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2 月 16日，《美洲季刊》(Americas Quarterly)主編布萊恩·溫特(Brian Winter)在《外交事務》雜誌以”拉丁美洲的右翼革命”為題發表評論認為，川普時代正重塑該地區的各種力量：

從 1959 年他和他的蓄鬚叛軍進入哈瓦那的那一刻起，直到 2016 年他自然死亡，菲德爾·卡斯特羅羅一直是拉丁美洲最具標誌性的領導人。他標誌性的軍裝、纖細的Cohiba雪茄以及冗長的演講，無不抨擊着美國，俘獲了無數有志革命者的心，也贏得了世界各地數百萬人的關注。卡斯特羅羅從未滿足於僅僅統治古巴，而是孜孜不倦地輸出他的思想。幾十年來，他的全球盟友和崇拜者網絡不斷壯大，其中包括智利的薩爾瓦多·阿連德、委內瑞拉的烏戈·查韋斯、津巴布韋的羅伯特·穆加貝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等各色人物。

如果卡斯特羅羅得知，如今，最接近他全球影響力地位的兩位拉丁美洲人物都來自意識形態上的右翼，他恐怕會在墳墓里氣得翻身。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自稱是“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他揮舞着電鋸象徵着他削減政府規模的決心；薩爾瓦多總統納伊布·布克爾是一位蓄着鬍鬚的千禧一代領導人，他們都在國內外擁有狂熱的追隨者。如今，取代古巴革命者無處不在的口號“¡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永遠走向勝利！），米萊的自由主義口號“¡Viva la libertad, carajo!”（自由萬歲，該死！）已經出現在美國一些大學校園的T恤上，甚至被遠在以色列的政客引用。

就像當年的卡斯特羅羅一樣，這兩位領導人在全球舞台上的影響力都遠遠超過了他們國家的實際地位。米萊是 2024 年當選後第一位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會面的國家元首，並在特朗普的海湖莊園受到了隆重的歡迎。特朗普稱米萊是“我最喜歡的總統”，並在 10 月份向阿根廷提供了 200 億美元的援助——這是美國 30 年來對任何國家提供的最大一筆援助。米萊成功削減政府官僚機構和繁文縟節，使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從2023年上任時的200%以上降至2025年底的約30%，這一成就受到了英國保守黨反對派領袖凱米·巴德諾克、意大利總理喬治婭·梅洛尼以及許多歐洲右翼人士的讚揚，並被譽為典範。這也使他成為埃隆·馬斯克等自由意志主義硅谷巨頭的精神導師。馬斯克甚至在今年2月美國的一次保守派會議上，在台上揮舞着米萊的“電鋸”。與此同時，布克爾對幫派的打擊行動使他在拉丁美洲乃至其他地區廣受歡迎，儘管他毫不掩飾地無視了人們對正當程序和人權的擔憂。（2024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約81%的智利人對布克爾持積極評價，高於任何其他國家領導人，是他們本國總統支持率的兩倍多。）布克爾在TikTok上擁有超過1100萬粉絲，超過除特朗普之外的任何其他國家元首。

如今拉丁美洲真正的革命熱情，以及領導人決心不僅要改變自己的國家，還要改變整個地區的決心，主要體現在意識形態的右翼。隨着保守派領導人最近贏得幾次選舉，並在未來一年的其他選舉中占據優勢，拉丁美洲似乎正迎來一場一代人才能遇到的變革，這將從根本上改變各國處理有組織犯罪、經濟政策、與美國和中國的戰略關係等問題的方式。2025年，厄瓜多爾保守派總統丹尼爾·諾沃亞成功連任，而米萊的政黨在阿根廷關鍵的中期立法選舉中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勝利，進一步增強了他的執政動力。玻利維亞結束了近20年的社會主義統治，選出了中間派改革派人士羅德里戈·帕斯·佩雷拉。在哥斯達黎加和秘魯，保守派總統候選人目前在民意調查中領先，在巴西和哥倫比亞，他們也勢均力敵，這些國家的選舉將在2026年底前舉行。Top of Form

Bottom of Form

拉丁美洲由大約20個國家組成，每個國家都有獨特的歷史和政治動態，右翼最終未必能在所有情況下都取得勝利。但歷史上也曾出現過該地區大致同步發展的時期：例如，古巴革命後，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席捲該地區大部分地區的反動獨裁統治；80年代的大規模民主化浪潮；90年代以市場為導向的“華盛頓共識”改革；以及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將查韋斯和其他左翼人士推上台的所謂“粉紅浪潮”。如今，另一種區域性政治格局調整似乎正在形成，挑戰着外界對拉丁美洲的一些最基本假設。其結果將是，未來幾年，該地區將在打擊毒品走私和其他犯罪方面採取更強硬的政策，對國內外投資更加友好，對氣候變化和森林砍伐的擔憂減少，並在安全、移民以及限制中國在西半球的影響力等優先事項上與特朗普政府保持大致一致。鑑於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干預主義歷史，人們可能曾預期，一位強硬的民族主義右翼美國總統的上台會推動該地區的左翼抵抗運動。然而，至少目前看來，從特朗普的回歸中獲益最多的拉丁美洲領導人並非那些譴責和反抗他的人，而是那些欽佩、奉承甚至模仿他的人。

右傾趨勢

這種右傾趨勢似乎並非該地區政治中又一次相對輕微的周期性或短暫的鐘擺式擺動。仔細觀察民意調查和其他潛在趨勢表明，保守思想和政策優先事項似乎正在拉丁美洲站穩腳跟。總部位於智利的區域民意調查機構Latinobarómetro對18個國家的19000多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備受關注的年度調查顯示，2024年，拉丁美洲人認同右翼的程度達到了二十多年來的最高水平。同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布克爾是該地區迄今為止最受歡迎的政治家，在十分制評分中平均得分為7.7分；最不受歡迎的領導人是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獨裁者尼古拉斯·馬杜羅，他的支持率僅為1.3%，而且遠遠低於其他領導人。

右翼勢力崛起的大部分原因並非來自國外因素，而是源於拉丁美洲內部不斷變化的現實。首當其衝的是公眾對犯罪日益增長的不滿。犯罪問題對該地區來說並非新挑戰，但在近年來已顯著惡化。據聯合國估計，過去十年，拉丁美洲的可卡因產量增加了兩倍，這為該地區的幫派和販毒集團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和權力，並加劇了與毒品相關的暴力活動。拉丁美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但兇殺案卻占世界總數的30%左右。在未來一年即將舉行選舉的幾個國家，包括巴西和秘魯，犯罪問題——一個傳統上對右翼有利的選舉議題——在民意調查中被列為選民最關心的問題。

右翼崛起的其他關鍵因素包括福音派基督教在傳統天主教國家拉丁美洲的傳播，這改變了幾個國家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在巴西，將墮胎和“性別意識形態”等文化戰爭議題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委內瑞拉和古巴長達數年的經濟和社會崩潰使一代拉丁美洲選民對社會主義政策失去了信心，甚至一些溫和的左翼候選人也因此受到牽連，因為他們仍然被視為同一意識形態陣營的一員。這兩個國家以及海地和尼加拉瓜等其他危機國家的民眾外流，導致拉丁美洲內部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這在智利、哥倫比亞和秘魯等接收國引發了反彈，一些右翼候選人試圖利用這種情緒。

與此同時，米萊和布克爾的全球知名度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儘管大多數拉丁美洲選民並不希望選出與米萊和布克爾完全相同的領導人（許多人認為他們的政策過於極端），但這兩位總統在白宮和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等重要場合受到搖滾明星般的歡迎的視頻在網絡上瘋傳，引發了人們的好奇心，讓人感覺右翼領導人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舞台上都勢頭強勁。

新保守主義

幾十年來，拉美右翼政客一直受到與冷戰時期獨裁政權關聯的困擾。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智利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玻利維亞的烏戈·班澤爾和危地馬拉的埃弗拉因·里奧斯·蒙特等獨裁者實施了廣泛的國家支持的鎮壓和謀殺，這些暴行往往以打擊共產主義的名義進行。20世紀80年代，一股民主化浪潮席捲拉丁美洲之後，大多數政治領導人，包括右翼人士，都試圖避免與這些政權有任何關聯，並且通常不願將法律和秩序問題置於競選的核心位置，以免被指責為法西斯主義者。

但是，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右翼本質上或獨有威權主義的觀點已經失去了影響力，因為目前三個明顯的獨裁政權都屬於意識形態上的左翼：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根據經濟學人智庫的年度全球民主健康調查，包括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墨西哥在內的一些其他國家是混合政體，既非完全民主也非完全威權。）一系列尊重民主制度的中右翼總統，包括阿根廷的毛里西奧·馬克里（2015-19年）和智利的塞巴斯蒂安·皮涅拉（2010-14年和2018-22年），幫助消除了人們對保守派領導人揮之不去的疑慮。此外，隨着冷戰記憶的消退和犯罪率的上升，對威權統治的警告也失去了一些效力。在拉丁美洲晴雨表民意調查中，約40%的受訪者要麼傾向於威權政府，要麼不在乎政府是否民主，這一比例比十年前上升了約十個百分點。西方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意調查也顯示出對民主支持的類似下降趨勢。

在過去十年中，拉美右翼也努力改變人們長期以來認為他們對窮人命運漠不關心的看法。指導了幾代保守派領導人的新自由主義小政府教條雖然沒有被完全拋棄，但已經有所修正，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後。在疫情高峰期執政的右翼政府實施了一些拉丁美洲最雄心勃勃的社會支出擴張計劃，並且此後一直維持着其中的許多福利。例如，在智利——這個幾十年來一直是小政府、市場友好型新自由主義典範的國家——皮涅拉的保守派政府在疫情相關救濟方面的支出比例高於該地區任何其他國家。在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大幅擴大了“家庭補助金”（Bolsa Família）計劃，這是一個國際知名的向窮人提供現金補貼的項目，而他此前曾抨擊該項目是錯誤的社會主義政策。在2022年競選連任失敗前的幾個月裡，博爾索納羅甚至將該項目的補貼金額提高了50%。最近，在阿根廷，儘管米萊興高采烈地揮舞着電鋸削減其他政府項目，但他卻將針對該國窮人的現金補貼規模擴大了一倍，這幫助他的政府維持了許多工人階級的支持，並避免了此前阿根廷緊縮政策所導致的社會動盪。

儘管在整個拉丁美洲，左翼仍然被認為在社會支出方面更為慷慨，但其優勢已不如從前。右翼通過部分化解對其領導人精英主義或反民主的批評，得以專注於發揮自身優勢的議題。其中最突出的莫過於安全問題。在過去十年中，販毒集團和其他有組織犯罪團伙的勢力大幅增強，部分原因是其毒品走私收入驚人地增長。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稱，2023年全球可卡因產量估計達到3700噸，而2013年為902噸。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古柯（這種毒品的原材料）都產自三個拉丁美洲國家——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秘魯——該地區幾乎所有其他國家都是走私的中轉站，而且也日益成為毒品消費市場。

事實上，拉丁美洲民眾對犯罪日益增長的憤怒很大程度上源於可卡因消費方式和地點的變化。可卡因只流向北方，流向柏林、倫敦和紐約的富裕派對人士的說法如今已不如以往那樣準確：這種毒品也越來越多地流向東方、西方和南方。儘管北美仍然是最大的市場，約占全球可卡因消費量的27%，歐洲位居第二，占24%，但據聯合國估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目前緊隨其後，約占全球消費量的20%。亞洲（約占全球消費量的14%）和非洲（約占13%）的可卡因市場也在迅速擴張。

可卡因消費地理分布的演變反過來也導致走私路線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通往太平洋沿岸的路線，使得智利、哥斯達黎加和厄瓜多爾等曾經相對和平的拉丁美洲國家變成了戰場，販毒集團為爭奪港口和其他關鍵交通樞紐的控制權而展開激戰。由於擁有前所未有的巨額資金，販毒集團已將業務多元化，涉足勒索、貨物盜竊、綁架、非法採礦、亞馬遜雨林非法伐木以及販運前往美國的移民等活動。

右翼天生或獨具威權主義的觀點已失去吸引力。

即使對於一個長期飽受毒品販運和暴力困擾的地區來說，這些後果也令人震驚。2024年，厄瓜多爾一家電視台發生持槍歹徒劫持記者為人質的事件，相關畫面傳遍全球。厄瓜多爾沿海城市杜蘭是阿爾巴尼亞、哥倫比亞和墨西哥販毒集團爭奪地盤的戰場，根據一些指標，該市現在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城市，年兇殺率約為每10萬人150起——接近20世紀90年代初哥倫比亞麥德林市的水平，當時正是臭名昭著的毒梟巴勃羅·埃斯科巴的時代。哥倫比亞右翼總統候選人米格爾·烏里韋最近遇刺身亡，加劇了人們的擔憂，認為該國二十年來在安全方面取得的進展正在瓦解。2023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85%的智利人現在有時會避免晚上外出，只有8%的人感到安全。哥斯達黎加長期以來以旅遊天堂著稱，治安良好，甚至不需要常備軍，但自2020年以來，隨着該國成為世界主要的毒品轉運站之一，兇殺案數量飆升了50%以上。即使在少數近年來兇殺案有所下降的國家，例如巴西，搶劫等其他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

在這種情況下，布克爾和其他承諾對犯罪採取鐵腕手段的政客之所以能夠獲得支持，原因顯而易見。自布克爾2019年上任以來，薩爾瓦多的兇殺案數量下降了90%以上，根據一些衡量標準，該國現在是美洲最安全的國家之一，謀殺率與加拿大相當。許多拉丁美洲觀察家並不認為布克爾的做法——暫停憲法權利，例如正當程序和集會自由，並將該國約2%的成年人口投入監獄——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即使在擁有該地區最強大民主制度之一的智利，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80%的受訪者同意支持“緊急狀態”，暫停某些公民自由以打擊犯罪。10月，里約熱內盧的一次警察行動演變成一場混亂的槍戰，導致120多人死亡，巴西民間社會團體對此感到震驚。但幾天后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城市居民認為這次突襲是成功的。在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對嚴厲打擊犯罪的支持率與城市富裕地區的受訪者一樣高。在整個地區，即使是一些反對極端措施的領導人，也在響應加強打擊犯罪的呼聲，建造新的高安全級別監獄，並加大對幫派頭目的逮捕力度。

與此同時，未能控制住治安的政客越來越有可能失去席位。在巴西，民意調查顯示，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在犯罪問題上的軟弱被認為是他在2026年競選連任的一個重大障礙。在墨西哥，11月一位直言不諱的反犯罪市長遇刺身亡，引發了一波街頭抗議和對總統克勞迪婭·謝因鮑姆的強烈批評。儘管謝因鮑姆在打擊販毒集團方面比她的前任更加強硬，但在安全問題上，選民對她的評價低於其他任何領域。10月，秘魯發生一起摩托車手在音樂會上開槍襲擊事件，造成四人受傷；這次襲擊是秘魯總統迪娜·博盧阿特面臨的最後一根稻草，由於其政府涉嫌腐敗和其他挑戰，她的支持率已經低至個位數。襲擊發生幾天后，秘魯國會以122票對0票的壓倒性多數投票罷免了她的職務，理由是“永久性道德無能”。

巨大變化

誠然，左翼勢力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依然活躍且具有選舉競爭力。其以經濟不平等為核心的理念，在這個貧富差距全球最大的地區，很可能始終能引起選民的共鳴。左翼陣營也擁有不少相對受歡迎的民選領導人，例如將於2026年競選第四個（非連續）巴西總統任期的盧拉，以及因其在與特朗普就貿易和移民問題進行艱難談判時冷靜而堅定的處理方式而贏得國際讚譽的辛鮑姆。在某些情況下，右翼在民調中領先，部分原因可能是左翼目前執政，而現任官員在拉丁美洲乃至整個民主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都難以贏得選舉。同樣，一些觀察人士認為，當前的政治轉變與傳統的左右翼意識形態無關，而是各種民粹主義者和政治邊緣人士正在崛起。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理由讓人懷疑，拉丁美洲的右翼浪潮是否會真正到來。在哥倫比亞和智利，左翼政府的支持率在30%到40%之間——不算高，但也並非低到完全排除其政黨未來贏得選舉的可能性。此外，在哥倫比亞和巴西，右翼候選人的激增可能會分散選票，導致需要進行第二輪投票，屆時公眾可能會認為保守派候選人過於極端，而左翼或中間派候選人最終勝出。厄瓜多爾總統諾沃亞在11月未能成功推動一項允許外國在該國設立軍事基地的全民公投獲得通過，該公投旨在推進一系列改革，這表明右翼領導人能夠積累的權力終究有限。

或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拉丁美洲保守化進程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可能正是特朗普。這位美國總統在其第二個任期內對該地區給予了高度關注，這表明他的一些國內首要任務——打擊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需要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進行強有力的互動。但民調顯示，特朗普在該地區的支持率並不高。在拉丁美洲晴雨表（Latinobarómetro）的民調中，他的表現相對較差，平均得分僅為4.2分（滿分10分）。他的一些政策引發了強烈反彈，甚至有可能拖垮他在該地區的保守派盟友。例如，特朗普決定對巴西徵收全球最高的關稅之一，並要求撤銷對博索納羅在2023年未遂政變中的刑事指控，這導致巴西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博索納羅的支持率下降，而盧拉的支持率上升。同樣，特朗普誓言要“收回”巴拿馬運河，也損害了巴拿馬總統若澤·勞爾·穆利諾的支持率，而穆利諾是拉丁美洲最親美的政治家之一。

但華盛頓在西半球的角色是另一個政治格局似乎正在以不可預測的方式發生變化的領域。特朗普對阿根廷的救助被廣泛認為是確保米萊伊領導的政黨在中期選舉中取得遠超預期勝利的關鍵因素。民調顯示，特朗普對委內瑞拉涉嫌走私毒品的船隻和其他目標發動軍事打擊，在整個拉丁美洲獲得了相當高的支持率，這令許多人感到驚訝。這似乎表明，該地區民眾對販毒集團的普遍憤怒，以及對馬杜羅的廣泛反對，再次壓倒了其他公眾關切。

如果右翼勢力真的像當前趨勢所暗示的那樣發生轉變，其後果可能不堪設想。拉丁美洲政治上一次出現如此高度一致的行動，是在21世紀頭十年的左翼浪潮時期，這段歷史可以作為未來發展趨勢的參考。當時，包括查韋斯、阿根廷總統內斯托爾·基什內爾和盧拉在內的一批立場大致一致的領導人，成功阻止了由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和喬治·W·布什推動的西半球貿易協定，從根本上改變了該地區此後數年的經濟發展軌跡。拉丁美洲的左翼總統們推行了更有力的社會政策，確保了那十年大宗商品繁榮帶來的成果得到公平分配，幫助數千萬拉丁美洲人擺脫了貧困，並確保了教育和醫療保健領域獲得更多資源。相對的意識形態共識也促成了區域合作的復興，2008年成立了南美洲國家聯盟。該聯盟旨在促進區域內貿易和社會合作，並為區域決策提供一個排除美國的平台；然而，隨着左翼政府失去權力，其繼任者認為該聯盟意識形態過於濃厚，南美洲國家聯盟在2010年代末期實際上被解散。

如今，許多觀察人士認為，類似的變革性轉變，但這次是向右翼的轉變，將在整個拉丁美洲掀起一股更加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政策浪潮。在經歷了所謂的“失去的十年”之後——從2014年到2023年，該地區的經濟平均年增長率僅為1%左右，是所有主要新興市場集團中增速最慢的——許多政治家誓言要效仿米萊的做法，削減監管並縮小政府規模。秘魯利馬市長、總統大選主要候選人拉斐爾·洛佩斯·阿利亞加稱米萊為“救星”。在哥倫比亞，右翼記者維姬·達維拉正在競選2026年總統，她聘請了米萊的前顧問阿克塞爾·凱澤為其競選活動效力。（凱澤的兄弟約翰內斯本人也是智利2025年總統大選的右翼候選人。）智利12月決選的保守派候選人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羅承諾削減210億美元的政府開支，同時精簡繁文縟節。他表示，這項計劃將有助於智利實現4%的年經濟增長率，是近年來增速的兩倍。

一個更加右傾的拉丁美洲可能會對中國持更加懷疑的態度。

拉丁美洲現代史充斥着因社會動盪或缺乏政治支持而失敗的緊縮措施和親投資計劃。投資者也可能高估了任何政治人物克服該地區長期存在的結構性挑戰（例如教育水平低下和生產力低下）的能力。儘管如此，金融市場對變革的潛力反應十分積極，一項備受關注的追蹤拉丁美洲股票價格的指數預計，到2025年將上漲超過30%——這表明市場對右傾領導人領導下的更快經濟增長和更高的企業利潤抱有很高的期望。許多人認為，如果由更多親市場的領導人掌舵，該地區可以更好地發揮其作為關鍵礦產（包括鋰和稀土礦產）以及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地的潛力。10月份，OpenAI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特曼宣布計劃在阿根廷投資人工智能相關的數據中心和其他項目，最終投資額可能高達250億美元，這反映出硅谷對米萊及其經濟政策的普遍熱情。

一個更加右傾的拉丁美洲也可能對中國採取更加懷疑的態度，並更加傾向於美國。上一代保守派領導人曾猶豫不決，難以在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做出選擇。中國是包括巴西、智利、秘魯和烏拉圭在內的幾個拉丁美洲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而美國仍然是該地區最大的投資國。但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對盟友的施壓，要求他們遠離北京，尤其是在電信和港口基礎設施等潛在敏感領域的中國投資方面。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將最近對阿根廷的援助計劃描述為明確旨在對抗北京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並稱之為新的“經濟門羅主義”的一部分，指的是19世紀提出的外部勢力不受歡迎進入西半球的理念。一些觀察人士猜測，華盛頓可能對援助附加了條件，例如要求布宜諾斯艾利斯可能縮減或終止北京在阿根廷南部一個空間站的租約，美國認為該空間站最終可能用於軍事用途。更廣泛地說，特朗普似乎決心傳遞這樣一個信息：他將用援助和其他好處獎勵拉丁美洲的盟友，同時用關稅和制裁懲罰敵對政府。新一代領導人是否會響應這些激勵措施，還是繼續保持不結盟立場，還有待觀察。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代左翼領導人通過聖保羅論壇等活動相互結識，該論壇是由巴西工人黨創立的左翼團體會議，這有助於他們日後在該地區的協調合作。如今，許多拉丁美洲的新右翼人士也在建立密切聯繫，例如參加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PAC），該會議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近年來已擴展到該地區。與會者包括米萊、布克爾、博爾索納羅家族成員以及智利的卡斯特羅。該地區的一些人樂觀地認為，這些社會聯繫將促使他們在貿易、基礎設施和打擊有組織犯罪等問題上加強協調。

最後，這種轉變也可能在其他一系列問題上帶來巨大變化。一個更加保守的拉丁美洲可能不太關心氣候變化或亞馬遜雨林的砍伐問題，尤其是在右翼重新執政巴西的情況下。一些右翼領導人也可能試圖關閉國家邊境，阻止進一步的移民；卡斯特羅提議修建類似美國式的邊境隔離牆，並將來自海地、委內瑞拉和其他地區的非法移民驅逐出境。鑑於巴西和該地區其他幾個國家的福音派基督教選民比例不斷上升，墮胎等社會問題也可能在國家政治中變得更加重要。一個可能預示未來趨勢的跡象是，7月，米萊出席了阿根廷最大福音派教堂的落成典禮，該教堂可容納1萬人。他在對信徒的演講中引用了《聖經》、馬克斯·韋伯和保守派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的話，解釋“猶太基督教價值觀”如何影響了他政府的政策。

事實上，今天的拉丁美洲是一個某些政治事件的基調和內容在德克薩斯州或內布拉斯加州也毫不違和的地區；主流政治領導人熱情洋溢地談論財政紀律和警方打擊犯罪；對社會正義的訴求似乎至少目前已被對毒品恐怖分子和社會主義獨裁者的謾罵所取代。如果這一代右翼領導人能夠獲得並維持權力，他們相信自己可以創造一個擺脫犯罪和經濟增長停滯的全球惡名、與美國和歐洲志同道合的政府更緊密合作、最終安全繁榮的拉丁美洲——這樣，公民就會願意留在自己的國家，而不是去其他地方尋求更好的生活。這不會是卡斯特羅曾經使用的那種意義上的革命。但這仍然會是一個巨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