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倫·卡斯（OREN CASS）是“美國指南針”的創始人兼首席經濟學家，也是《新保守派：恢復美國對家庭、社區和產業的承諾》一書的主編。他於2025年10月17日在 《外交事務》雜誌就如何構建對美國有效的經濟和安全秩序發表評論：

二戰以來的80年間，美國推行了兩大戰略。其中一項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冷戰期間指導美國經濟投資、外交關係和軍事部署的“遏制”政策，最終導致蘇聯戰敗解體，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

遺憾的是，冷戰結束時採取的戰略卻並非如此：試圖利用超級大國的地位建立一個由華盛頓維護和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該戰略曾被冠以各種名稱，包括比爾·克林頓總統首任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所定義的“擴張”戰略，以及新保守主義思想家威廉·克里斯托爾和羅伯特·卡根在本書中提出的“仁慈霸權”。這一願景承諾建立一個持久的美國治下的和平，在這個和平中，沒有其他國家能夠或願意挑戰美國的霸權，所有國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自由民主，全球自由市場的熱情擁抱使邊界變得無關緊要，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傳播繁榮。

從某些方面來看，這一戰略奏效了。美國的GDP和股價穩步上升。技術和貿易將世界緊密聯繫在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並沒有爆發。但清醒地評估後冷戰時代，就會發現現實並不那麼樂觀。過去30年的美國戰略非但沒有創造出共同繁榮和穩定和平的烏托邦，反而產生了一種全球經濟秩序，讓其他國家得以利用華盛頓的慷慨、崛起的威權主義對手中國，以及全球範圍內一觸即發的衝突——在這些衝突中，人們對美國承諾的期望遠遠超過美國的實際能力——所有這些都導致了美國經濟和社會的衰落。

任何宏大的戰略，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對某種特定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押注。投資重建市場民主堡壘，使其繁榮最終壓倒蘇聯共產主義，這一賭注是明智的。隨後押注全球化和自由市場能夠使政治經濟變得無關緊要，則並非明智之舉。現在是時候下新的賭注了。建立可持續貿易和安全集團的最佳途徑是互惠戰略：各國結成聯盟，承諾在同等條件下相互交往，同時共同排除那些不願履行相同義務的國家。

要求互惠將抵消以鄰為壑的政策，這種政策造成了美國與貿易夥伴之間不可持續的失衡，減少華盛頓在關鍵商品方面對對手的依賴，並限制逐漸侵蝕美國聯盟和夥伴關係的搭便車行為。通過擁抱互惠，美國也將拒絕一個由一個主導大國及其盟友組成的不對稱秩序，而傾向於一個所有參與者都平等、擁有相同期望的秩序。這將代表美國自我認知的健康發展，即從美利堅帝國回歸美利堅共和國。

或許與直覺相反，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反而增強了華盛頓在談判新全球秩序條款方面的話語權。現狀建立在美國對霸權的承諾之上，這種承諾排除了其後退的可能性。只要美國仍然占據主導地位，這種承諾就合情合理。但由於盟友的自我衰弱和中國的崛起，美國已無力再維持其主導地位。

因此，相比持續陷入晚期帝國主義的疲憊狀態，大幅收縮——退出全球經濟和軍事參與，主要依賴北美大陸提供的戰略縱深和龐大市場——似乎更有可能帶來更好的結果。簡而言之，如果美中關係的狀況得不到改善，華盛頓現在可以考慮退出談判桌。盟友和夥伴深知這一點，並希望避免這種結果，因為美國市場和軍隊對他們自身的繁榮與安全仍然不可或缺。這意味着，在當代政策制定者看來，美國首次能夠以狹隘的自身利益為核心來制定其訴求，並以可信的後果作為支撐，並期望這些訴求得到認真對待。決定美國治國方略下一個時代的問題是：這些訴求應該是什麼？

在其第二任期內，唐納德·川普總統在制定互惠戰略方面取得了進展。他和他的政府認識到變革的必要性，這一點值得稱讚，他們也令人信服地表明，他們認為退出談判比容忍現狀更好。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梅爾茨承認，歐洲國家利用美國, 一直在“搭便車”。在最近的北約峰會上，成員國史無前例地承諾將國防開支占GDP的比重從至少2.0%提高到至少3.5%。在可信的關稅威脅下，加拿大和墨西哥已開始減少與中國的經濟聯繫；日本、韓國、越南和歐盟都在努力達成協議，以減少與美國的貿易失衡。

儘管川普對美國利益的定義以及對成本和收益的權衡與其前任不同，但他尚未將其“美國優先”的本能轉化為對新的全球解決方案的清晰願景。他的貿易議程顯得雜亂無章，突然、同時且嚴厲地對抗所有國家，不必要地激怒了盟友，並加劇了不確定性。在對華問題上，川普政府搖擺不定，難以預測，今天追求徹底脫鈎，明天又尋求大妥協。此外，諸如對印度徵收高額關稅等舉措背後的邏輯也難以理解，這些舉措據稱是為了回應印度從俄羅斯購買石油。

要重啟關係並在新的前提下建立新的關係，需要溝通改變的原因、新戰略的形態、美國要求的性質以及未能達成協議的後果。互惠原則可以提供這些前提，條件對美國和潛在盟友都公平。但華盛頓需要儘可能清晰地確立和闡明這些前提和條款。

糟糕的賭注

蘇聯共產主義政權垮台後，美國人曾一度爭論是否應該回歸共和國早期憑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對兩大洋的保護而確立的謙遜、不干涉的外交政策傳統。但官員和政客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狂妄自大得令人難以置信，並被學者和評論家們所描繪的帝國願景所誘惑。他們認為，美國能夠而且應該無限期地主宰全球事務。

喬治·H·W·布什政府於1992年制定的具有開創性的《國防規劃指南》呼籲美國“促進對國際法的日益尊重，限制國際暴力，並鼓勵民主政府形式和開放經濟體系的傳播”，並“承擔首要責任，有選擇地處理那些不僅威脅我國利益，也威脅我們盟友或朋友利益，或可能嚴重擾亂國際關係的錯誤行為”。次年，克林頓在聯合國發表演講，正式認可了這一兩黨共識。他表示：“我們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但我們必須而且將會成為變革的支點和和平的樞紐。” 四年後，克林頓在第二次就職演說中更進一步，將美國譽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國家”。

在那次演講前後的12個月裡，眾多傑出的思想家齊聲為這一新信條歡呼喝彩。克里斯托爾和卡根賦予美國人民“自由國際秩序的根本利益、自由和民主治理的傳播、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國際經濟體系”，以及“領導世界的責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發表他的觀點：“沒有哪個兩個都擁有麥當勞的國家之間發生過戰爭。” 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則斷言：“一個國家無論其他國家做什麼，追求自由貿易都符合其自身利益。”

這些宣言蘊含着三個相互關聯的假設。首先，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經濟和軍事超級大國，將有能力和意願在其選擇的時間和地點主導全球事件。其次，所有具有地緣政治意義的國家都將不可阻擋地走向市場資本主義和民主治理，從而擁有與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相兼容的利益和制度。最後，自由市場將自動帶來繁榮，而繁榮的受益者是美國，因此市場的擴張和一體化將鞏固美國的地位。

對盟友來說，華盛頓只會說“這樣做”和“停止那樣做”，但很少說“否則”。

只要這些假設成立，美國為維持現狀所付出的成本就可能帶來遠超其預期的收益。對全球事務的主導地位使華盛頓得以推動其他國家走向經濟和政治自由化，這進一步擴大了美國能夠主導並致力於自身優先事項的市場。國防開支超過世界其他國家，以及容忍其他國家濫用市場——包括貨幣操縱、產業補貼、監管壁壘和工資壓制——這些代價微不足道，美國完全可以承受。

這些核心假設一度似乎成立。20世紀90年代始於美國領導的聯軍在海灣戰爭中的勝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署了《奧斯陸協議》，南非從種族隔離制度過渡到民主國家，北約成功干預了巴爾幹戰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世界貿易組織成立，歐盟採用了共同貨幣。 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經濟達到頂峰，聯邦預算盈餘，在全球領導地位無人可撼動。

然而，2000年，俄羅斯聯邦選舉弗拉基米爾·普京為總統，自此他一直領導着俄羅斯。同年10月，美國與中國建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期望這一關係能夠“增加中國發生積極變化的可能性，從而促進整個亞洲的穩定”，正如克林頓當年早些時候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所解釋的那樣。“一些人所說的全球化，”喬治·W·布什總統在次年7月闡述道，“實際上是人類自由跨越國界的勝利。”兩個月後，雙子塔倒塌，美軍開進阿富汗。

在隨後的歲月里，與市場民主毫無相似之處的制度逐漸興起，採用這些制度的國家也變得更加強大，破壞了為服務自由國家而建立的國際機構，肆無忌憚地違反國際法，並嘲弄了全球貿易體系。華盛頓未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建立穩定的民主國家，對這些國家的入侵除了使美國陷入“永久戰爭”、耗費數千名美國人生命和數萬億美元之外，幾乎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在其他地方，很少有年輕的民主國家能夠鞏固其成果，而俄羅斯、土耳其和委內瑞拉等國家則進一步滑向威權主義。

美國在歐洲部署了40多個軍事基地和約8萬名美軍，但這並未阻止俄羅斯於2008年入侵格魯吉亞，隨後於2014年入侵克里米亞，並於2022年入侵烏克蘭其他地區。這些大規模軍事部署唯一可見的效果是，阻止了華盛頓的歐洲盟友投資國防。與此同時，中國正在蠶食美國霸權的先決條件——軍事優勢。據估計，中國的國防開支與美國相當，並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現役作戰部隊和最大的海軍艦隊。中國的工業實力使其能夠影響外國衝突——例如，增強俄羅斯進攻烏克蘭所需的戰爭機器——並將使中國在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中占據優勢。美國造船能力落後中國1000倍。

中國日益增長的優勢是全球化普遍失敗的一個表現。過去三十年，不受約束的商品和資本流動摧毀了美國工業，推高了聯邦赤字，並加劇了金融危機，最終引發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隨後的大衰退。從英特爾到波音再到通用電氣，製造業的領頭羊們都落後了——超越他們的不是新的美國企業家，而是外國政府補貼的企業。製造業萎縮如此嚴重，以至於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發布的生產率數據，如今的工廠需要比十年前更多的工人才能生產出相同的產量。

儘管美國服務業相對重要性的上升對於發達經濟體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但製造業的停滯卻並非如此。以蘋果“加州設計，中國製造”戰略為代表的放棄生產模式，首先將工廠工作崗位轉移到了海外，但創新也隨之而來。200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確定的64項“前沿技術”中，美國在60項上領先於中國。到2023年，中國在57項上領先。

在21世紀，美國的軍事領導力和經濟克制既沒有實現市場民主國家共同體的“擴大”，也沒有提升美國的安全和繁榮。它只是消耗了美國辛苦積累的物質、金融和社會資本。事實證明，無論是對於全球超級大國還是對於家庭來說，都是一代人創造財富，第二代人享用財富，第三代人毀滅財富或眼睜睜看着財富被揮霍。

不再有便車

美國霸權時期戰略的標誌是其願景的無條件性，無論其他國家如何利用這種安排，它都會為其提供利益。當北約盟國拒絕履行國防開支承諾時，美國或許會哄騙，但其自身保衛每個北約國家免受任何可能攻擊的承諾依然堅如磐石。如果中國操縱貨幣、補貼其國家龍頭企業、竊取知識產權，並拒絕美國公司進入其市場，華盛頓或許會抱怨，但美國市場仍將對中國公司開放。當談到其盟友和夥伴時，美國會說“這樣做”和“停止那樣做”——但它很少說“否則”。

隨着時間的推移，華盛頓的專家階層逐漸形成了一種信念，認為開放市場和聯盟本身就是目的，其價值如此之大，以至於無論其他國家如何表現，都值得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即使在美國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這種信念也是毫無根據的；在後霸權世界，這種信念已經脫離了現實。美國需要一條新的道路。

一種替代方案是收縮：利用地理賦予的戰略縱深，構建一個僅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為親密夥伴的“美國堡壘”。這將是一場巨大的轉變，但卻完全可行，而且比美國繼續承擔維護霸權的成本，卻無法享受任何維護霸權所帶來的好處的現狀要好得多。但這遠非理想：美國將失去在涉及關鍵美國利益的局勢下影響全球事件的能力。收縮還會縮小美國企業創新和發展的廣闊開放市場的規模。

專家階層開始將開放市場和聯盟視為自身的目的。

與此同時，儘管為追求仁慈霸權而付出代價的時代已經結束，但美國如果追求一個赤裸裸的強制性帝國，利用其經濟和軍事實力剝削所謂的盟友，也將是一個錯誤。這樣做會將精英的利益置於普通民眾之上，從而腐蝕美國的民主共和國，並敗壞美國自由治理和自決的精神。這還會引發怨恨，使美國的聯盟更加不穩定，內部衝突的可能性也更大。

美國不應追求上述任何極端，而應追求互惠互利，專注於盟友之間必須相互做出的一系列承諾，以確保聯盟有效運作。展望未來，華盛頓應該向任何盟友或潛在夥伴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每個成員國都像你一樣行事，這個聯盟會成為一個強大的、惠及所有成員國的聯盟，還是會崩潰？

在此基礎上，美國應該對任何可能加入美國主導的貿易和安全集團的國家提出三項核心要求。

首先，華盛頓應該堅持要求其盟友和夥伴國準備承擔自身安全的主要責任。一個甚至不願嘗試自衛的國家會給聯盟帶來安全赤字，並成為集體防禦的負擔，迫使其他國家承擔其無法承擔的義務。

以德國為例，自二戰結束以來，德國一直依賴美國保障其所在地區的安全。“我們無法替代或取代美國人仍在為我們做的事情，”梅爾茨在5月份承認。但德國人仍在為美國做的事情，如果有的話，則不能這麼說。如此多的美軍駐紮在德國領土上，由美國出資，這有利於德國人、歐洲其他國家，以及華盛頓一些人仍然懷有的帝國夢想。但這並不符合普通美國人的利益。美德關係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真正的聯盟：實際上，德國是客戶，而美國是贊助人，儘管美國幾乎沒有從其贊助中獲得任何回報。德國的軍事基地應該是德國的基地，由德國政府支付費用，用於駐紮德國軍隊，以維持同等的軍事能力。

相反，一個能夠承擔起威懾和擊敗其所在地區共同敵人的責任，同時又能為其合作夥伴貢獻情報和技術的國家，其價值是無價的。6月，以色列對伊朗的空襲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以色列希望美國加入，但卻幾乎沒有任何籌碼迫使其加入。美國領導人能夠評估他們的選擇，並決定哪些選擇最有利於美國的利益。當川普選擇加入時，美國的B-2轟炸機能夠沿着已經清理好的路線飛行，打擊已經被以色列軍隊削弱的目標。伊朗認為，除了象徵性的報復之外，嘗試其他行動是不明智的。

互惠戰略要求美國終止對以色列的直接援助；考慮到以色列的財富和戰略地位，這種援助完全沒有必要，而且它也不會給美國帶來明顯的好處。但華盛頓應該樂意繼續向以色列出售武器，甚至為這些銷售提供資金，就像它應該向其他對自己地區負有主要責任的盟友提供資金一樣。即使沒有捲入激烈衝突，以色列通常也會將其GDP的5%以上用於國防開支，並強制大多數公民服兵役。以色列這樣做並非為了獲得華盛頓的支持，而是為了自身安全。想象一下，如果像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也同樣決心遏制其地區對手，美國將節省多少開支，世界將更加安全，免受俄羅斯和中國的侵略。

加入還是退出？

如果追求互惠，華盛頓還會提出第二個要求：平衡貿易。經濟學家早就明白，如果各國採取以鄰為壑的政策，將生產能力轉移到自己身上，而犧牲了合作夥伴的利益，自由貿易的益處就會被削弱。為了實現仁慈的霸權，美國容忍了被鄰國乞討。例如，德國、日本和韓國等主要貿易夥伴推行了激進的產業政策和出口導向型增長戰略，將生產能力從美國轉移出去，並造成了持續的貿易失衡。

美國容忍這種狀況，部分原因是為了確保其盟友和夥伴的忠誠，部分原因在於其錯誤地認為製造業已不再重要，將美國產業外包將為美國消費者帶來更便宜的商品，並在高價值服務業創造更好的就業機會。然而，這些權衡已變得難以為繼，因為疲軟的製造業已經破壞了社會結構，減少了數百萬個優質的藍領工作崗位，動搖了美國各地地方經濟的基礎，減少了投資和創新，危及了供應鏈，並消除了強勁工業基礎所提供的戰略縱深。

美國應該大力倡導將龐大而開放的市場作為聯盟的核心特徵，但必須堅持所有參與者都應促進良好運作的貿易體系所帶來的互利共贏。實際上，這要求每個國家都致力於保持自身貿易的平衡，從歐盟其他國家購買的商品數量應與向其出售的商品數量相等。在當今的全球貿易體系中，美國充當着最後的消費者，吸收所有想要操縱它們的國家的盈餘。沒有哪個國家能像中國那樣濫用全球貿易體系，但德國、日本和韓國都依賴出口導向型增長，並期望美國經濟也能吸收其巨額出口盈餘，從而使其生產商受益，而美國競爭對手受損。

雖然任何兩個國家之間的雙邊失衡並不一定會帶來問題，但聯盟不能容忍成員國追求巨額總體盈餘，因為這必然會導致其他國家出現巨額赤字。互惠原則要求使用關稅、配額或其他監管壁壘來約束任何造成結構性失衡的國家。持續保持盈餘的國家也可以承諾自願限制本國出口，並鼓勵本國企業在聯盟市場建設產能，就像20世紀80年代裡根政府反對日本汽車製造商向美國市場大量投放廉價汽車後，日本所做的那樣。拒絕遵守規則、追求平衡的國家將被排除在共同市場之外，並面臨來自所有成員國的高額統一關稅。

在美國保證開放其市場准入的時代，無論參與者是否遵守規則，其他國家都會相當理性地利用這一點。如果美國將市場准入條件設定為平衡互利的貿易關係，各國就會發現，做出相應調整符合自身利益。川普政府關稅引發的衝擊波正在讓經濟學家和美國的盟友們意識到這一點。加拿大、日本、墨西哥、韓國、英國和歐盟都調整了各自的貿易政策——以各種組合的方式降低美國出口商的壁壘，同時提高中國出口商的壁壘——一些國家還承諾大規模投資以擴大美國產能。

有意識的脫鈎

互惠戰略的第三個要求很簡單：“中國退出”。在自由世界秩序之上的仁慈霸權戰略假設美國將繼續是唯一的超級大國，所有國家都將走向市場民主，各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將促進共同繁榮。但中國並沒有照搬這一劇本。如果一位時間旅行者能夠回到1997年，告訴美國領導人，中國——當時人均GDP還低於剛果共和國——將仍然是一個實行國營經濟的威權國家，但最終卻崛起，在地緣政治上與美國匹敵，並在工業實力上超越美國，他們會作何反應？想必他們會一笑置之。但任何相信的人，都必定會立即放棄對中國的盲目擁抱。畢竟，美國在冷戰中取得了勝利，而冷戰期間，就連最正統的自由市場自由主義者也不主張美國與蘇聯進行貿易，或以其他方式將美蘇經濟和政治體系糾纏在一起。

如果美國生產商被迫在日本市場上與享受國家補貼的中國競爭對手競爭，或者面臨來自馬來西亞的進口產品依賴低於成本價的中國材料和零部件，那麼他們將無法享受自由貿易的好處。因此，其他國家進入美國市場必須以它們願意排除中國為前提。平衡貿易的要求本身就會推動各國朝着這個方向發展，正如許多國家在不斷升級的中美關稅戰中發現的那樣。例如，美國拒絕繼續吸收中國的過剩產品，導致歐洲的進口激增，給歐洲領導人帶來了巨大的困擾。在美國保持無條件開放市場的情況下，墨西哥或許願意歡迎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比亞迪在墨西哥建廠，並將汽車出口到美國。但如果墨西哥不能對美國保持巨大的貿易順差，這一提議就失去了吸引力。

當然，中國的挑戰遠不止貿易失衡。隨着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切斷全球稀土磁鐵供應，世界正在見證讓中國共產黨操縱和壟斷重要戰略市場的代價。中國在海外投資是為了竊取關鍵技術，並對中國市場的投資者施加政治影響力。各國政府和企業將不斷發現接受中國提供的條件會帶來好處，即使這些交易的累積效應會削弱雙方。如果華盛頓奉行互惠戰略，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安全，以及它們將共享的開放市場的自由，將取決於所有參與者是否對放棄這一方針負責。

勢力範圍的概念冒犯了自由國際主義的情感。

投資流動同樣需要脫鈎。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應禁止來自中國的投資（包括導致中國企業在其境內運營的外國直接投資），並禁止其本國公民和企業在中國境內持有資產或進行投資。技術生態系統也需要分化，尤其是在美國帶頭限制中國獲取尖端人工智能芯片和芯片製造設備的情況下。在所有方面，都必須遵循一個原則：要麼在中國領域做生意，要麼在美國領域做生意，但不能兩者兼顧。

幾十年來，華盛頓一直將美國和中國經濟糾纏在一起，放棄了專業知識，忽視了對國內製造業的投資，並接受了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脫鈎進程將給美國帶來真正的成本。短期內，一些消費品將變得更加昂貴。一些企業將因失去供應商或客戶而遭受損失。再工業化將需要大量的新投資，這意味着消費將有所減少。

但這些結果最好理解為全球化賭註失敗的代價。重新爬出那個深淵的代價總是高昂的。政策制定者拒絕承認現實、堅持加倍維持失敗的現狀的時間越長，代價就越高昂。相反，現在支付這些成本代表着對再工業化的投資，將在未來幾十年帶來巨大的回報。

互惠政策來拯救我們

美國仍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可以重新定義其在世界上的角色，並據此構建一個由美國主導的新聯盟體系。其他國家在意識到舊協議不再有效時會感到惱火。但如果華盛頓能夠明確表示，要麼建立新的聯盟，要麼不結盟，其他市場民主國家就會理性地接受這一提議。

這項協議將是公平的。美國對其他國家的要求與它預期被要求的條件相同。顯然，它將繼續在自身防務和共同防務上投入巨額資金；它不會指望其他國家支付全部費用。在尋求平衡貿易的過程中，美國就等於要求其他國家妥協，而不是接受角色互換，讓美國生產商主導全球市場。

美國的這些新要求將打破現狀，並給盟友和夥伴帶來短期成本。但他們最終也會受益。亞洲國家肯定希望他們能夠可靠地保衛台灣，而不必擔心美國在危急關頭是否會真正這麼做。歐洲國家肯定希望他們能夠可靠地警告普京不要入侵烏克蘭。尤其是在德國和日本，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似乎已經走到盡頭，並陷入停滯。這兩個國家都應該轉向刺激國內消費的戰略。雖然廉價的中國商品和資本的誘惑在短期內屢屢被證明是無法抗拒的，但所有國家都意識到了長期風險。任何市場民主國家都應該樂於接受這樣的夥伴關係，而不是選擇落入中國的勢力範圍，而美國也能夠承受堅持這些條件的後果。

勢力範圍的概念冒犯了自由國際主義者的情感。《經濟學人》在7月撰文指出：“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領導的集團構成了勢力範圍。蘇聯解體後，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都否定了這些勢力範圍，稱其為歷史的可悲產物，轉而呼籲建立一個對所有人開放的自由世界秩序。” 從描述上來說，這的確沒錯，但它只是強調了這種否定背後的一廂情願。如果一些國家接受加入邀請，卻拒絕接受成員資格條款，那麼“對所有人開放”的自由世界秩序將會發生什麼？他們要麼受到歡迎，從而導致一個遠非自由的世界秩序；要麼被排除在外，從而保留一個將部分國家排除在外的自由秩序的前景。前者已經嘗試過，但失敗了。後者堅持互惠原則，並承認在一個經濟和政治體系相互競爭且互不相容的世界中，圈層劃分是不可避免的，這使得美國更有機會實現其目標並推進其價值觀。

互惠原則有望改善經濟前景，減少對外承諾，並回歸以本國公民利益為首要關注點的共和政治。但要採取這樣的戰略，美國領導人——以及普通美國人——必須接受美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有限的角色。愛國主義要求對國家的能力和利益進行現實的評估，而不是不切實際地擁抱國家無力實現的目標。

賭徒如果在遭受令人沮喪的損失後，下更大、更冒險的賭注，就被稱為“失控”。在美國，太多的分析人士仍在評估根本不存在的超級大國地位所帶來的假設性好處；太多的政客仍在發表演講，宣揚他們對各種形式的想象中的帝國的熱愛。通過採取更謙遜、更現實的互惠戰略，華盛頓最終將打賭美國能夠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