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阿吉拉尔是一位出版过小说的作家、编剧和艺术文化评论家。近日，阿吉拉尔先生在《美国观察家》杂志发文，记录了一位古巴流亡者作家对那座岛屿及共产主义时代终结的反思, 如诉如诗。

如果一只鸽子飞来/落在你的窗前，/请温柔地对待她/因为她就是我自己。/告诉她你的爱，/我亲爱的生命，/用鲜花为她加冕，/因为她属于我。

——塞巴斯蒂安·伊拉迪尔，《鸽子》

我从小就听着一首关于古巴的优美经典民谣《鸽子》（La Paloma）长大，这首歌深受我父母和他们朋友的喜爱。它讲述的是一个水手爱上这座岛屿和岛上一位美丽的女子。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随着我彻底美国化，我很少再听到这首歌了。但古巴从未像六岁时那样离开我。

一方面，我的父亲在乔治城大学教书和写作，研究古巴如何滑向马克思主义的深渊，并因此声名鹊起——这让他的老同学菲德尔·卡斯特罗非常恼火。而父亲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六十年代末——许多大学生把卡斯特罗奉为拜伦式的英雄，反资本主义的热情也达到了顶峰。

父亲比他们都活得更久，尽管他没能比卡斯特罗活得更久。但至少这位独裁者活得足够长，亲眼目睹了他的共产主义梦想化为乌有，他的苏联主子也走向了消亡。而他的兄弟劳尔则眼睁睁地看着他共同统治的共产主义政权在美国资本主义的铁蹄下垮台。

现在，我正在重新认识我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忽略的古巴传统。

还有我的母亲。当我开始作为一名作家崭露头角时，她不断敦促我写关于古巴英雄历史的故事，其中她那边的家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的曾祖父吉列尔莫·马斯卡罗上校是一位著名的古巴军医，曾在独立战争中与西班牙人作战。

“可是，妈妈，”我会回答，“所有这些荣耀都消失在古巴至今仍深陷其中的历史黑洞里。任何史诗故事的结局都一样糟糕。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母亲要是知道我这么固执，一定会无奈地摇头叹息。

母亲去年去世了，就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不久。我们都感觉到古巴局势发生了变化。我真希望她能多活几年，亲身感受一下这变化究竟有多大。67年后，古巴的解放似乎近在眼前。而这只手，正是唐纳德·特朗普的。

说到这里，古巴流亡社群里已经流传着一个笑话，而我本人也算是其中一员。一群伊朗侨民在酒吧里庆祝“史诗狂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这时一群古巴侨民走了进来，注意到伊朗人。“嘿，你们，”一个古巴人说，“你们插队了。”

上周白宫释放出的信号让这个笑话显得更加应景。

3月5日，特朗普对Politico表示：“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你根本无法想象……几周内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3月6日，特朗普对CNN说：“古巴很快就会沦陷……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我们现在正全力以赴。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但古巴已经准备好了——五十年过去了。”

3月7日，特朗普在美洲之盾峰会上说：“古巴已经走到尽头了。他们真的走到尽头了。他们没钱，没石油，他们的政治理念很糟糕……它以过去的方式苟延残喘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如果说近期的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特朗普的预言往往会成真。

至于我因为重写古巴相关内容而让妈妈失望，我很遗憾她没机会读到我的新小说《卡米洛特之路》（The Camelot Trail），它是《华盛顿之路》（The Washington Trail）的续集。为了纪念她——也为了在政治惊悚小说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我特意为两位系列侦探马克·斯莱德和尼尔·科克加了一段对话。

科克提着两个印着“绿洲咖啡馆”字样的袋子走进斯莱德的公寓。他右转来到斯莱德临时搭建的角落餐厅，把袋子放在方形木桌上。他从一个袋子里拿出两个泡沫咖啡杯，从另一个袋子里拿出两个用纸包好的长三明治，然后在左边的椅子上坐下。

斯莱德从卧室出来，在最里面的椅子上坐下，背靠着墙。科克把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推到他面前。斯莱德打开一个古巴三明治。

“现在的古巴三明治味道更好了，”他说。

“还有咖啡，”科克说着，赞许地喝了一口。“65年后——古巴终于自由了。我们为此也尽了一份力。”

“虽然不像‘莽骑兵’那样英勇，但没错，我们确实做了些贡献。”

我也计划亲自重返古巴。去走走我小时候蹒跚学步的那座美丽的岛屿。还要去瓦拉德罗海滩喝古巴自由鸡尾酒，那是我们家度假的地方。曾经诅咒它的邪恶政权如今已化为灰烬。

现在，我正在重新认识我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忽略的古巴文化遗产——母亲敬仰的英雄，以及我曾经喜爱的音乐，尤其是《鸽子》（La Paloma）。接下来的一周/这让我开怀大笑。/从教堂里，我们并肩而行，/是的，先生！/我们将入睡，/我走了！我也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