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A·史密斯Sheila A. Smith是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 (CFR) 約翰·E·梅羅亞太研究高級研究員。她是日本政治和外交政策專家,著有《日本重新武裝:軍事力量的政治學》等。史密斯還是對外關係委員會博客“亞洲無界”的常駐撰稿人,並經常為美國和亞洲的主要媒體撰稿。近日(2025年12月4日),史密斯女士在《外交關係委員會》雜誌就近來的中日衝突發表評論。她認為危機對於日中關係而言並非新鮮事,但其影響卻日益加劇--危機或將主導日本與中國的關係: 日中關係中危機由來已久,但其影響卻與日俱增。當前危機難以迅速解決,這一點令人擔憂。上一次危機曠日持久,起因是一位醉酒的漁船船長,最終以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略顯尷尬的握手告終。如今的危機很可能進一步升級,令人憂心忡忡。此次危機將日本的安全目標與中國長期以來對台灣的全面控制權訴求置於對立面。至少,找到擺脫這種緊張局勢的出路需要時間。 外交危機往往會改變雙方的利益博弈,而對日本而言,此次危機的後果更是錯綜複雜。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最初是這場危機的焦點人物。正如《華盛頓郵報》社論委員會恰當地指出,她在國會回答反對黨議員提問時,將“心照不宣”的話語公之於眾,承認中國對台灣動武可能被視為威脅日本的生存。用日本官方的話來說,這意味着日本可能不得不命令自衛隊聯合其他部隊做出回應。 中國政府的回應多種多樣。日本駐大阪總領事聲稱,那些多管閒事的人可能會被砍頭,考慮到他的外交身份,這番威脅顯得十分不妥。但真正的回應來自北京。中國遊客和學生被警告不要前往日本,表面上是為了他們的安全。隨後,日本水產品再次以健康和安全為由被禁止進口。經濟後果最終由日本民眾承擔。 在東海海域,圍繞日本稱之為尖閣諸島(中國稱之為釣魚島)的長期主權爭端再次浮出水面。據報道,中國海警船曾多次挑釁日本漁民,隨後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回擊。由於雙方政府對這些事件的報道各執一詞,因此,這種微妙的博弈風險極大。兩國海警之間的直接對抗極易導致局勢進一步升級,甚至動用武力。因此,遏制此類升級至關重要。 危機的本質在於每日不斷升級的動態變化,但這並非總是能夠揭示危機的最終後果。外交官和政治領導人肩負着處理突發事件和應對其他國家反應的重任。然而,導致危機的潛在緊張局勢也必須納入考量。 為什麼日中兩國會反覆陷入危機?簡而言之,是因為兩國的利益存在衝突。過去,日中兩國可以通過妥協和創新性的政策調整來解決大部分雙邊問題,而如今,這兩個大國卻難以找到共同點。我曾在2015年撰寫了一本書,探討這種變化的現實,而東京和北京之間的雙邊困難卻有增無減。當時,兩國已因主權爭端而劍拔弩張,引發了一系列事件:2010年,一名反抗的漁船船長及其船員被捕;兩國爆發示威遊行;日本急需的稀土運輸中斷;在聯合國展開外交博弈;以及2012年日本政府從私人所有者手中購得這些島嶼。直到危機爆發四年後,安倍晉三前往北京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真正的外交修復努力才開始。 鑑於今日危機的演變,我們有必要關注此前那場危機的後果。這些後果對日本政治和政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國內的政治衝擊十分顯著。“釣魚島危機”嚴重損害了執政黨的公信力。經驗不足的日本民主黨被普遍認為既無力捍衛日本利益,外交能力也極其低下,難以勝任國家治理。如今,該黨已不復存在,其選舉損失慘重,難以東山再起。2012年,在安倍晉三的領導下,自民黨重掌政權,並在接下來的八年中屢次贏得選舉,最終在國會中占據絕對多數席位。安倍晉三因其在面對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實力時對日本政策進行戰略性調整而聞名。事實上,正是安倍晉三重新詮釋了憲法,允許自衛隊在危及日本生存的情況下與其他國家合作——這正是高市首相在國會發表講話時正在討論的問題。鮮為人知的是,他與曾在早前尖閣諸島危機中擔任外務大臣的父親一樣,都致力於確保日本對其領土的控制。島嶼局勢發生了變化,日本也意識到需要為防禦能力的考驗做好準備。 其次,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島嶼危機也改變了日本人對日美安全關係的看法。自1960年美日同盟修訂以來,中日關繫緊張首次表明,東京有可能成為敵對行動的直接目標。在此之前,大多數日本人認為,他們會因為美國主導的軍事行動而捲入衝突,而這場行動很可能發生在朝鮮半島。很少有人預料到鄰國會對日本動用武力,但中國日益增長的海上力量、日本帝國主義野心的延續以及二戰時期的侵略,在釣魚島危機中似乎構成了一種隨時可能引爆的局面。確保美國在類似事件再次爆發時提供支持,成為外交官和國防規劃人員的共同首要任務。 此外,自1978年日中關係正常化以來支撐兩國關係的經濟聯繫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長期以來,日本政府和私營部門一直將經濟相互依存視為商業和政治穩定的保障。從建交最初二十年提供的巨額援助,到對中國大規模經濟轉型進行更具戰略性的投資,日本的利益都從這種關係中獲益匪淺,即便在政治緊張局勢偶爾爆發時也是如此。然而,如今富裕的中國可以對這些利益施加影響,而日本也更容易受到北京決策的影響。一段時間以來,日本企業降低了在華活動規模,實現了經濟投資多元化,並與政府在經濟安全措施方面的新利益保持一致,以限制自身面臨的經濟威脅。經濟報復是釣魚島危機的核心手段,如今更是中國政府的首選工具。降低日本面臨的經濟風險,如今已成為私營部門和政府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無論當前的危機最終如何收場,其影響都將遠遠超出當下的政策制定範疇。當然,避免任何可能導致雙方動用武力的舉措至關重要。迄今為止,儘管中國海警船在釣魚島附近徘徊,但兩國政府似乎都沒有將事態升級的意願。 然而,在政治層面,日本首相因其對局勢的處理方式而比其民主黨前任們獲得了更多讚譽。根據日經新聞/東京電視台的民調,她的支持率仍然高達75%,55%的受訪者認為她在國會的講話恰當。過去,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正式聲明一直含糊不清,但越來越多的日本人似乎認為,他們的安全政策需要更加清晰明確。 從戰略角度來看,高市內閣此前已決定在2026年對國家安全戰略和防衛計划進行審查,而此次危機無疑將為日本持續加強危機應對能力(必要時應對威脅)提供契機。目前,日本正在實施一些經濟安全措施,這些措施將影響中國在日土地和房地產的投資,而此次危機可能會加速這些措施的實施。日本可能會繼續增加國防開支,明年的戰略審查應該會揭示東京希望以多快的速度以及通過哪些方式增強其硬實力。 最後,日本對與中國經濟相互依存的興趣可能會進一步下降。對華投資可能會受到影響。日本將繼續實現海產品和其他水產品的市場多元化,同時也將努力加強供應鏈,使其不易受到中國政府決策的影響。東京已經與華盛頓達成協議,將在稀土和關鍵礦產供應方面開展全球合作。日本還有其他經濟夥伴,未來可能會與這些夥伴找到更多共同點,並且目前已經與印太地區和歐洲的眾多夥伴密切合作。 不應低估日中對抗的風險。這不僅僅是又一次小摩擦。美國需要確保這場危機不會升級,並希望幫助找到化解當前緊張局勢的途徑。習近平主席與唐納德·川普總統的通話表明,美國在這場危機中的介入可能非常複雜。然而,我們需要着眼長遠。在盟友面臨危機時伸出援手,才能為未來的合作贏得更多機會。忽視盟友的求助也可能帶來未來的後果。 台灣海峽的危機,甚至更糟的是衝突,預示着一場東北亞從未經歷過的重大力量較量。阻止此類衝突需要緊密而牢固的美日同盟。隨着北京試圖影響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危機可能會成為日中關係的常態。毫無疑問,這場危機將影響日本對未來不可避免的危機的態度,美國也需要考慮的不僅是眼前的危機,還有未來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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