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研究外交事务、国家安全和总统历史的研究员兼作家罗伯特·扎佩索奇尼（Robert Zapesochny）2026年8月7日在《新闻快讯》杂志发表的评论－－“美国空中力量的未来必须是以威慑防止战争”，值得一阅：

冷战结束后，美国取得了近乎毫无争议的空中优势。那个时代正在结束。

中国的规模与现代化建设，再加上俄罗斯密集的防空体系，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场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美国空中力量必须为争夺制空权而战，而不能再假定自己天然拥有制空权。

美国空中力量的发展历史说明了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在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于1903年12月17日完成首次动力飞行四年后，美国陆军向他们授予了第一份军用飞机合同。

由于美国较晚采用空中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航空作战方面，英国、法国和德国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已经迎头赶上，并在某些领域实现了领先。P-51“野马”（P-51 Mustang）战斗机成为欧洲战场决定性的远程护航战斗机，护送美国轰炸机深入德国腹地。

在太平洋战场，F6F“地狱猫”（F6F Hellcat）成为美国海军占据主导地位的舰载战斗机，取得了美国在该战区约四分之三的空战胜利。

朝鲜战争期间，空战仍然主要表现为传统战斗机之间的对决。

美国F-86“佩刀”（F-86 Sabre）与苏联米格-15（MiG-15）性能大体相当，但美国飞行员凭借更优越的训练、战术和作战纪律，整体占据优势。

美国飞行员在朝鲜共击落566架以上米格-15，整体击落比约为5.6比1；然而，对阵苏联最优秀飞行员时，这一比例下降至约1.4比1。

在越南战争中，美国空军总体空战击落比为3.8比1，美国海军则达到4.7比1，对手均为北越空军飞机。

美国在越南的大部分空中损失是由高射炮造成，其次是地对空导弹，最后才是敌军米格战斗机（包括米格-17、米格-19和米格-21）。

美国军方在东南亚共损失3,744架固定翼飞机，其中美国空军单独损失2,254架，包括1,737架战斗损失。我们还在越南损失了5,607架直升机。

越南战争的教训十分明确：取得制空权，需要击败的是整个体系，而不仅仅是敌方飞机。雷达、导弹、指挥与控制系统以及电子战能力，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应对。

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在埃及和叙利亚缴获苏联装备，这是冷战时期最重要的情报收获之一，因为它使西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能够研究苏联武器系统在真实战斗环境中的运行方式。

这些情报加深了我们对苏联雷达运作方式、防空体系协同以及生存能力的理解。

1978年，退役空军少将乔治·J·基根（George J. Keegan Jr.）表示：“美国空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北约防御阵地上的能力，与其说归功于任何其他单一情报来源——无论是卫星侦察、技术截获还是其他方式——不如说更多归功于以色列提供的情报。”

1972年至1977年期间，基根担任美国空军总部情报助理参谋长，驻五角大楼。他是美国空军最高级别的情报官员，也是空军情报工作的最高权威。

越南战争的经验塑造了美国第四代战斗机的发展，尤其是F-15“鹰”（F-15 Eagle）和F-16“战隼”（F-16 Fighting Falcon）。F-15专为夺取制空权而设计，而F-16则兼具高速、机动性和成本优势。

这些经验于1982年在贝卡谷地战役中得到充分体现。以色列利用F-15、F-16，以及无人机、电子战和高度协调的指挥控制体系，摧毁了叙利亚由苏联制造的防空系统，并完全掌握了制空权。

以色列军队摧毁了80多架叙利亚飞机，而自身没有任何空战损失。这次行动证明，即便是密集部署的苏联式防空网络，也能够被击败。

这些经验同样推动美国走向隐身技术。如果雷达是敌方防空网络的核心，那么降低飞机被雷达发现的能力，就能够改变力量对比。

几十年来，隐身技术与防空系统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苏联研制的S-300远比1960年击落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驾驶的U-2侦察机、并在越南战争中重创美国飞行员的S-75“德维纳”（S-75 Dvina）先进得多。

在“史诗之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2026）和“午夜重锤行动”（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2025）中，S-300系统完全不是F-35和B-2轰炸机的对手。如今，伊朗已经部署了俄罗斯S-400系统，但尚未确认其曾与先进隐身战斗机发生过实战交锋。

S-500是俄罗斯最先进的防空系统，其主要定位是反弹道导弹平台，同时兼具一定防空能力。

它旨在打击洲际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以及隐身战斗机等高端目标，但我们目前仍没有实战证据证明它能够可靠击败F-22或F-35这样的飞机。

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美国飞行员、隐身技术、训练、后勤保障以及体系整合能力依然无人能及；然而，俄罗斯和中国如今分别展现出互补性的优势。

俄罗斯在分层防空体系和远程战略轰炸机方面依然实力雄厚，而中国则正在迅速装备一支规模庞大且不断现代化的第五代战斗机机队，其中包括约300架歼-20“威龙”和50多架歼-35。

问题并不在于美国战机是否更先进。在正面对抗中，F-22“猛禽”和F-35“闪电II”很可能击败中国和俄罗斯的隐身战斗机。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能够建造足够数量的第五代战斗机、导弹以及相关保障能力，以长期维持高强度对抗作战。数量同样重要。

现代战斗机的价值，取决于它们所携带的导弹。现代战斗机配备用于近距离格斗的AIM-9“响尾蛇”（AIM-9 Sidewinder）短程导弹，以及用于超视距作战的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AIM-120 AMRAAM）。

美国政府已与雷神公司（Raytheon）签署合同，每年生产最多2,500枚AIM-9X“响尾蛇”导弹，以及1,900枚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的B-21“突袭者”（B-21 Raider）是美国未来空中力量的核心，但俄罗斯和中国也正在研发隐身轰炸机。

美国必须发展针对新一代隐身技术的反制措施，同时保持在争夺制空权环境下占据优势的能力。

我们的目标不是与俄罗斯或中国开战。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足够强大的威慑，以防止战争发生。

献词

谨以此文献给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1955—2026）参议员和查克·诺里斯（Chuck Norris，1940—2026），两位杰出的美国空军退伍军人和忠诚的美国爱国者。

格雷厄姆参议员于1982年至2015年期间先后服役于美国空军、空军预备役和空中国民警卫队，在三十多年军旅生涯后以上校军衔退役。

查克·诺里斯于1958年至1962年服役于美国空军。

2005年，我有幸在国家新闻俱乐部见到了查克·诺里斯及其妻子吉娜（Gena），并与他们交谈了约15分钟。他待人亲切、和蔼、充满生命力，正是人们希望自己的英雄所具备的那种品质。诺里斯说，是他的妻子吉娜帮助他重新回归主，并获得内心的安宁。

愿两位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