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伦·卡斯（OREN CASS）是“美国指南针”的创始人兼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新保守派：恢复美国对家庭、社区和产业的承诺》一书的主编。他于2025年10月17日在 《外交事务》杂志就如何构建对美国有效的经济和安全秩序发表评论：

二战以来的80年间，美国推行了两大战略。其中一项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冷战期间指导美国经济投资、外交关系和军事部署的“遏制”政策，最终导致苏联战败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遗憾的是，冷战结束时采取的战略却并非如此：试图利用超级大国的地位建立一个由华盛顿维护和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该战略曾被冠以各种名称，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首任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所定义的“扩张”战略，以及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在本书中提出的“仁慈霸权”。这一愿景承诺建立一个持久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在这个和平中，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或愿意挑战美国的霸权，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自由民主，全球自由市场的热情拥抱使边界变得无关紧要，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繁荣。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一战略奏效了。美国的GDP和股价稳步上升。技术和贸易将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爆发。但清醒地评估后冷战时代，就会发现现实并不那么乐观。过去30年的美国战略非但没有创造出共同繁荣和稳定和平的乌托邦，反而产生了一种全球经济秩序，让其他国家得以利用华盛顿的慷慨、崛起的威权主义对手中国，以及全球范围内一触即发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人们对美国承诺的期望远远超过美国的实际能力——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衰落。

任何宏大的战略，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某种特定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押注。投资重建市场民主堡垒，使其繁荣最终压倒苏联共产主义，这一赌注是明智的。随后押注全球化和自由市场能够使政治经济变得无关紧要，则并非明智之举。现在是时候下新的赌注了。建立可持续贸易和安全集团的最佳途径是互惠战略：各国结成联盟，承诺在同等条件下相互交往，同时共同排除那些不愿履行相同义务的国家。

要求互惠将抵消以邻为壑的政策，这种政策造成了美国与贸易伙伴之间不可持续的失衡，减少华盛顿在关键商品方面对对手的依赖，并限制逐渐侵蚀美国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搭便车行为。通过拥抱互惠，美国也将拒绝一个由一个主导大国及其盟友组成的不对称秩序，而倾向于一个所有参与者都平等、拥有相同期望的秩序。这将代表美国自我认知的健康发展，即从美利坚帝国回归美利坚共和国。

或许与直觉相反，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反而增强了华盛顿在谈判新全球秩序条款方面的话语权。现状建立在美国对霸权的承诺之上，这种承诺排除了其后退的可能性。只要美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承诺就合情合理。但由于盟友的自我衰弱和中国的崛起，美国已无力再维持其主导地位。

因此，相比持续陷入晚期帝国主义的疲惫状态，大幅收缩——退出全球经济和军事参与，主要依赖北美大陆提供的战略纵深和庞大市场——似乎更有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简而言之，如果美中关系的状况得不到改善，华盛顿现在可以考虑退出谈判桌。盟友和伙伴深知这一点，并希望避免这种结果，因为美国市场和军队对他们自身的繁荣与安全仍然不可或缺。这意味着，在当代政策制定者看来，美国首次能够以狭隘的自身利益为核心来制定其诉求，并以可信的后果作为支撑，并期望这些诉求得到认真对待。决定美国治国方略下一个时代的问题是：这些诉求应该是什么？

在其第二任期内，唐纳德·川普总统在制定互惠战略方面取得了进展。他和他的政府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这一点值得称赞，他们也令人信服地表明，他们认为退出谈判比容忍现状更好。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承认，欧洲国家利用美国, 一直在“搭便车”。在最近的北约峰会上，成员国史无前例地承诺将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至少2.0%提高到至少3.5%。在可信的关税威胁下，加拿大和墨西哥已开始减少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日本、韩国、越南和欧盟都在努力达成协议，以减少与美国的贸易失衡。

尽管川普对美国利益的定义以及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与其前任不同，但他尚未将其“美国优先”的本能转化为对新的全球解决方案的清晰愿景。他的贸易议程显得杂乱无章，突然、同时且严厉地对抗所有国家，不必要地激怒了盟友，并加剧了不确定性。在对华问题上，川普政府摇摆不定，难以预测，今天追求彻底脱钩，明天又寻求大妥协。此外，诸如对印度征收高额关税等举措背后的逻辑也难以理解，这些举措据称是为了回应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石油。

要重启关系并在新的前提下建立新的关系，需要沟通改变的原因、新战略的形态、美国要求的性质以及未能达成协议的后果。互惠原则可以提供这些前提，条件对美国和潜在盟友都公平。但华盛顿需要尽可能清晰地确立和阐明这些前提和条款。

糟糕的赌注

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美国人曾一度争论是否应该回归共和国早期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对两大洋的保护而确立的谦逊、不干涉的外交政策传统。但官员和政客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狂妄自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并被学者和评论家们所描绘的帝国愿景所诱惑。他们认为，美国能够而且应该无限期地主宰全球事务。

乔治·H·W·布什政府于1992年制定的具有开创性的《国防规划指南》呼吁美国“促进对国际法的日益尊重，限制国际暴力，并鼓励民主政府形式和开放经济体系的传播”，并“承担首要责任，有选择地处理那些不仅威胁我国利益，也威胁我们盟友或朋友利益，或可能严重扰乱国际关系的错误行为”。次年，克林顿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正式认可了这一两党共识。他表示：“我们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们必须而且将会成为变革的支点和和平的枢纽。” 四年后，克林顿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更进一步，将美国誉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

在那次演讲前后的12个月里，众多杰出的思想家齐声为这一新信条欢呼喝彩。克里斯托尔和卡根赋予美国人民“自由国际秩序的根本利益、自由和民主治理的传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以及“领导世界的责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发表他的观点：“没有哪个两个都拥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发生过战争。”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则断言：“一个国家无论其他国家做什么，追求自由贸易都符合其自身利益。”

这些宣言蕴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假设。首先，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将有能力和意愿在其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主导全球事件。其次，所有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都将不可阻挡地走向市场资本主义和民主治理，从而拥有与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相兼容的利益和制度。最后，自由市场将自动带来繁荣，而繁荣的受益者是美国，因此市场的扩张和一体化将巩固美国的地位。

对盟友来说，华盛顿只会说“这样做”和“停止那样做”，但很少说“否则”。

只要这些假设成立，美国为维持现状所付出的成本就可能带来远超其预期的收益。对全球事务的主导地位使华盛顿得以推动其他国家走向经济和政治自由化，这进一步扩大了美国能够主导并致力于自身优先事项的市场。国防开支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容忍其他国家滥用市场——包括货币操纵、产业补贴、监管壁垒和工资压制——这些代价微不足道，美国完全可以承受。

这些核心假设一度似乎成立。20世纪90年代始于美国领导的联军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南非从种族隔离制度过渡到民主国家，北约成功干预了巴尔干战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欧盟采用了共同货币。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达到顶峰，联邦预算盈余，在全球领导地位无人可撼动。

然而，2000年，俄罗斯联邦选举弗拉基米尔·普京为总统，自此他一直领导着俄罗斯。同年10月，美国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期望这一关系能够“增加中国发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从而促进整个亚洲的稳定”，正如克林顿当年早些时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所解释的那样。“一些人所说的全球化，”乔治·W·布什总统在次年7月阐述道，“实际上是人类自由跨越国界的胜利。”两个月后，双子塔倒塌，美军开进阿富汗。

在随后的岁月里，与市场民主毫无相似之处的制度逐渐兴起，采用这些制度的国家也变得更加强大，破坏了为服务自由国家而建立的国际机构，肆无忌惮地违反国际法，并嘲弄了全球贸易体系。华盛顿未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建立稳定的民主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入侵除了使美国陷入“永久战争”、耗费数千名美国人生命和数万亿美元之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其他地方，很少有年轻的民主国家能够巩固其成果，而俄罗斯、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则进一步滑向威权主义。

美国在欧洲部署了40多个军事基地和约8万名美军，但这并未阻止俄罗斯于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随后于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并于2022年入侵乌克兰其他地区。这些大规模军事部署唯一可见的效果是，阻止了华盛顿的欧洲盟友投资国防。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蚕食美国霸权的先决条件——军事优势。据估计，中国的国防开支与美国相当，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现役作战部队和最大的海军舰队。中国的工业实力使其能够影响外国冲突——例如，增强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所需的战争机器——并将使中国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占据优势。美国造船能力落后中国1000倍。

中国日益增长的优势是全球化普遍失败的一个表现。过去三十年，不受约束的商品和资本流动摧毁了美国工业，推高了联邦赤字，并加剧了金融危机，最终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大衰退。从英特尔到波音再到通用电气，制造业的领头羊们都落后了——超越他们的不是新的美国企业家，而是外国政府补贴的企业。制造业萎缩如此严重，以至于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生产率数据，如今的工厂需要比十年前更多的工人才能生产出相同的产量。

尽管美国服务业相对重要性的上升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但制造业的停滞却并非如此。以苹果“加州设计，中国制造”战略为代表的放弃生产模式，首先将工厂工作岗位转移到了海外，但创新也随之而来。200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确定的64项“前沿技术”中，美国在60项上领先于中国。到2023年，中国在57项上领先。

在21世纪，美国的军事领导力和经济克制既没有实现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扩大”，也没有提升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它只是消耗了美国辛苦积累的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事实证明，无论是对于全球超级大国还是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代人创造财富，第二代人享用财富，第三代人毁灭财富或眼睁睁看着财富被挥霍。

不再有便车

美国霸权时期战略的标志是其愿景的无条件性，无论其他国家如何利用这种安排，它都会为其提供利益。当北约盟国拒绝履行国防开支承诺时，美国或许会哄骗，但其自身保卫每个北约国家免受任何可能攻击的承诺依然坚如磐石。如果中国操纵货币、补贴其国家龙头企业、窃取知识产权，并拒绝美国公司进入其市场，华盛顿或许会抱怨，但美国市场仍将对中国公司开放。当谈到其盟友和伙伴时，美国会说“这样做”和“停止那样做”——但它很少说“否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的专家阶层逐渐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开放市场和联盟本身就是目的，其价值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其他国家如何表现，都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即使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这种信念也是毫无根据的；在后霸权世界，这种信念已经脱离了现实。美国需要一条新的道路。

一种替代方案是收缩：利用地理赋予的战略纵深，构建一个仅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为亲密伙伴的“美国堡垒”。这将是一场巨大的转变，但却完全可行，而且比美国继续承担维护霸权的成本，却无法享受任何维护霸权所带来的好处的现状要好得多。但这远非理想：美国将失去在涉及关键美国利益的局势下影响全球事件的能力。收缩还会缩小美国企业创新和发展的广阔开放市场的规模。

专家阶层开始将开放市场和联盟视为自身的目的。

与此同时，尽管为追求仁慈霸权而付出代价的时代已经结束，但美国如果追求一个赤裸裸的强制性帝国，利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剥削所谓的盟友，也将是一个错误。这样做会将精英的利益置于普通民众之上，从而腐蚀美国的民主共和国，并败坏美国自由治理和自决的精神。这还会引发怨恨，使美国的联盟更加不稳定，内部冲突的可能性也更大。

美国不应追求上述任何极端，而应追求互惠互利，专注于盟友之间必须相互做出的一系列承诺，以确保联盟有效运作。展望未来，华盛顿应该向任何盟友或潜在伙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每个成员国都像你一样行事，这个联盟会成为一个强大的、惠及所有成员国的联盟，还是会崩溃？

在此基础上，美国应该对任何可能加入美国主导的贸易和安全集团的国家提出三项核心要求。

首先，华盛顿应该坚持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国准备承担自身安全的主要责任。一个甚至不愿尝试自卫的国家会给联盟带来安全赤字，并成为集体防御的负担，迫使其他国家承担其无法承担的义务。

以德国为例，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一直依赖美国保障其所在地区的安全。“我们无法替代或取代美国人仍在为我们做的事情，”梅尔茨在5月份承认。但德国人仍在为美国做的事情，如果有的话，则不能这么说。如此多的美军驻扎在德国领土上，由美国出资，这有利于德国人、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华盛顿一些人仍然怀有的帝国梦想。但这并不符合普通美国人的利益。美德关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真正的联盟：实际上，德国是客户，而美国是赞助人，尽管美国几乎没有从其赞助中获得任何回报。德国的军事基地应该是德国的基地，由德国政府支付费用，用于驻扎德国军队，以维持同等的军事能力。

相反，一个能够承担起威慑和击败其所在地区共同敌人的责任，同时又能为其合作伙伴贡献情报和技术的国家，其价值是无价的。6月，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以色列希望美国加入，但却几乎没有任何筹码迫使其加入。美国领导人能够评估他们的选择，并决定哪些选择最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当川普选择加入时，美国的B-2轰炸机能够沿着已经清理好的路线飞行，打击已经被以色列军队削弱的目标。伊朗认为，除了象征性的报复之外，尝试其他行动是不明智的。

互惠战略要求美国终止对以色列的直接援助；考虑到以色列的财富和战略地位，这种援助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它也不会给美国带来明显的好处。但华盛顿应该乐意继续向以色列出售武器，甚至为这些销售提供资金，就像它应该向其他对自己地区负有主要责任的盟友提供资金一样。即使没有卷入激烈冲突，以色列通常也会将其GDP的5%以上用于国防开支，并强制大多数公民服兵役。以色列这样做并非为了获得华盛顿的支持，而是为了自身安全。想象一下，如果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也同样决心遏制其地区对手，美国将节省多少开支，世界将更加安全，免受俄罗斯和中国的侵略。

加入还是退出？

如果追求互惠，华盛顿还会提出第二个要求：平衡贸易。经济学家早就明白，如果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将生产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而牺牲了合作伙伴的利益，自由贸易的益处就会被削弱。为了实现仁慈的霸权，美国容忍了被邻国乞讨。例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推行了激进的产业政策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将生产能力从美国转移出去，并造成了持续的贸易失衡。

美国容忍这种状况，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其盟友和伙伴的忠诚，部分原因在于其错误地认为制造业已不再重要，将美国产业外包将为美国消费者带来更便宜的商品，并在高价值服务业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然而，这些权衡已变得难以为继，因为疲软的制造业已经破坏了社会结构，减少了数百万个优质的蓝领工作岗位，动摇了美国各地地方经济的基础，减少了投资和创新，危及了供应链，并消除了强劲工业基础所提供的战略纵深。

美国应该大力倡导将庞大而开放的市场作为联盟的核心特征，但必须坚持所有参与者都应促进良好运作的贸易体系所带来的互利共赢。实际上，这要求每个国家都致力于保持自身贸易的平衡，从欧盟其他国家购买的商品数量应与向其出售的商品数量相等。在当今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国充当着最后的消费者，吸收所有想要操纵它们的国家的盈余。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滥用全球贸易体系，但德国、日本和韩国都依赖出口导向型增长，并期望美国经济也能吸收其巨额出口盈余，从而使其生产商受益，而美国竞争对手受损。

虽然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失衡并不一定会带来问题，但联盟不能容忍成员国追求巨额总体盈余，因为这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出现巨额赤字。互惠原则要求使用关税、配额或其他监管壁垒来约束任何造成结构性失衡的国家。持续保持盈余的国家也可以承诺自愿限制本国出口，并鼓励本国企业在联盟市场建设产能，就像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反对日本汽车制造商向美国市场大量投放廉价汽车后，日本所做的那样。拒绝遵守规则、追求平衡的国家将被排除在共同市场之外，并面临来自所有成员国的高额统一关税。

在美国保证开放其市场准入的时代，无论参与者是否遵守规则，其他国家都会相当理性地利用这一点。如果美国将市场准入条件设定为平衡互利的贸易关系，各国就会发现，做出相应调整符合自身利益。川普政府关税引发的冲击波正在让经济学家和美国的盟友们意识到这一点。加拿大、日本、墨西哥、韩国、英国和欧盟都调整了各自的贸易政策——以各种组合的方式降低美国出口商的壁垒，同时提高中国出口商的壁垒——一些国家还承诺大规模投资以扩大美国产能。

有意识的脱钩

互惠战略的第三个要求很简单：“中国退出”。在自由世界秩序之上的仁慈霸权战略假设美国将继续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所有国家都将走向市场民主，各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将促进共同繁荣。但中国并没有照搬这一剧本。如果一位时间旅行者能够回到1997年，告诉美国领导人，中国——当时人均GDP还低于刚果共和国——将仍然是一个实行国营经济的威权国家，但最终却崛起，在地缘政治上与美国匹敌，并在工业实力上超越美国，他们会作何反应？想必他们会一笑置之。但任何相信的人，都必定会立即放弃对中国的盲目拥抱。毕竟，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而冷战期间，就连最正统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者也不主张美国与苏联进行贸易，或以其他方式将美苏经济和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

如果美国生产商被迫在日本市场上与享受国家补贴的中国竞争对手竞争，或者面临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产品依赖低于成本价的中国材料和零部件，那么他们将无法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因此，其他国家进入美国市场必须以它们愿意排除中国为前提。平衡贸易的要求本身就会推动各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正如许多国家在不断升级的中美关税战中发现的那样。例如，美国拒绝继续吸收中国的过剩产品，导致欧洲的进口激增，给欧洲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在美国保持无条件开放市场的情况下，墨西哥或许愿意欢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在墨西哥建厂，并将汽车出口到美国。但如果墨西哥不能对美国保持巨大的贸易顺差，这一提议就失去了吸引力。

当然，中国的挑战远不止贸易失衡。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切断全球稀土磁铁供应，世界正在见证让中国共产党操纵和垄断重要战略市场的代价。中国在海外投资是为了窃取关键技术，并对中国市场的投资者施加政治影响力。各国政府和企业将不断发现接受中国提供的条件会带来好处，即使这些交易的累积效应会削弱双方。如果华盛顿奉行互惠战略，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以及它们将共享的开放市场的自由，将取决于所有参与者是否对放弃这一方针负责。

势力范围的概念冒犯了自由国际主义的情感。

投资流动同样需要脱钩。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应禁止来自中国的投资（包括导致中国企业在其境内运营的外国直接投资），并禁止其本国公民和企业在中国境内持有资产或进行投资。技术生态系统也需要分化，尤其是在美国带头限制中国获取尖端人工智能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情况下。在所有方面，都必须遵循一个原则：要么在中国领域做生意，要么在美国领域做生意，但不能两者兼顾。

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将美国和中国经济纠缠在一起，放弃了专业知识，忽视了对国内制造业的投资，并接受了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脱钩进程将给美国带来真正的成本。短期内，一些消费品将变得更加昂贵。一些企业将因失去供应商或客户而遭受损失。再工业化将需要大量的新投资，这意味着消费将有所减少。

但这些结果最好理解为全球化赌注失败的代价。重新爬出那个深渊的代价总是高昂的。政策制定者拒绝承认现实、坚持加倍维持失败的现状的时间越长，代价就越高昂。相反，现在支付这些成本代表着对再工业化的投资，将在未来几十年带来巨大的回报。

互惠政策来拯救我们

美国仍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可以重新定义其在世界上的角色，并据此构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新联盟体系。其他国家在意识到旧协议不再有效时会感到恼火。但如果华盛顿能够明确表示，要么建立新的联盟，要么不结盟，其他市场民主国家就会理性地接受这一提议。

这项协议将是公平的。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要求与它预期被要求的条件相同。显然，它将继续在自身防务和共同防务上投入巨额资金；它不会指望其他国家支付全部费用。在寻求平衡贸易的过程中，美国就等于要求其他国家妥协，而不是接受角色互换，让美国生产商主导全球市场。

美国的这些新要求将打破现状，并给盟友和伙伴带来短期成本。但他们最终也会受益。亚洲国家肯定希望他们能够可靠地保卫台湾，而不必担心美国在危急关头是否会真正这么做。欧洲国家肯定希望他们能够可靠地警告普京不要入侵乌克兰。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并陷入停滞。这两个国家都应该转向刺激国内消费的战略。虽然廉价的中国商品和资本的诱惑在短期内屡屡被证明是无法抗拒的，但所有国家都意识到了长期风险。任何市场民主国家都应该乐于接受这样的伙伴关系，而不是选择落入中国的势力范围，而美国也能够承受坚持这些条件的后果。

势力范围的概念冒犯了自由国际主义者的情感。《经济学人》在7月撰文指出：“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领导的集团构成了势力范围。苏联解体后，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否定了这些势力范围，称其为历史的可悲产物，转而呼吁建立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自由世界秩序。” 从描述上来说，这的确没错，但它只是强调了这种否定背后的一厢情愿。如果一些国家接受加入邀请，却拒绝接受成员资格条款，那么“对所有人开放”的自由世界秩序将会发生什么？他们要么受到欢迎，从而导致一个远非自由的世界秩序；要么被排除在外，从而保留一个将部分国家排除在外的自由秩序的前景。前者已经尝试过，但失败了。后者坚持互惠原则，并承认在一个经济和政治体系相互竞争且互不相容的世界中，圈层划分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得美国更有机会实现其目标并推进其价值观。

互惠原则有望改善经济前景，减少对外承诺，并回归以本国公民利益为首要关注点的共和政治。但要采取这样的战略，美国领导人——以及普通美国人——必须接受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有限的角色。爱国主义要求对国家的能力和利益进行现实的评估，而不是不切实际地拥抱国家无力实现的目标。

赌徒如果在遭受令人沮丧的损失后，下更大、更冒险的赌注，就被称为“失控”。在美国，太多的分析人士仍在评估根本不存在的超级大国地位所带来的假设性好处；太多的政客仍在发表演讲，宣扬他们对各种形式的想象中的帝国的热爱。通过采取更谦逊、更现实的互惠战略，华盛顿最终将打赌美国能够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