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期选举，共和党需要团结。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亨利·奥尔森（Henry Olsen）周一8月10日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评论，为共和党的团结勾勒出了蓝图，请君一阅：

或许，最有趣、也最具影响深远后果的政治辩论正在保守派内部展开。自称里根派的共和党人愤怒地反对川普的关税，而年轻的新右翼保守派则怀疑川普的外交政策是否已经被新保守主义者劫持。“让美国再次健康”运动热爱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而许多反堕胎团体人士则感到自己遭到了抛弃。一个曾经看起来团结一致的运动，如今似乎正处于分裂的边缘。

如果一个局外人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健康的，甚至可能对川普的新多数联盟构成致命威胁，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这只不过表明，川普创建的新联盟正在经历一些充满挑战、但又必不可少的成长阵痛。这个新联盟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组建的联盟一样，由一批老派力量和一批新加入者组成；在双方摸索如何共存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紧张关系。与早先的那个联盟一样，新的保守派联盟只有认识到，妥协与政策创新——而不是教义上的纯粹性和政策教条——才是胜利的代价，也是通向胜利的道路，才能够蓬勃发展。人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为“新融合主义”。

2015年，当川普乘坐他的金色自动扶梯缓缓而下时，共和党不久前刚刚取得许多州的州长职位和州议会控制权。尽管共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看起来占据主导地位，但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许多保守派人士认为，共和党联盟是一个运动保守主义联盟，只不过共和党政治人物一旦上台执政，就会背叛自己的选民。然而，这种分析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

只要观察2016年以前共和党总统初选投票中一贯存在的模式，这一点就非常清楚。在我2016年出版的《共和党的四副面孔》一书中，我指出，运动保守主义中的经济保守派是四个可以辨认出来的派别中最弱的一个。这个群体至多只占全国初选选民的10%。运动保守派选民一贯偏爱那些强调宗教和社会议题的候选人，但他们也只占全部选民的大约五分之一。

鲍勃·多尔（Bob Dole）、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这样的候选人总是能够胜出，因为他们得到了党内最大派别——“较为保守派”——的支持。在民调中告诉调查人员自己“较为保守”的共和党人，占全国选民的35%至40%。他们支持许多保守派目标，但与意识形态相比，他们似乎更加重视稳定和经验。

“较为保守派”候选人总是得到党内最后一个沉默伙伴——温和派——的默许支持。尽管真正属于温和派的共和党民选官员寥寥无几，但共和党选民中大约25%至30%属于温和派。这些人在东北部、中西部北部和太平洋沿岸那些代表票众多的州中，也占有更大的选民比例。因此，他们可以转而支持“较为保守派”的人选，并帮助他赢得提名。

川普在共和党内的胜利从两个方面打乱了这一原有格局。他毫不含糊地支持贸易和移民限制，同时在社会福利项目上采取“不削减”的立场，并拒绝鹰派的、以国家建设为目标的外交政策，这使数以百万计过去的民主党人转而加入共和党，更重要的是，加入共和党初选选民的行列。这些选民大多数是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他们纷纷涌向唯一一位表达了他们长期以来所持观点的候选人。共和党初选投票人数急剧上升。2016年，共有超过3000万人参加共和党初选和党团会议投票，远远高于2000年、2008年和2012年三次没有现任总统参选的竞选中1900万至2100万人的投票规模。

川普也赶走了许多过去曾经参加共和党初选投票的温和派。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历来是温和派势力最强大的地方，该州共和党初选选民中大约48%属于温和派或自由派。2016年，这一比例骤降至仅仅29%。在南卡罗来纳州、密歇根州和得克萨斯州等关键州，温和派所占比例也低于过去：南卡罗来纳州为18%，而过去为31%至39%；密歇根州为25%，而过去为35%至40%；得克萨斯州为19%，而过去为25%至30%。

因此，旧有的建制派阵营失去了其选民联盟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而与此同时，反对建制派优先政策的新选民则纷纷涌入共和党。这两种模式也延续到了大选之中。川普击碎了民主党在中西部原有的“蓝墙”，依靠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大规模向右转，拿下了俄亥俄州、爱荷华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失去了数量相近的高学历温和派郊区选民，但这些选民往往居住在民主党稳胜州或共和党稳胜州。其结果是，政治版图被彻底重新绘制。

这样的巨大变化至关重要。共和党在高收入温和派中的支持率大幅流失，这些选民支持低税收、稳定以及文化上的温和立场。与此同时，共和党在低收入的“较为保守派”选民中人气急剧上升，这些选民优先看重文化保守主义，以及政府采取行动帮助蓝领选民。

由于川普继续在非白人选民中取得进展，这些变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2016年，川普在亚裔和西班牙裔选民中都落后38个百分点。到2024年，他在亚裔选民中的差距缩小到15个百分点。在西班牙裔选民中，差距则只有区区5个百分点。这些新加入共和党的非白人选民之所以投票支持川普，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认定传统共和主义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他们改变自己的投票选择，是因为川普承诺推行一种新的政策组合；与2016年一样，这种政策组合跨越了过去两党之间的界线。

川普还在那些未必属于基督教保守派的选民中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支持堕胎权的人以及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人。2016年，在从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人群——他们占全体选民将近三分之一——中，川普落后31个百分点。到2024年，他在这一群体中只落后24个百分点。如果他在这些选民中的表现仍然像八年前那样糟糕，他就会输掉普选票，而且很可能也会输掉总统选举。

综合来看，这一系列持续十年的变化已经改变了共和党在初选和大选中的选民基础。与2010年代初期相比，这个政党的经济阶层构成明显更加偏向低收入群体，在传统宗教意义上的色彩也有所减弱。好处是，共和党现在有机会凭借多数选民的支持赢得总统选举，主导参议院和大多数州政府，并且可能控制众议院。坏处——如果这算是坏处的话——则是，如果这个新联盟想要生存并繁荣发展，就需要一套新的政策和一种新的自我认知。

一些保守派人士认识到这就是目前的现实，但他们认为，恢复旧秩序既值得追求，也完全可能做到。例如，前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经常呼吁恢复前几代共和党人所强调的有限政府、自由贸易以及以建设民主制度为重点的外交政策。无论这些理念在理论上多么值得赞许，政治证据都表明，那些主张走这条道路的人注定会失败。

共和党内部的动态，即便不说别的，也比2016年时更加不利于这些观点。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Nikki Haley）在2024年初选中以一个类似于旧保守派秩序的政纲参选，结果遭到惨败。更重要的是，她在原来的运动保守派基本盘——“非常保守”的选民——以及传统上对建制派更加友好的“较为保守”选民中，都遭到了压倒性击败。

她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的出口民调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该州的选民构成与共和党全国平均水平非常接近，而且该州初选的获胜者几乎总是会继续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尽管如此，黑利仍然在自己的家乡州落后20多个百分点——她在保守派选民中落后42个百分点。她的一些最强劲支持来自那些对当时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执政下美国的发展状况感到非常满意或满意的选民。难怪她只赢得了两个选区，即民主党占压倒性优势的佛蒙特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并且在其他地方民主党稳操胜券的县表现良好。

同样的动态也在全美各地的共和党初选中上演。俄亥俄州2024年的参议院初选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州参议员马特·多兰（Matt Dolan）曾参加2022年的全州参议院初选，只获得23%的选票，而JD·万斯（JD Vance）获得32%。多兰得到了州长迈克·德瓦恩（Mike DeWine）和前参议员罗布·波特曼（Rob Portman）的背书，而且他的竞选支出超过了主要竞争对手、得到川普背书的汽车经销商伯尼·莫雷诺（Bernie Moreno），然而莫雷诺仍以50%的得票率横扫获胜，并拿下了每一个县。

尽管如此，新的保守派联盟不能完全抛弃旧派力量。基督教保守派和旧派经济保守派仍然是大选联盟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普通的商业保守派同样如此。如果像新右翼中的一些人经常主张的那样把他们赶出去，那么新的民粹保守主义在政治上就会像布什时代的旧版本一样无法生存。

因此，现在的任务是确立一套新的政策，既能够容纳所有这些派别，同时又以一种具有原则性的美国观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这种美国观应当汲取传统保守主义观点，但又不能只是简单复制它们。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下面勾勒出了它可能呈现的样貌。

新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必须尊重企业家和商界人士的才智，同时确保生产率提高和创新带来的收益流向劳动者的程度与流向投资者的程度一样多。在过去45年里，这一点并没有实现。《华尔街日报》2月份的一篇报道显示，国内总收入中流向企业利润、并因此推动股价上涨的份额，自1980年以来几乎翻了一番，从7%上升到12%。流向劳动报酬的份额则从58%下降到52%。这种转变正是美国中部大部分经济困境背后的原因。

许多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正是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关税和移民限制旨在创造一个更加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从而以牺牲企业利润为代价推动工资上涨。提高儿童税收抵免，或者建立带薪家庭休假制度，将会增加大多数家庭的税后收入，就像川普取消小费和加班收入所得税已经做到的那样。采取产业政策，把关键制造能力迁回国内，也会给工资带来上涨压力。

新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必须把这一核心原则与传统上强调帮助创造就业者的原则置于同等地位。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可以讨论，但如果民粹主义的经济诉求——正是这种诉求吸引了如今保守派联盟和共和党联盟所依赖的蓝领工人——遭到彻底忽视，那么这个联盟就无法长久维系。

有许多富有创造性的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以房价为例。1997年以前，房主出售其主要住宅所获得的资本收益，只能享受一次12.5万美元的免税额，而且只有年满55岁才能享受。1997年的预算案用一项新的规定取代了这一政策：任何年龄的房主出售主要住宅时，都可以享受最高50万美元的资本收益免税额，这实际上为自住住房创造了一项新的税收优惠。此后，只要房主在此前五年中至少有两年居住在这套住房里，一生之中每隔两年就可以申请一次这项免税待遇。

这项措施把住宅房地产变成了一种享受税收优惠的投资策略，而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房价开始飙升。恢复旧有规定几乎肯定会导致实际房价下降，这会损害房主的利益。但它也会帮助那些正在为买不起第一套住房而苦苦挣扎的年轻家庭。

同样，把民粹主义倾向与供给侧方法结合起来，也可以解决预算问题。所有人都同意，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是赤字不断扩大的推动因素。所有人也都同意，削减福利在政治上十分困难，但商业保守派和旧派经济保守派仍然以维持预算纪律为名，推动实际上会削减这些福利的政策。民粹派则以社会公平和政治现实为由抵制这些措施。

如果共和党人把民粹派的道德诉求与旧派的政策手段结合起来，这个看似无法解决的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民粹派不希望那些需要这些福利的人失去福利，但是这三个项目都把相当大的一笔钱花在了并不需要这些福利的人身上。例如，退休后每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老年人，其医疗保险保费仍然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如果一个家庭中的夫妻双方在职业生涯中都是高收入者，那么那些拥有大量额外收入的人每年可以领取高达10万美元甚至更多的社会保障福利。为什么不削减这些人的补贴和福利呢？他们完全有能力适应政府慷慨资助的减少。

新的多数联盟固然必不可少，但它不能仅仅建立在政策妥协之上——它还必须建立在一种广泛共享的美国愿景之上。如果新共和党多数联盟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以美国传统的自治信念和每一个人的尊严来调和其对自由的热爱。它必须认识到，政府不是上帝，但政府也不是魔鬼。这意味着，它有时必须推动制定审慎的法律，以确保所有人都拥有安全和机会。

后一点不仅包括所有人都明白一个公正政府必须提供的人身安全，也包括来自财产权保护以及公平分享贸易收益的经济安全。它还包括这样一种社会安全：一个人知道自己不会因为宗教信仰、性别或肤色而遭受歧视。没有经济和社会安全的自由，往往很容易沦为强者的统治。有了这些保障，自由便能够超越以往所能达到的境界。它创造出了使美国伟大的东西：这样一种承诺——每一个人，无论其天赋或背景如何，都能够拥有按照自己的选择过一种有尊严生活的机会。

民主党沉迷于社会规划，并且不断围绕种族和性问题进行说教，这已经使美国中部民众相信，他们并不认同这一承诺。共和党现在有机会证明自己认同这一承诺，并借此建立新的多数联盟；唯有这个多数联盟，才能保护并更新我们250年来的历程——用里根的话说，就是从“沼泽走向群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