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26年2月22日上午8:00，罗伯特·西里科牧师(Rev. Robert Sirico)在《福克斯新闻》网站发表评论：“黎智英为民主甘愿冒一切风险，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所作所为。” 西里科牧师是阿克顿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兼名誉主席，著有《寓言的经济学》和《捍卫自由市场：自由经济的道德论证》。请读他的评论：

中国共产党对亲民主报纸出版商黎智英判重刑，意在压制异议，噤声对北京统治的批评报道。

对于那些谈论全球民主面临危机的人来说，一个令人震惊的里程碑事件值得他们密切关注并予以强烈谴责：2月9日，香港异议人士黎智英在中国法院被判刑。

在中国共产党的想象中，黎智英的判决标志着一个麻烦人物的终结：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一位出版商、一位民主人士。 78岁高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黎智英，因北京强加的《国家安全法》的弹性逻辑而被判刑，注定要悄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我们必须希望，黎智英的故事能够成为对中国政权的控诉，流传后世。

并非因为暴力、间谍活动或腐败。黎智英的“罪行”在于他创办了《苹果日报》，这份报纸报道了香港的民主运动，并对北京任命的香港官员进行了批判性报道。

黎智英被判处20年监禁，意在警示世人：在今天的香港，良心即颠覆；忠于真理即叛国；即使是和平的异议也会遭到毫不留情的镇压。

黎智英当年以身无分文的难民身份来到香港。他从童工做起，最终成为服装业巨头。他放弃了自己成功的商业帝国——广受欢迎的佐丹奴零售品牌，创办了一份报纸，捍卫那些让他得以生存的自由。黎智英本可以逃离中国对香港的接管，但他选择留下，理由是：“如果我不站出来，谁会站出来？”

黎智英的案件处理方式令人发指。他被剥夺了选择自己律师的权利。他的律师遭到骚扰。他的报纸被强行关闭。他的员工被逮捕，他的资产被冻结。判决只不过是将一场持续已久的迫害正式化而已。

黎智英的女儿克莱尔给我看了一份他被拘留期间阅读的书单。这些书并非轻松的消遣读物，而是晦涩难懂、极具挑战性的神学著作——奥古斯丁、阿奎那、瓜尔迪尼、拉辛格、方济各、文顺（他本人曾是越南共产党的囚犯）。这些人陪伴着一个不寻求安逸，而是寻求忍耐的人。

吉米与克莱尔的关系让我想起了另一位被囚禁的良知：圣托马斯·莫尔，他因拒绝背叛信仰、不谄媚独裁者而被囚禁在伦敦塔。莫尔写给女儿梅格的信件是西方传统中最闪耀的狱中文字之一——温柔、诙谐、自律而又无比自由。

当然，莫尔成为了历史上反抗专制压迫最持久的象征之一。我们必须希望吉米·黎也能如此。

中国共产党坚称黎的案件是中国内政，与国际社会无关。但香港的自治权受条约保障，其自由也曾向世界承诺。破坏香港的法治并非内政，而是背信弃义，其后果将波及全球。

其寒蝉效应将远远超出黎的牢房。记者和教师将会进行自我审查。神父们会琢磨，哪篇讲道可能会越过那条无形的界限。学生们学到的不是如何辩论，而是如何生存。

黎智英案的处理方式令人发指。他被剥夺了选择律师的权利。他的律师遭到骚扰。他的报纸被强行查封。

这就是极权主义的逻辑：它不需要监禁所有人。它只需要监禁“合适”的人——公开、残酷、果断地监禁，让其他人从中吸取教训。

因此，对黎智英判决的抗议不能流于形式或敷衍了事。它必须持续不断，充满道德力量。西方政府不能满足于发表“关切”声明。他们必须将此案视为一次关键的考验，并做出相应的回应：公开、高级别的倡导。真正的外交压力。支持香港流亡记者和机构。

尽管希望渺茫，但仍有理由抱有希望。唐纳德·川普总统对黎智英的案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预计将于四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正如《诗篇》所言，不要信赖君王，但历史往往会在这样的时刻发生意想不到的转折。

多年来，我与吉米交谈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愤怒，而是喜悦；不是怨恨，而是感恩。他把自由视为一份礼物，把信仰视为一种关系。他从未将自己视为英雄，他只是拒绝背叛他所目睹的一切。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物：政权试图将他们埋葬，却最终发现他们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对他的判决不应被视为力量的象征，而应被视为软弱的坦白。

因为如果黎智英被铭记——如果他的名字被提及，他的案件被辩护，他的勇气被颂扬——那么牢房便无法禁锢他的遗产。

但如果黎智英被遗忘，香港作为中国未来民主希望象征的地位也将不复存在。

政权将书写它的判决，历史将书写它的最终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