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2 月 16日，《美洲季刊》(Americas Quarterly)主编布莱恩·温特(Brian Winter)在《外交事务》杂志以”拉丁美洲的右翼革命”为题发表评论认为，川普时代正重塑该地区的各种力量：

从 1959 年他和他的蓄须叛军进入哈瓦那的那一刻起，直到 2016 年他自然死亡，菲德尔·卡斯特罗罗一直是拉丁美洲最具标志性的领导人。他标志性的军装、纤细的Cohiba雪茄以及冗长的演讲，无不抨击着美国，俘获了无数有志革命者的心，也赢得了世界各地数百万人的关注。卡斯特罗罗从未满足于仅仅统治古巴，而是孜孜不倦地输出他的思想。几十年来，他的全球盟友和崇拜者网络不断壮大，其中包括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等各色人物。

如果卡斯特罗罗得知，如今，最接近他全球影响力地位的两位拉丁美洲人物都来自意识形态上的右翼，他恐怕会在坟墓里气得翻身。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自称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他挥舞着电锯象征着他削减政府规模的决心；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是一位蓄着胡须的千禧一代领导人，他们都在国内外拥有狂热的追随者。如今，取代古巴革命者无处不在的口号“¡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永远走向胜利！），米莱的自由主义口号“¡Viva la libertad, carajo!”（自由万岁，该死！）已经出现在美国一些大学校园的T恤上，甚至被远在以色列的政客引用。

就像当年的卡斯特罗罗一样，这两位领导人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了他们国家的实际地位。米莱是 2024 年当选后第一位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的国家元首，并在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受到了隆重的欢迎。特朗普称米莱是“我最喜欢的总统”，并在 10 月份向阿根廷提供了 200 亿美元的援助——这是美国 30 年来对任何国家提供的最大一笔援助。米莱成功削减政府官僚机构和繁文缛节，使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从2023年上任时的200%以上降至2025年底的约30%，这一成就受到了英国保守党反对派领袖凯米·巴德诺克、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以及许多欧洲右翼人士的赞扬，并被誉为典范。这也使他成为埃隆·马斯克等自由意志主义硅谷巨头的精神导师。马斯克甚至在今年2月美国的一次保守派会议上，在台上挥舞着米莱的“电锯”。与此同时，布克尔对帮派的打击行动使他在拉丁美洲乃至其他地区广受欢迎，尽管他毫不掩饰地无视了人们对正当程序和人权的担忧。（202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81%的智利人对布克尔持积极评价，高于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是他们本国总统支持率的两倍多。）布克尔在TikTok上拥有超过1100万粉丝，超过除特朗普之外的任何其他国家元首。

如今拉丁美洲真正的革命热情，以及领导人决心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国家，还要改变整个地区的决心，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右翼。随着保守派领导人最近赢得几次选举，并在未来一年的其他选举中占据优势，拉丁美洲似乎正迎来一场一代人才能遇到的变革，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各国处理有组织犯罪、经济政策、与美国和中国的战略关系等问题的方式。2025年，厄瓜多尔保守派总统丹尼尔·诺沃亚成功连任，而米莱的政党在阿根廷关键的中期立法选举中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胜利，进一步增强了他的执政动力。玻利维亚结束了近20年的社会主义统治，选出了中间派改革派人士罗德里戈·帕斯·佩雷拉。在哥斯达黎加和秘鲁，保守派总统候选人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在巴西和哥伦比亚，他们也势均力敌，这些国家的选举将在2026年底前举行。Top of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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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由大约20个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历史和政治动态，右翼最终未必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取得胜利。但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该地区大致同步发展的时期：例如，古巴革命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席卷该地区大部分地区的反动独裁统治；80年代的大规模民主化浪潮；90年代以市场为导向的“华盛顿共识”改革；以及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将查韦斯和其他左翼人士推上台的所谓“粉红浪潮”。如今，另一种区域性政治格局调整似乎正在形成，挑战着外界对拉丁美洲的一些最基本假设。其结果将是，未来几年，该地区将在打击毒品走私和其他犯罪方面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对国内外投资更加友好，对气候变化和森林砍伐的担忧减少，并在安全、移民以及限制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等优先事项上与特朗普政府保持大致一致。鉴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干预主义历史，人们可能曾预期，一位强硬的民族主义右翼美国总统的上台会推动该地区的左翼抵抗运动。然而，至少目前看来，从特朗普的回归中获益最多的拉丁美洲领导人并非那些谴责和反抗他的人，而是那些钦佩、奉承甚至模仿他的人。

右倾趋势

这种右倾趋势似乎并非该地区政治中又一次相对轻微的周期性或短暂的钟摆式摆动。仔细观察民意调查和其他潜在趋势表明，保守思想和政策优先事项似乎正在拉丁美洲站稳脚跟。总部位于智利的区域民意调查机构Latinobarómetro对18个国家的19000多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备受关注的年度调查显示，2024年，拉丁美洲人认同右翼的程度达到了二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同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布克尔是该地区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在十分制评分中平均得分为7.7分；最不受欢迎的领导人是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他的支持率仅为1.3%，而且远远低于其他领导人。

右翼势力崛起的大部分原因并非来自国外因素，而是源于拉丁美洲内部不断变化的现实。首当其冲的是公众对犯罪日益增长的不满。犯罪问题对该地区来说并非新挑战，但在近年来已显著恶化。据联合国估计，过去十年，拉丁美洲的可卡因产量增加了两倍，这为该地区的帮派和贩毒集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权力，并加剧了与毒品相关的暴力活动。拉丁美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但凶杀案却占世界总数的30%左右。在未来一年即将举行选举的几个国家，包括巴西和秘鲁，犯罪问题——一个传统上对右翼有利的选举议题——在民意调查中被列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右翼崛起的其他关键因素包括福音派基督教在传统天主教国家拉丁美洲的传播，这改变了几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在巴西，将堕胎和“性别意识形态”等文化战争议题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委内瑞拉和古巴长达数年的经济和社会崩溃使一代拉丁美洲选民对社会主义政策失去了信心，甚至一些温和的左翼候选人也因此受到牵连，因为他们仍然被视为同一意识形态阵营的一员。这两个国家以及海地和尼加拉瓜等其他危机国家的民众外流，导致拉丁美洲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这在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等接收国引发了反弹，一些右翼候选人试图利用这种情绪。

与此同时，米莱和布克尔的全球知名度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大多数拉丁美洲选民并不希望选出与米莱和布克尔完全相同的领导人（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政策过于极端），但这两位总统在白宫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等重要场合受到摇滚明星般的欢迎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让人感觉右翼领导人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舞台上都势头强劲。

新保守主义

几十年来，拉美右翼政客一直受到与冷战时期独裁政权关联的困扰。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玻利维亚的乌戈·班泽尔和危地马拉的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等独裁者实施了广泛的国家支持的镇压和谋杀，这些暴行往往以打击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20世纪80年代，一股民主化浪潮席卷拉丁美洲之后，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包括右翼人士，都试图避免与这些政权有任何关联，并且通常不愿将法律和秩序问题置于竞选的核心位置，以免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者。

但是，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右翼本质上或独有威权主义的观点已经失去了影响力，因为目前三个明显的独裁政权都属于意识形态上的左翼：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年度全球民主健康调查，包括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在内的一些其他国家是混合政体，既非完全民主也非完全威权。）一系列尊重民主制度的中右翼总统，包括阿根廷的毛里西奥·马克里（2015-19年）和智利的塞巴斯蒂安·皮涅拉（2010-14年和2018-22年），帮助消除了人们对保守派领导人挥之不去的疑虑。此外，随着冷战记忆的消退和犯罪率的上升，对威权统治的警告也失去了一些效力。在拉丁美洲晴雨表民意调查中，约40%的受访者要么倾向于威权政府，要么不在乎政府是否民主，这一比例比十年前上升了约十个百分点。西方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出对民主支持的类似下降趋势。

在过去十年中，拉美右翼也努力改变人们长期以来认为他们对穷人命运漠不关心的看法。指导了几代保守派领导人的新自由主义小政府教条虽然没有被完全抛弃，但已经有所修正，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在疫情高峰期执政的右翼政府实施了一些拉丁美洲最雄心勃勃的社会支出扩张计划，并且此后一直维持着其中的许多福利。例如，在智利——这个几十年来一直是小政府、市场友好型新自由主义典范的国家——皮涅拉的保守派政府在疫情相关救济方面的支出比例高于该地区任何其他国家。在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大幅扩大了“家庭补助金”（Bolsa Família）计划，这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向穷人提供现金补贴的项目，而他此前曾抨击该项目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政策。在2022年竞选连任失败前的几个月里，博尔索纳罗甚至将该项目的补贴金额提高了50%。最近，在阿根廷，尽管米莱兴高采烈地挥舞着电锯削减其他政府项目，但他却将针对该国穷人的现金补贴规模扩大了一倍，这帮助他的政府维持了许多工人阶级的支持，并避免了此前阿根廷紧缩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动荡。

尽管在整个拉丁美洲，左翼仍然被认为在社会支出方面更为慷慨，但其优势已不如从前。右翼通过部分化解对其领导人精英主义或反民主的批评，得以专注于发挥自身优势的议题。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安全问题。在过去十年中，贩毒集团和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势力大幅增强，部分原因是其毒品走私收入惊人地增长。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称，2023年全球可卡因产量估计达到3700吨，而2013年为902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柯（这种毒品的原材料）都产自三个拉丁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秘鲁——该地区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是走私的中转站，而且也日益成为毒品消费市场。

事实上，拉丁美洲民众对犯罪日益增长的愤怒很大程度上源于可卡因消费方式和地点的变化。可卡因只流向北方，流向柏林、伦敦和纽约的富裕派对人士的说法如今已不如以往那样准确：这种毒品也越来越多地流向东方、西方和南方。尽管北美仍然是最大的市场，约占全球可卡因消费量的27%，欧洲位居第二，占24%，但据联合国估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目前紧随其后，约占全球消费量的20%。亚洲（约占全球消费量的14%）和非洲（约占13%）的可卡因市场也在迅速扩张。

可卡因消费地理分布的演变反过来也导致走私路线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通往太平洋沿岸的路线，使得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等曾经相对和平的拉丁美洲国家变成了战场，贩毒集团为争夺港口和其他关键交通枢纽的控制权而展开激战。由于拥有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贩毒集团已将业务多元化，涉足勒索、货物盗窃、绑架、非法采矿、亚马逊雨林非法伐木以及贩运前往美国的移民等活动。

右翼天生或独具威权主义的观点已失去吸引力。

即使对于一个长期饱受毒品贩运和暴力困扰的地区来说，这些后果也令人震惊。2024年，厄瓜多尔一家电视台发生持枪歹徒劫持记者为人质的事件，相关画面传遍全球。厄瓜多尔沿海城市杜兰是阿尔巴尼亚、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贩毒集团争夺地盘的战场，根据一些指标，该市现在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年凶杀率约为每10万人150起——接近20世纪90年代初哥伦比亚麦德林市的水平，当时正是臭名昭著的毒枭巴勃罗·埃斯科巴的时代。哥伦比亚右翼总统候选人米格尔·乌里韦最近遇刺身亡，加剧了人们的担忧，认为该国二十年来在安全方面取得的进展正在瓦解。202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5%的智利人现在有时会避免晚上外出，只有8%的人感到安全。哥斯达黎加长期以来以旅游天堂著称，治安良好，甚至不需要常备军，但自2020年以来，随着该国成为世界主要的毒品转运站之一，凶杀案数量飙升了50%以上。即使在少数近年来凶杀案有所下降的国家，例如巴西，抢劫等其他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布克尔和其他承诺对犯罪采取铁腕手段的政客之所以能够获得支持，原因显而易见。自布克尔2019年上任以来，萨尔瓦多的凶杀案数量下降了90%以上，根据一些衡量标准，该国现在是美洲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谋杀率与加拿大相当。许多拉丁美洲观察家并不认为布克尔的做法——暂停宪法权利，例如正当程序和集会自由，并将该国约2%的成年人口投入监狱——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即使在拥有该地区最强大民主制度之一的智利，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同意支持“紧急状态”，暂停某些公民自由以打击犯罪。10月，里约热内卢的一次警察行动演变成一场混乱的枪战，导致120多人死亡，巴西民间社会团体对此感到震惊。但几天后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城市居民认为这次突袭是成功的。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对严厉打击犯罪的支持率与城市富裕地区的受访者一样高。在整个地区，即使是一些反对极端措施的领导人，也在响应加强打击犯罪的呼声，建造新的高安全级别监狱，并加大对帮派头目的逮捕力度。

与此同时，未能控制住治安的政客越来越有可能失去席位。在巴西，民意调查显示，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在犯罪问题上的软弱被认为是他在2026年竞选连任的一个重大障碍。在墨西哥，11月一位直言不讳的反犯罪市长遇刺身亡，引发了一波街头抗议和对总统克劳迪娅·谢因鲍姆的强烈批评。尽管谢因鲍姆在打击贩毒集团方面比她的前任更加强硬，但在安全问题上，选民对她的评价低于其他任何领域。10月，秘鲁发生一起摩托车手在音乐会上开枪袭击事件，造成四人受伤；这次袭击是秘鲁总统迪娜·博卢阿特面临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其政府涉嫌腐败和其他挑战，她的支持率已经低至个位数。袭击发生几天后，秘鲁国会以122票对0票的压倒性多数投票罢免了她的职务，理由是“永久性道德无能”。

巨大变化

诚然，左翼势力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依然活跃且具有选举竞争力。其以经济不平等为核心的理念，在这个贫富差距全球最大的地区，很可能始终能引起选民的共鸣。左翼阵营也拥有不少相对受欢迎的民选领导人，例如将于2026年竞选第四个（非连续）巴西总统任期的卢拉，以及因其在与特朗普就贸易和移民问题进行艰难谈判时冷静而坚定的处理方式而赢得国际赞誉的辛鲍姆。在某些情况下，右翼在民调中领先，部分原因可能是左翼目前执政，而现任官员在拉丁美洲乃至整个民主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难以赢得选举。同样，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当前的政治转变与传统的左右翼意识形态无关，而是各种民粹主义者和政治边缘人士正在崛起。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理由让人怀疑，拉丁美洲的右翼浪潮是否会真正到来。在哥伦比亚和智利，左翼政府的支持率在30%到40%之间——不算高，但也并非低到完全排除其政党未来赢得选举的可能性。此外，在哥伦比亚和巴西，右翼候选人的激增可能会分散选票，导致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届时公众可能会认为保守派候选人过于极端，而左翼或中间派候选人最终胜出。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在11月未能成功推动一项允许外国在该国设立军事基地的全民公投获得通过，该公投旨在推进一系列改革，这表明右翼领导人能够积累的权力终究有限。

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丁美洲保守化进程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可能正是特朗普。这位美国总统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对该地区给予了高度关注，这表明他的一些国内首要任务——打击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需要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行强有力的互动。但民调显示，特朗普在该地区的支持率并不高。在拉丁美洲晴雨表（Latinobarómetro）的民调中，他的表现相对较差，平均得分仅为4.2分（满分10分）。他的一些政策引发了强烈反弹，甚至有可能拖垮他在该地区的保守派盟友。例如，特朗普决定对巴西征收全球最高的关税之一，并要求撤销对博索纳罗在2023年未遂政变中的刑事指控，这导致巴西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下降，而卢拉的支持率上升。同样，特朗普誓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也损害了巴拿马总统若泽·劳尔·穆利诺的支持率，而穆利诺是拉丁美洲最亲美的政治家之一。

但华盛顿在西半球的角色是另一个政治格局似乎正在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的领域。特朗普对阿根廷的救助被广泛认为是确保米莱伊领导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取得远超预期胜利的关键因素。民调显示，特朗普对委内瑞拉涉嫌走私毒品的船只和其他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在整个拉丁美洲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率，这令许多人感到惊讶。这似乎表明，该地区民众对贩毒集团的普遍愤怒，以及对马杜罗的广泛反对，再次压倒了其他公众关切。

如果右翼势力真的像当前趋势所暗示的那样发生转变，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拉丁美洲政治上一次出现如此高度一致的行动，是在21世纪头十年的左翼浪潮时期，这段历史可以作为未来发展趋势的参考。当时，包括查韦斯、阿根廷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和卢拉在内的一批立场大致一致的领导人，成功阻止了由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推动的西半球贸易协定，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地区此后数年的经济发展轨迹。拉丁美洲的左翼总统们推行了更有力的社会政策，确保了那十年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成果得到公平分配，帮助数千万拉丁美洲人摆脱了贫困，并确保了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获得更多资源。相对的意识形态共识也促成了区域合作的复兴，2008年成立了南美洲国家联盟。该联盟旨在促进区域内贸易和社会合作，并为区域决策提供一个排除美国的平台；然而，随着左翼政府失去权力，其继任者认为该联盟意识形态过于浓厚，南美洲国家联盟在2010年代末期实际上被解散。

如今，许多观察人士认为，类似的变革性转变，但这次是向右翼的转变，将在整个拉丁美洲掀起一股更加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浪潮。在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之后——从2014年到2023年，该地区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左右，是所有主要新兴市场集团中增速最慢的——许多政治家誓言要效仿米莱的做法，削减监管并缩小政府规模。秘鲁利马市长、总统大选主要候选人拉斐尔·洛佩斯·阿利亚加称米莱为“救星”。在哥伦比亚，右翼记者维姬·达维拉正在竞选2026年总统，她聘请了米莱的前顾问阿克塞尔·凯泽为其竞选活动效力。（凯泽的兄弟约翰内斯本人也是智利2025年总统大选的右翼候选人。）智利12月决选的保守派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罗承诺削减21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同时精简繁文缛节。他表示，这项计划将有助于智利实现4%的年经济增长率，是近年来增速的两倍。

一个更加右倾的拉丁美洲可能会对中国持更加怀疑的态度。

拉丁美洲现代史充斥着因社会动荡或缺乏政治支持而失败的紧缩措施和亲投资计划。投资者也可能高估了任何政治人物克服该地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挑战（例如教育水平低下和生产力低下）的能力。尽管如此，金融市场对变革的潜力反应十分积极，一项备受关注的追踪拉丁美洲股票价格的指数预计，到2025年将上涨超过30%——这表明市场对右倾领导人领导下的更快经济增长和更高的企业利润抱有很高的期望。许多人认为，如果由更多亲市场的领导人掌舵，该地区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关键矿产（包括锂和稀土矿产）以及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地的潜力。10月份，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宣布计划在阿根廷投资人工智能相关的数据中心和其他项目，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250亿美元，这反映出硅谷对米莱及其经济政策的普遍热情。

一个更加右倾的拉丁美洲也可能对中国采取更加怀疑的态度，并更加倾向于美国。上一代保守派领导人曾犹豫不决，难以在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做出选择。中国是包括巴西、智利、秘鲁和乌拉圭在内的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仍然是该地区最大的投资国。但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对盟友的施压，要求他们远离北京，尤其是在电信和港口基础设施等潜在敏感领域的中国投资方面。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将最近对阿根廷的援助计划描述为明确旨在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称之为新的“经济门罗主义”的一部分，指的是19世纪提出的外部势力不受欢迎进入西半球的理念。一些观察人士猜测，华盛顿可能对援助附加了条件，例如要求布宜诺斯艾利斯可能缩减或终止北京在阿根廷南部一个空间站的租约，美国认为该空间站最终可能用于军事用途。更广泛地说，特朗普似乎决心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他将用援助和其他好处奖励拉丁美洲的盟友，同时用关税和制裁惩罚敌对政府。新一代领导人是否会响应这些激励措施，还是继续保持不结盟立场，还有待观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代左翼领导人通过圣保罗论坛等活动相互结识，该论坛是由巴西工人党创立的左翼团体会议，这有助于他们日后在该地区的协调合作。如今，许多拉丁美洲的新右翼人士也在建立密切联系，例如参加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PAC），该会议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近年来已扩展到该地区。与会者包括米莱、布克尔、博尔索纳罗家族成员以及智利的卡斯特罗。该地区的一些人乐观地认为，这些社会联系将促使他们在贸易、基础设施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等问题上加强协调。

最后，这种转变也可能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带来巨大变化。一个更加保守的拉丁美洲可能不太关心气候变化或亚马逊雨林的砍伐问题，尤其是在右翼重新执政巴西的情况下。一些右翼领导人也可能试图关闭国家边境，阻止进一步的移民；卡斯特罗提议修建类似美国式的边境隔离墙，并将来自海地、委内瑞拉和其他地区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鉴于巴西和该地区其他几个国家的福音派基督教选民比例不断上升，堕胎等社会问题也可能在国家政治中变得更加重要。一个可能预示未来趋势的迹象是，7月，米莱出席了阿根廷最大福音派教堂的落成典礼，该教堂可容纳1万人。他在对信徒的演讲中引用了《圣经》、马克斯·韦伯和保守派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的话，解释“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如何影响了他政府的政策。

事实上，今天的拉丁美洲是一个某些政治事件的基调和内容在德克萨斯州或内布拉斯加州也毫不违和的地区；主流政治领导人热情洋溢地谈论财政纪律和警方打击犯罪；对社会正义的诉求似乎至少目前已被对毒品恐怖分子和社会主义独裁者的谩骂所取代。如果这一代右翼领导人能够获得并维持权力，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创造一个摆脱犯罪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全球恶名、与美国和欧洲志同道合的政府更紧密合作、最终安全繁荣的拉丁美洲——这样，公民就会愿意留在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去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生活。这不会是卡斯特罗曾经使用的那种意义上的革命。但这仍然会是一个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