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0日晚上，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在《美国观察家》发文称，香港，曾经自由，如今压制一切异议。班多先生指出，黎智英的被定罪揭示了中国统治的本质，并遣责中共的高度专制制度：

正如预期的那样，北京在香港的执法者以违反中国国家安全法为由，判处前出版商黎智英有罪。他为维护香港的传统自由而挺身而出，却被指控煽动叛乱和勾结外国势力。78岁的黎智英选择不逃离这个所谓的特别行政区，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而现在看来，他很可能将服刑。

黎智英的被定罪进一步证明（尽管这似乎已无需更多证据）了“一国两制”模式对台湾而言，最终只会意味着一个高度专制的制度。

香港曾经是华人人口占多数的最自由的地区。尽管这个英国殖民地并非民主政体，但它保护公民自由，维护法治，并享有经济自由。该地区成为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难民的避难所。

1997年，英国将香港归还给中国，香港大部分地区是英国从衰弱的中华帝国手中强行“租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在半个世纪内维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独特地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信守了诺言。然而，十年前，随着要求全面民主化的抗议活动爆发，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拒绝放松对其名义上自治的领土的控制。

随之而来的是多年的抗议活动和日益加剧的镇压，最终以北京于2020年6月30日实施国家安全法达到顶峰。这项措施被证明是中共的完美工具，它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以及与外国或境外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定为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判处终身监禁。这实际上禁止了对中共以及当地由北京任命的当局的反对甚至批评。任何形式的抵抗都难逃惩罚。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称，人们“因穿着、言论、写作内容或一些轻微的抗议行为而成为打击目标并受到严厉惩罚，这加剧了香港本已弥漫的恐惧气氛。”

在新冠疫情限制示威活动的助推下，中国政府以残酷高效的方式摧毁了一场曾有数百万人参与的抗议运动。活动人士逃离，非政府组织解散，出版物停刊，博物馆关闭，大学屈服，企业撤离，政党解散。任何犹豫不决的人都成了中共的目标，常常因几个月甚至几年前的行为而被起诉。

试图逃离的人被抓捕；逃脱的人则面临悬赏追捕。据人权观察组织称，结果是：“自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中国政府已基本瓦解了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以及自由公正的选举、公平审判权和司法独立。政府日益将教育政治化，为警察滥用权力提供庇护，并终结了香港的半民主制度。”自我审查盛行。在黎智英被定罪的前一天，最后一个也是主要的反对党——民主党投票解散，彻底终结了任何民主的假象。

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仍在不断增加新的法律禁令。例如，今年6月，香港通过了一项被称为“第23条”的措施，以支持北京于2020年6月成立的国家安全公署。该措施设立了六项新的罪名：“不遵守国家安全公署的法律文书、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或文件、泄露国家安全公署的措施或调查、伪造国家安全公署文件、抵抗或阻碍国家安全公署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以及冒充国家安全公署工作人员或声称能够影响他们。”在香港，更重要的是在北京看来，在压制任何一丝异议方面，怎么谨慎都不为过。

截至2025年12月，已有365人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捕。约204人根据《国家安全法》和其他法律被起诉。迄今为止，已有174人和一家公司被定罪。尽管逮捕人数在2021年达到顶峰，但五年多过去了，逮捕行动仍在继续。上个月，《香港自由新闻》报道称：“香港国家安全警察逮捕了两名嫌疑人，他们涉嫌在其煎饼店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煽动性帖子。”政府还以煽动罪起诉了一名大学生，因为他在公寓火灾造成至少160人死亡后发起了一份要求追究责任的请愿书。

定罪率高达95%。滥用职权的情况也同样严重。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称：“(1) 85%的已结案件仅涉及合法表达，这些表达本不应被定罪；(2) 法院在89%的国家安全案件中拒绝保释；(3) 审前羁押的平均时长为11个月。综上所述，这些调查结果表明，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标准，包括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权。”

规模最大的国安法审判涉及47名香港立法会议员、学者、记者、工会领袖和其他活动人士，他们因组织政治初选而受到起诉，而初选在当时是合法的。其中45人被定罪，并被判处四年至十年不等的监禁。为什么？被告被指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因为他们在官方仍然是自由选举的框架下，目的是选举反对特区行政长官和其他北京代理人的候选人。

黎智英是香港失去自由的象征，他“既象征着也珍视着那些在短短几代人时间里将这座城市从贫困带向繁荣的自由”。黎智英12岁时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他从小就开始工作，后来创办了一家服装企业。他支持导致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各地发生血腥镇压的中国抗议活动。他最终卖掉了自己的企业，创办了《壹周刊》、《苹果日报》和壹传媒集团。他坚定地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国安法通过后，他选择留在香港。自2020年8月以来，他三次被捕，被单独监禁（至今已超过1800天，而且还在继续！），并自2021年以来接受了七次不同的审判，最终被判处近十年的刑期。他的国安法审判持续了156天，但绝非公正。人权观察组织详细指出：“黎智英的起诉过程存在多项严重违反公平审判权利的行为，包括由香港政府钦点的法官审理、被剥夺陪审团审判权、遭受长期审前羁押以及被禁止聘请自己选择的律师。”三名法官发表了一份长达855页的判决书，声称黎智英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谋的“主谋”。被指定负责定罪的法官埃斯特·托赫补充说，黎智英“在他成年后的许多年里一直怀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怨恨和仇恨”。

西方国家对这项判决提出了严厉批评。就连通常对被他视为朋友的人权侵犯行为漠不关心的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也提出了批评，他在竞选连任前曾宣称“我百分之百会把他救出来。救他出来很容易。”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释放黎智英是“当务之急”，并解释说：“我们已经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知道这对我们很重要，我认为其他一些国家也积极参与了提出这个问题。”判决后，川普不太自信地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黎智英。

北京不太可能表现出宽容。在2017年访问香港期间，习近平坚称，“任何挑战北京中央政府权力的行为”（黎智英经常这样做）都是一条“绝对不容逾越”的红线。受中国控制的报纸《文汇报》将黎智英称为“美国在香港精心培养的头号政治代理人”。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重拾毛泽东时代的措辞，称黎智英是外国人的“走狗”和“奴才”，并总结道：“长期以来，黎智英处处与中国作对，勾结外国势力，对香港和国家犯下了种种罪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2年被北京选中接替步履维艰的林郑月娥之前，曾是香港特区最高安全官员，他经常受到习近平的赞扬。李家超谴责黎智英：“一些组织，特别是外国媒体组织，故意误导公众，故意在所谓的‘媒体大亨’的幌子下粉饰黎智英的犯罪行为”，并试图“掩盖黎智英作为外部势力代理人渗透和洗脑年轻人的无耻行径和颠覆行为，他通过操纵媒体煽动公众，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黎智英被定罪进一步证明（尽管这似乎已无需赘言），“一国两制”模式对台湾而言最终只会意味着一种高度专制的制度。尽管香港在某些方面仍然与中国大陆有所不同——例如对外国人、外国商业和信息更加开放——但在中共统治的全面性和残酷性方面，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性区别。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该怎么做？黎智英的儿子塞巴斯蒂安敦促西方国家政府“将释放我父亲作为与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先决条件”。但这几乎不可能。最重要的是，北京不太可能在这一根本性的治理原则上做出让步。压制是中共统治的基础。与美国进行关税和贸易规则方面的谈判是可能的，但允许反对派和批评人士支持美国则是不可能的。

此外，鉴于北京的经济影响力，包括美国在内的少数民主国家不太可能参与这样的行动。而且，鉴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存在诸多严重分歧，任何一位总统都不可能为了一个香港人的命运而轻易牺牲在安全和技术问题上的对话，无论这个人多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虽然黎智英的定罪是香港系统性压制的典型案例，但释放他并不能解放740万香港民众。如果他的入狱值得制裁，那么其他数百人的起诉和惩罚又该如何处理呢？

最好的希望或许是西方领导人能够基于黎智英健康状况的显著恶化，敦促出于人道主义原因释放他，川普也强调了这一点。这种努力可以辅以私下警告，指出此举会损害北京的国际声誉，同时让习近平能够在不显得屈服于外国压力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可能对川普来说是一个有效的策略，他可以暗示，释放黎智英将使习近平访美时受到更热烈的欢迎。当然，中国做出让步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但这种方式比直接施压更有可能成功。

黎智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应该与刘晓波等其他勇敢的、有原则的中国人并列，刘晓波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曾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世界各地所有心怀善意的人都应该支持黎智英和他的家人。但不仅仅是支持他一个人。香港自由遭受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绝不能被遗忘。支持中国人民获得自由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也是为了恢复香港人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