确实日益高涨——但针对的是美国，而非中国。

即使川普的继任总统较少关注关税、更多致力于建立联盟，这些呼声也不会轻易平息。在拜登政府时期，盟友曾告诉美国官员，它们不会承诺就中国、乌克兰或中东方面的共同挑战开展更大规模的经济协调，因为它们担心未来的美国总统可能抹去这些进展。欧洲的担忧有充分依据。随着美国政治日益两极分化，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了行政部门手中。国会历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稳定作用，如今却一直缺席。2025年4月，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对美国盟友征收广泛关税时，国会实际上什么也没做。当最高法院裁定这些关税违宪后，政府转而使用其他关税授权，而国会再次袖手旁观。因此，重建信任需要一种制度性补救措施，而不能止步于公报和“美国回来了”的表态。

信任，但要核实

有理由认为，美国能够修复其关系。美国与欧洲仍然保持着牢固的经济关系。去年，跨大西洋跨境并购和投资的金额基本保持正常水平，2025年全年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增长了近6%。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重大的经济决裂即将到来。尽管欧洲各国政府对华盛顿感到失望，欧洲企业仍希望维持与美国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欧洲终于意识到了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因为中国对欧洲的汽车和工业品出口激增，对欧洲大陆的经济模式构成了生存性挑战。2025年，中国对欧洲的汽车出口增长了29%，2026年同比增长超过60%，而欧洲对中国的汽车出口却停滞不前。仅德国强大的汽车工业，就在2025年流失了5万个就业岗位。就连2024年曾游说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大众汽车，也改变了口风。今年7月，其首席执行官几乎是在敦促欧盟将关税扩大至中国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德国在2025年非汽车行业减少了7.4万个工业就业岗位，如今已开始悄悄识别可以用作对华施压筹码的咽喉要道。尽管布鲁塞尔于10月与北京达成了一项遏制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出口的临时协议，但随着其终于着手应对中国产业产能过剩的威胁，欧盟似乎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公布针对中国化学品和机械的新措施。

未来几年，这些挑战只会进一步恶化，使欧洲更有可能寻求美国的帮助。而在华盛顿，建立针对北京的西方统一战线这一理念，能够引发两党的共鸣。正如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拉什·多希（Rush Doshi）最近在《外交事务》上所论述的，即使川普政府继续疏远部分欧洲伙伴，共同利益仍会使它们在下一届美国政府上台时，对盟友合作保持开放态度。

届时，最重要的一步，将是取消川普第二届政府期间依据第232条、第301条、第338条或第201条对任何盟友征收的全部关税，并终止针对任何盟友的所有未决调查。这既是单方面展示诚意，也是就经济安全联盟展开谈判的开局举措。这将与川普的关税政策作出决定性切割，也是否定拜登那种主要将关税转化为配额和暂停征收的折中模式。考虑到美国人对关税的评价极差，这一举措既会受到政治上的欢迎，也有利于经济，因为取消关税可以降低价格、加快增长。而且，由于川普的关税全部通过行政行动实施，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终止。

作为这一初始阶段的一部分，白宫还应承诺，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经济援助，或允许动用相关储备，支持任何遭受中国胁迫的盟友，例如川普政府已开始在美国战略关键矿产储备中积累的稀土。如果总统兑现这些承诺，就会向潜在成员展示具体益处，并增强它们对这一联盟可行性的信心。

这些单边措施将为正式的经济安全条约奠定基础。该条约的基础将包括一项仿照北约第五条的经济共同防御承诺，这将大大有助于恢复西方对中国的升级优势，从而使北京的威胁失去威力。这样的承诺将同时包含防御和进攻两个方面。在防御方面，成员将承诺向遭到针对的盟友提供经济援助、优惠市场准入，以及动用关键商品储备的权利。在进攻方面，成员将通过共同实施制裁、关税或出口管制，回应针对盟友的胁迫。鉴于美国、欧盟和日本各自的经济及战略分量，它们应构成这一联盟的核心，但也应欢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等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

集体经济防御可以沿着与北约相似的道路发展。

要确保联盟长久存续，仅靠通过行政行动作出的善意姿态还不够。最持久的办法，是达成一项由立法支持的国会—行政协定，将联盟牢固地嵌入美国法律，使其更难被推翻。至关重要的是，这项立法应保护盟友免受未来总统反复无常的影响。多年来，国会已向行政部门授予广泛权力，允许其以国家安全及其他理由征收关税——近几届政府肆无忌惮地使用了这些权力。国会为条约制定的实施立法，可以将取消这些过度关税的措施写入法律，并规定，除非获得国会批准，否则不得对联盟成员加征任何关税。这种自我约束措施，将使盟友相信，这项协议能够经受美国政府更迭的考验。为应对行政部门未来可能以某种方式利用新奇法律理论的情况，条约实施立法还应规定，对联盟成员征收的任何新关税，除非国会明确采取行动予以保留，否则将在60天后自动失效。最后，该法案将预先授权向任何遭受外国经济胁迫的盟友迅速提供援助，赋予行政部门履行该协定集体防御承诺的权力。

这些措施不仅对于增进政府之间的信任十分重要，对于增进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信任也同样重要。企业作出投资决策，部分取决于它们是否预期国家间关系将保持稳定和可预测——其考量往往着眼于五年或十年的时间跨度，超出任何一届美国总统的任期。如今，鉴于跨大西洋双方在贸易和技术问题上的摩擦，许多公司正在讨论，是否为欧洲和美国分别建立独立的运营和供应链生态体系。通过限制未来美国总统对联盟成员征收新关税的能力，经济安全协定将使企业有信心在整个联盟体系内建立持久的经济联系，即使没有正式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如此。

通过雄心勃勃的立法始终很困难，但有理由相信，美国议员会支持这样的联盟。中国的经济胁迫是两党共同关切的问题。尽管一些国会议员可能不愿公开反对关税，但在川普第二任期内，这项工具的受欢迎程度已显著下降，而收回国会对关税政策的权力，也符合国会自身的制度利益。在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2月开展的一项调查中，72%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关税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60%的共和党人也认为，这些关税对消费者产生了负面影响。对盟友征收关税尤其不受欢迎：益普索8月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反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的人数与支持者之比接近三比一。关税也已与通货膨胀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与晨间咨询公司8月开展的一项民调中，75%的美国人表示担忧食品和日常杂货的价格，其中83%的人表示，关税推高了这些价格。如今，生活成本的可负担性已成为美国人的头号关切，议员们有强烈的动机投票支持限制关税的立法。

正式确立

美国必须带头推动建立经济安全联盟，但潜在成员就协定本身的管理规则开展谈判，同样重要。协议应明确说明集体防御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具体规定盟友如何促进商业信息和经济情报共享；由谁判定经济胁迫已经发生；以及在此类事件中，成员可以期待获得哪些进攻性和防御性援助。如果联盟成功扩大成员规模和职能范围，可以设立一个独立秘书处协助运作，但目标应是使承诺可信，而不是再建立一个庞杂的国际官僚机构。

集体经济防御仅仅是起点。随着时间推移，联盟可以作出调整，应对范围更广的经济安全挑战。在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上，成员可以协调对受补贴和优惠融资等非市场行为扭曲最严重的行业征收关税，防止北京只是将过剩出口从一个盟友市场转移到另一个盟友市场；也可以利用针对中国商品的共同基准关税，迫使北京提高其被低估的货币币值。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出口管制，西方国家在实施出口管制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为摆脱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成员可以利用联盟，通过精简融资安排、作出长期采购承诺、投资加工环节和增加储备，理顺目前正在推进的纷繁复杂的国际关键矿产倡议。

通过这种方式，集体经济防御可以沿着与北约相似的道路发展。北大西洋联盟最初是一项相对简单的安全保障，后来演变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军事集团：拥有共同机构、共享规划、可互操作的能力，以及在成立之初难以形成的合作习惯。经济安全联盟也可以以大致相同的方式演变。一项可信的共同防御承诺，将为政府和企业随着时间推移开展更深入的一体化提供所需的信心。

过去，危机曾为制度建设创造机会。

诚然，为自由世界建立一个经济区将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尤其是在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信任异常低落之际。但美国、欧洲和日本无须在经济治国方略的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才能建立这样一个空间，也无须相信未来各届政府始终会有相同的优先事项。它们需要的是能够使其在存在这些分歧的情况下仍然开展合作的制度，并使其最重要的承诺足够持久，能够经受政治变化的考验。

过去，地缘政治发生断裂的时刻，曾为制度建设提供肥沃的土壤。北约诞生之际，人们对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否会继续提供支持心存疑虑。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使美英关系严重紧张，但在随后的几年中，华盛顿和伦敦重建了伙伴关系，并于1958年签订《共同防御协定》，巩固了核合作，进一步将两国联系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初的经济动荡，包括美国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备受争议的举措，以及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最终推动主要工业民主国家开展定期经济协调，并逐渐形成了七国集团。在每一个案例中，危机都创造了机会。

如今，对华盛顿而言，最困难的部分将是接受对其单边行动自由的约束。两党总统长期以来一直对立法制衡行政权力抱有戒心，担心束缚自身手脚会被视为软弱。但如果美国的权力受到可预测规则的约束，盟友就会更放心地依赖它。如果盟友畏惧美国的经济力量，就会采取措施加以对冲。华盛顿如果保留将经济武器转而用于对付盟友的权利，就将难以调动其联盟在市场、技术和资本方面的集体力量。

中国的分而治之战略利用了美国联盟体系内部的不信任。要恢复这种信任，华盛顿就必须作出无论谁入主白宫都能持续有效的承诺。经济安全联盟的核心押注在于，美国可以通过放弃对盟友的部分施压筹码，获得更多对华施压筹码。自由世界的经济区能够扭转对华竞争的局势，但前提是美国将自己绑在桅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