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土耳其项目研究员兼主任阿斯利·艾丁塔斯巴斯（ASLI AYDINTASBAS）于2025年12月25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埃尔多安的帝国幻想”。但她认为，土耳其的实力与总统的野心并不匹配：

9月下旬，当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走进白宫时，他迫切需要这次访问取得成功。埃尔多安曾向土耳其民众描绘了一幅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宏伟蓝图，但这一愿景却日益蒙上阴影。国内异议和经济困境需要埃尔多安持续关注，并有可能损害他执政23年后的政治遗产。去年12月，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武装成功推翻了巴沙尔·阿萨德在叙利亚的政权，这似乎为扩大土耳其影响力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但事实证明，重建叙利亚这项艰巨的任务并非土耳其一国之力所能完成。

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接触似乎可以为埃尔多安提供所需的助力。尽管安卡拉和华盛顿最近存在一些分歧，包括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导弹系统以及多次入侵叙利亚等问题，但川普仍将埃尔多安视为帮助稳定中东的合作伙伴。土耳其对哈马斯拥有影响力，这在美国主导的与以色列的停火谈判中可能会派上用场；土耳其还可以支持加沙和乌克兰的维和与重建工作。与他的前任不同，川普似乎欣赏埃尔多安的非自由主义执政风格及其娴熟的地缘政治平衡策略，多次称他为“朋友”和“一位非常强大的领导人”。土耳其官员则希望，与注重交易的川普重建伙伴关系可以帮助土耳其提升其在中东地区的地位。

起初，他们的愿望似乎实现了。埃尔多安访问华盛顿几天后，土耳其情报部门负责人易卜拉欣·卡林就加入了在埃及举行的加沙停火谈判——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但这是安卡拉首次正式参与巴以和平谈判。10月13日停火协议签署时，埃尔多安与川普以及埃及和卡塔尔领导人站在一起。对于土耳其总统的支持者来说，他的参与具有高度象征意义。一百多年前，埃德蒙·艾伦比将军率领英军进入耶路撒冷，结束了奥斯曼帝国长达四个世纪的统治。但如今，土耳其又回来了。近年来，土耳其军队活跃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土耳其重返圣地政治舞台中心，标志着其在中东历史地位的最终回归。

至少埃尔多安希望土耳其人民这样相信。事实上，土耳其目前的实力远不足以支撑埃尔多安建立以土耳其为主导的地区秩序的雄心。川普的支持在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这位美国总统冲动且缺乏章法的对外政策极不可能提升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也无法说服中东其他国家接受土耳其的领导。土耳其自身面临着太多的内部问题，包括经济困境和国家机构空心化，以及太多的外部阻力，尤其是一个自信且咄咄逼人的以色列，因此无法按照安卡拉的意愿建立地区秩序。如果埃尔多安无法兑现他开启土耳其强国新时代的承诺，那么随着土耳其在一个日益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继续战略漂移，他面临的国内压力可能会越来越大。

宏大战略

埃尔多安的地缘政治计划基于一个简单的理念：土耳其不仅仅是一个中等强国，它注定要领导更广阔的中东地区。在阿萨德政权垮台一周后，埃尔多安宣称“土耳其的意义远不止于土耳其本身”，“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将视野局限于78.2万平方公里”。他继续说道，土耳其“无法逃避自己的命运”。“那些问‘土耳其在利比亚或索马里有什么事可做？’的人根本不理解这一点。”

埃尔多安的愿景中既有真实成分，也包含着大量的神话色彩。在土耳其国内，政府强大的宣传机器一直在推动“土耳其世纪”运动，并普及了土耳其注定要走向伟大的理念。奥斯曼帝国曾被现代土耳其的政治精英嘲笑为衰落的遗迹，如今却被重新塑造为秩序和多元化的典范。在电视剧、准学术会议，甚至在列有“苏丹的美味”等菜品的餐厅菜单上，奥斯曼时代都被描绘成一个“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最终被外国阴谋和内部背叛所终结。

自2018年宪法改革生效以来，土耳其的安全机构已集中在总统领导下，该机构也认同由土耳其主导的地区秩序理念。土耳其军队曾是保持克制的堡垒，如今却积极支持土耳其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东地中海地区采取前瞻性防御态势。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最近发布的公报也强调了土耳其在这些地区的稳定作用和责任，以及其愿意协助加沙地带安全事务的立场。在私下讨论中，土耳其官员将土耳其描述为从高加索到黎凡特地区的稳定保障者，并强调该国与友好政权保持一致。

川普的支持不太可能提升土耳其的影响力。

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确实扩大了其地区影响力。其军事足迹遍及高加索、黎凡特和非洲部分地区，并在东地中海和黑海投射海军力量。在过去十年中，安卡拉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尼日尔、巴基斯坦、卡塔尔、索马里、叙利亚和突尼斯签署了防务和安全伙伴关系协议。在利比亚，土耳其正在开展经济合作并提供安全支持，包括为执法部门和军队提供培训。2020年，土耳其支持阿塞拜疆的军事行动，从亚美尼亚手中夺回领土，之后土耳其公司在新占领地区重建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土耳其现在也希望与亚美尼亚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建立一个区域经济联盟，以削弱伊朗和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并扩大土耳其的直接市场准入。不断发展的土耳其国防工业也为安卡拉提供了与欧洲盟友谈判的筹码，并为其进入非洲和亚洲市场提供了切入点。除了无人机这一土耳其国防出口的明星产品外，私营和国有制造商一直在生产弹药、军舰、导弹、坦克和装甲车，并且很快将把该国首架战斗机也加入到生产清单中。

在寻求影响力的过程中，土耳其并不特别关注邻国的国内治理，而是主要关注那些能够促进其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尔多安今天的愿景比他政府早期提出的议程更为狭隘，例如前土耳其外交部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提出的“与邻国零问题”原则。这种理念塑造了埃尔多安执政初期安卡拉的地区外交政策，即在维持土耳其传统西方盟友关系的同时，向东拓展影响力，通过将自身定位为民主改革的区域典范，增强土耳其在中东和非洲的影响力。达武特奥卢的政策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破产，部分原因是土耳其试图在埃及、叙利亚和也门推动的政治转型未能实现。如今，土耳其自身已不再是民主国家，它对改变邻国政治制度的兴趣远不如利用硬实力和交易手段来促进非自由逊尼派政权之间的团结。

试验场

最近，叙利亚成为土耳其地区野心的试验场。土耳其控制着叙利亚北部的大片地区，并在阿萨德政权时期由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武装控制的地区建立了学校、医院和法院。“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简称HTS）是推翻阿萨德政权的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土耳其的支持。自HTS及其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控制大马士革以来，土耳其一直为新政权提供安全培训和装备、边境管理、人道主义援助、农业设备和种子，以及叙利亚能源网络的紧急维修工作。土耳其公司开始竞标叙利亚境内的建筑、能源和道路项目。更重要的是，安卡拉成功游说华盛顿、利雅得和欧洲各国首都解除阿萨德时代的制裁。

叙利亚出现一个友好政权也为安卡拉重启与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和平进程铺平了道路。库尔德工人党是一个与土耳其政府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武装斗争的分裂主义组织。埃尔多安政府于2024年底与被监禁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展开谈判，无疑是为了在土耳其国内选举中争取库尔德选民的支持。阿萨德在大马士革被推翻使得达成和解似乎更加可行。只要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一支与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的叙利亚库尔德民兵联盟）在叙利亚东北部独立运作并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安卡拉就担心潜在的安全威胁。一旦阿萨德下台，这种威胁就消除了。叙利亚民主力量（SDF）随后与大马士革和安卡拉展开了探索性谈判——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巴拉克经常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中间人——以确定库尔德人在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治理中的作用。尽管在水资源和石油收入的控制权、库尔德人控制地区的政治自治程度以及叙利亚民主力量融入叙利亚军队的条件等方面仍然存在争议，但谈判失败的代价太高，以至于没有人愿意放弃谈判。

与库尔德人重启和平进程对埃尔多安来说具有更大的战略意义：这让他有理由放松过去十年统治中僵化的民族主义，并重新塑造土耳其作为合适的地区领导者的形象。埃尔多安和他极端民族主义的盟友德夫莱特·巴赫切利——巴赫切利早在2024年10月就公开呼吁恢复与库尔德工人党（PKK）的谈判——现在都将土耳其-库尔德-阿拉伯联盟描述为地区稳定的基础。这种强调也让他们能够唤起人们对多民族奥斯曼帝国的记忆。“历史，”埃尔多安最近在X平台上发帖称，“充满了无数例子，证明当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团结一致时，我们在国内外都取得了成功。”

埃尔多安现在希望展示一种多民族（尽管非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强大的逊尼派领导下容纳了社区多样性。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认为，这是奥斯曼帝国成功和长盛不衰的关键，也是世俗土耳其共和国的不足之处。因此，叙利亚问题的解决不仅能为土耳其提供安全的南部边境，遏制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愿望，还能为土耳其主导的地区秩序提供概念验证。

然而，如果与库尔德人的谈判在土耳其或叙利亚陷入僵局，整个结构就会开始动摇。库尔德人再次骚乱将迫使土耳其部署安全部队，耗尽用于更广泛地区外交的资源。此外，叙利亚北部的动荡将削弱安卡拉关于土耳其能够在其他国家失败的地方建立秩序的说法。

空洞的国家

然而，即使安卡拉和大马士革能够与库尔德人达成协议，埃尔多安开启土耳其新世纪的梦想也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对于那些努力维持生计的普通土耳其人来说，帝国荣耀与日常困境相去甚远。多年来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导致土耳其通货膨胀飙升，货币大幅贬值。2023年，前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希姆谢克临危受命，重返政府以帮助稳定经济，此举恢复了一定的信心，但通货膨胀率仍然居高不下，投资者信心低迷。因此，土耳其根本缺乏为叙利亚重建——或任何其他重大区域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经济能力。土耳其的财政困境已经迫使叙利亚新政府转向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以满足工资和养老金等紧急预算需求——这一转变以牺牲土耳其的利益为代价，增强了海湾国家在叙利亚的影响力。

二十年后，埃尔多安高度集权的治理体系也开始因其自身的成功而出现弊端。“国家重担压在约十位能干的人身上，”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在这个由少数有能力的专家组成的圈子之外，由于清洗和基于忠诚度的任命，政府机构日益萎缩，机构专业知识也随之流失。决策权集中在总统府，导致土耳其官僚机构无法制定自己的政策，也缺乏执行政策的能力。真正的区域影响力战略需要土耳其拥有一个能够持续开展经济合作、进行外交协调以及耐心管理利比亚、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的政治过渡的政府机构，而不仅仅是偶尔展示军事实力。目前，安卡拉缺乏与自身雄心相匹配的制度机制。

在政治上，尽管埃尔多安的控制力有所加强，但他的支持基础却在缩小。反对党在2024年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埃尔多安的政党仅获得35%的选票，这是自2003年上台以来最糟糕的表现。2025年3月，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玛莫格鲁因腐败指控被捕，随后十多名属于主要反对党的市长也被捕，这些事件被广泛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也暴露了政府的不安全感：埃尔多安不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选举，于是将法律体系变成了打击对手的工具。

埃尔多安政党支持率的下滑最终限制了他的地区抱负。在中东地区真正发挥领导作用需要政策的连续性。土耳其的经济援助承诺必须可信，其外交承诺也必须持续兑现。土耳其的商业精英阶层仍然大多亲西方且倾向自由主义，他们也必须认同这些政策，但只要土耳其的地缘政治立场仍然不确定，国内政策也非自由主义，他们就不太可能这样做。由于埃尔多安的继任者是谁以及安卡拉与川普政府的蜜月期能否持续下去等问题悬而未决，安卡拉无法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

以色列的搅局

埃尔多安愿景面临的最直接的外部挑战是土耳其与以色列日益加剧的竞争。过去一年，以色列在与伊朗的战争以及在黎巴嫩、卡塔尔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之后，已成为地区霸主。简而言之，以色列毋庸置疑的军事优势和不断扩大的安全伙伴网络使得土耳其难以在中东地区乃至更广阔的范围内可信地构建以土耳其为主导的秩序。许多土耳其人都不乐见以色列在该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强，公众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感到强烈愤怒，这种愤怒远远超出了埃尔多安的支持者群体。这种公众情绪促使安卡拉采取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即使这样做会使土耳其的地区外交和与华盛顿的关系复杂化。以色列方面也不希望看到土耳其影响地区政治，尤其考虑到安卡拉对哈马斯的支持以及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批评。一些以色列人也担心，以土耳其为首的逊尼派联盟可能会破坏以色列遏制邻国的努力。

但主要的争夺焦点是叙利亚。随着阿萨德的下台，以色列决心阻止任何外部势力——尤其是敌对的土耳其——巩固对叙利亚的控制，并帮助新政府建立能够威胁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军事和政治机构。以色列对沙拉政府深感怀疑，因此寻求控制叙利亚境内超过100平方英里的缓冲区。与此同时，埃尔多安则将与土耳其结盟的大马士革视为其地区愿景的关键。这两种做法是不可调和的。土耳其希望建立一个强大且集权的叙利亚政府，能够确保其全部领土的安全，带来稳定，镇压北部任何反土耳其的武装活动，并将叙利亚牢牢地置于安卡拉的势力范围之内；以色列倾向于叙利亚保持权力分散的状态，并赋予其德鲁兹族和库尔德族少数民族自治权，以防止叙利亚强大到足以挑战以色列。

对于普通土耳其人来说，昔日帝国的辉煌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困苦相去甚远。

这些相互竞争的项目使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军队及其代理人走上了冲突之路。两国都试图按照自身利益塑造后阿萨德时代的秩序，它们的军事存在和情报活动日益重叠，加剧了冲突的风险。紧张局势已经升级：4月，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城市帕尔米拉的一个预定用于建设土耳其基地的地点。土耳其和以色列最终建立了危机热线，以避免两国军队之间发生直接冲突，但这只是一个脆弱的保障措施，因为双方都在试探彼此影响力的底线，而更广泛的外交和政治关系仍然处于冻结状态。

这种竞争也已蔓延到叙利亚之外。安卡拉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提出强烈批评，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并支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官员的战争罪行追究责任；而以色列则扩大了与希腊和塞浦路斯的情报合作，这些都加剧了双方的裂痕。只要土耳其和以色列都对彼此的地区野心感到担忧，它们就可能陷入安全困境——双方都将对方的举动视为威胁，并以夸大的言辞和过度的反制措施（包括在叙利亚的代理人活动）做出回应，从而加深了它们试图避免的不安全感。

对于埃尔多安来说，这种竞争设定了一个上限。一个专注于以色列在叙利亚活动的土耳其无法全面推进其在该地区的更广泛议程。它将被迫将军事、外交和财政资源用于遏制以色列，而不是建立对于推进连贯的经济和政治愿景至关重要的联盟和机构。

川普是推波助澜者吗？

川普通过满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渴望——提升其在地区外交中的地位，并将其提升为美国的战略安全伙伴——帮助埃尔多安推销他的中东愿景。现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甚至对埃尔多安的新奥斯曼帝国抱负表示了非同寻常的认可，他甚至提出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在该制度下，不同的民族和宗教社区在内部治理方面享有自治权，但最终效忠于皇帝）可以作为现代地区秩序的模式。

过去，美国政府认为土耳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东地中海寻求势力范围是对地区稳定和美国利益的威胁，而川普政府却允许土耳其扩大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并欢迎土耳其参与地区外交。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安卡拉关于支持大马士革中央政府、阻止伊朗军事网络进入叙利亚以及防止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建立联邦制的主张。美国似乎乐于让土耳其追求这些目标，从而使华盛顿能够将外交和军事精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同时改善与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之间长期紧张的关系。

然而，善变的川普的认可并不能给土耳其带来多少持续获得美国支持的保证，也无法改变基本现实。以色列仍然在叙利亚拥有军事优势。此外，川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现得格外恭敬，而内塔尼亚胡强烈反对土耳其在叙利亚或加沙发挥更大的作用。海湾君主国也对土耳其的野心保持警惕，它们可以通过停止对叙利亚的财政支持、以排挤土耳其公司的方式分配重建资金，或者减少在土耳其的投资承诺来阻碍安卡拉的计划。而且，土耳其脆弱、负债累累且精疲力竭的经济无法支撑叙利亚和加沙的重建，也无法维持确保持久地区影响力所需的经济援助、外交投入和军事存在。

埃尔多安建立以土耳其为主导的秩序——“土耳其治下的和平”（Pax Turkica）——的愿望依然存在，但这种秩序的基础仍然脆弱。如果他无法实现这一宏伟愿景，埃尔多安可能会陷入国内衰退的恶性循环，公众的幻灭和合法性下降将进一步加剧本已疲软的经济。一个旨在展现土耳其复兴的地区计划反而可能成为雄心与能力之间差距的写照。埃尔多安或许可以通过扩大国内政治基础、重建土耳其的制度以及争取该国的专业精英和商界的支持来摆脱这种困境。但这所有的一切都可能使他的统治面临批评，并削弱他对权力的牢牢掌控。埃尔多安或许怀揣着奥斯曼苏丹的梦想，但现代土耳其仍然在其自身周边地区步履维艰，深陷国内问题的泥潭。尽管安卡拉仍将是地区秩序中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无法让历史倒退，重现其在中东地区独霸一方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