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清晨，美国和以色列军队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他们袭击了军事目标、伊朗领导人的住所和办公室，以及与伊朗国内安全机构和核计划相关的设施。伊朗随即以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和该地区的美国军事设施进行报复。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都表示，此次袭击的最终目标是推翻伊朗政权，并敦促伊朗民众最终走上街头，推翻政府。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可能已经去世，尽管伊朗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

为了深入了解这些袭击的意义，《外交事务》杂志采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卡里姆·萨贾德普尔。萨贾德普尔于周六上午接受了副主编卡尼什克·塔鲁尔的采访。以下对话内容经过编辑，以保证篇幅精简和表达清晰。

这次美以联合行动的规模和预期与2025年6月发生的事件截然不同。当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伊朗民众是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新的袭击的？

我们看到的是，既有低调的庆祝，也有战争的残酷。有视频显示，人们在街头载歌载舞，有人在阳台上欢呼雀跃，看着哈梅内伊官邸（根据卫星图像显示，该官邸遭到导弹袭击）升起的浓烟。与此同时，也有报道称平民伤亡惨重。其中包括伊朗南部米纳布一所女子学校遭炸弹袭击，造成数十名儿童死亡的消息（据新闻报道）。

川普恳请民众待在家中，直到轰炸停止，然后夺回自己的国家。他说，这可能是他们“一代人中唯一的机会”。未来几天，我们将更清楚地了解伊朗人是否将此视为反抗政权的契机，还是因为恐惧而不敢反抗上个月杀害了数万伊朗民众的安全部队。

川普已将政权更迭作为此次竞选的明确目标，但他同时也声称美国面临来自伊朗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你认为美国和以色列为何决定现在发动“史诗狂怒行动”？

在不久的将来，当历史学家回顾这一时刻时，他们会认为这不是一场迫不得已的战争，而是一场主动选择的战争。伊朗并没有迫在眉睫的获得核武器或对美国及其在中东的盟友和伙伴发动袭击的威胁。但美国和以色列都看到了利用其最强大对手之一的弱点的机会。由于去年六月的战争，伊朗失去了对领空的控制，其地区代理人也遭到重创，民众起义更是令其陷入生存危机。

川普本人也与此事息息相关。今年一月，他至少九次划下明确的红线，坚称如果伊朗杀害抗议者，美国将出手相助。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川普煽动民众走上街头，号召他们占领国家机构，并声称援助“正在路上”。对川普而言，最大的动机似乎是维护自身的威信，而非美国面临的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

有报道称，伊朗已在该地区发动袭击以示报复。您预计伊朗政权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您认为它还能做到什么？

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嗜杀成性但从未想过自取灭亡的政权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对这个政权而言，最重要的是保住权力，苟延残喘，以便日后继续与美国和以色列对抗。因此，他们必须做出一个关键抉择：是倾尽全力打击美国及其地区盟友——这条路可能引发大规模反击，最终导致政权崩溃——还是采取克制的报复策略，寄希望于这场军事行动尽快结束，从而得以从废墟中脱身？

历史上，他们一直选择克制，因为他们想要保住权力。现在断言德黑兰政权是否会选择进行实质性的反击，或者是否会在核计划、导弹和代理人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美国和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还为时尚早。这个政权承认自己在军事上无法与美国匹敌，但他们并不需要取胜。他们只想活下去。问题是，他们认为生存的关键是什么？

在我们谈话时，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可能已经遇害。如果斩首行动确实已经发生或最终成功，您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哈梅内伊之死可能导致伊朗政权及其安全部队为了生存而团结一致，也可能如同巨炮轰击巨轮，导致巨轮沉没，领导层为了自保而弃船逃生。这个政权的问题在于，它是世界上最孤立的政权之一。对于任何伊朗官员来说，都没有一个可行的出路。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流亡。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要么杀人，要么被杀。

他们很可能会急于拥护一位新领导人，无论是宗教人士还是革命卫队指挥官，而不是等待更大规模的权力交接。但任何一位执政四十年的统治者突然离世，都会造成权力真空，而填补这个真空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川普和内塔尼亚胡都曾暗示，他们对伊朗的攻击可能会削弱该国的国内安全机构，使反对派更容易起义推翻政权。这在现在看来是否现实？

比起政治学，心理学是理解这一问题的更有价值的视角。过去六周的事件给伊朗社会带来了创伤，因为杀戮如此广泛，以至于全国数百万家庭要么失去了亲人，要么认识失去亲人的人。在过去的五周里，人们一直在等待川普的下一步行动。

现在我认为，他们会继续观望，看看这场行动会持续多久，以及可能出现哪些起义的机会。但伊朗政权的军队装备精良、组织严密，并且为了保住权力不惜杀人。而反对派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缺乏武器，组织涣散。正因为他们试图将清真寺与国家分离，而不是合二为一，所以这个群体并不相信集体殉道。

还有其他挑战。我们从历史中得知，革命需要两种领导——鼓舞人心的领导和组织性的领导。许多伊朗人，无论身处国内还是国外，都聚集在前国王之子礼萨·巴列维的鼓舞人心的领导之下，当然，这并非所有人。保皇派运动可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运动。目前尚不清楚该运动在伊朗国内究竟拥有多大的组织领导力量（如果有的话）。

革命的悖论在于，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吸引足够多的人参与。但除非人们认为革命可行，否则他们不会加入。没有人愿意走上街头送死；没有人愿意加入一个注定失败的队伍。因此，问题仍然是：抗议活动是否会再次出现，以及它们是否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民众的感受。他们是否认为政权的镇压机器已被削弱？他们会密切关注。

这些袭击是否会引发某种“团结在国旗周围”的效应，反而使抗议者更难凝聚推翻政权所需的力量和支持？

外部袭击往往会强化人们原有的政治倾向。如果你是政权的支持者，你就更有理由憎恨美国和以色列，并加倍支持政权。但如果你是政权的反对者，你就会指责政权给伊朗人民带来了这一切。这些军事袭击并不会真正改变人们的立场。

如果真存在什么“团结在国旗周围”的效应，那也只会像去年六月那样，我称之为短暂的兴奋。一旦尘埃落定，即便这个政权勉强维持下去，伊朗民众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所遭受的种种屈辱终将再次浮现。即便哈梅内伊没有被除掉，他也已经86岁高龄，而伊朗无论如何都将处于领导层更迭的边缘，也可能正处于政治变革的边缘。

去年秋天，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阿亚图拉的秋天》的文章，探讨了伊朗变革的各种可能性。这次军事干预会使这些可能性增加还是减少？

不安全局势往往有利于安全部队，因为当权力真空出现时，通常是那些能够动员暴力的人占据主导地位。当社会出现权力真空时，作家、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家往往不会脱颖而出。

大约四分之三的威权政体转型最终都会演变成另一种威权政体。而当这些威权政体转型是由外部或内部暴力引发时，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就更低了。伊朗转型为稳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世俗民主政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我相信伊朗社会已经具备了变革的条件。

随着事态的发展，您认为此次干预可能导致的最坏情况是什么？最好的结果又是什么？

首先，一场地区战争。中东地区存在两种类型的行为体：一种是致力于建设的，另一种是致力于破坏的。过去五十年里，伊朗周边海湾国家的优先事项与伊朗截然不同。它们致力于成为全球金融、交通和人工智能中心。而伊朗则一直热衷于破坏、填补权力真空，并利用该地区失败国家和濒临失败国家的困境牟利。

破坏远比建设容易得多。伊朗企图摧毁海湾地区已建成的积极成果，并攻击石油设施以推高油价，这存在引发地区战争的风险。以色列凭借其军事实力和与伊朗的距离，更有能力自卫，但海湾国家则更为脆弱。

在伊朗内部，该政权可能保持完整，并变得像朝鲜一样残暴——甚至比最近几周杀害数千名伊朗人后更加残暴。鉴于伊朗民众的严重分裂以及各族群之间的动荡，国家崩溃和潜在的内战也并非不可能。

但人们仍然可以期待伊朗能够充分发挥其作为国家的巨大潜力。正如我去年秋天所写，伊朗拥有成为二十国集团成员所需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悠久历史。然而，它迄今为止的表现远低于其应有的水平。这次袭击之后，如果伊朗人民能够合作团结，那么最好的结果是，伊朗或许能够过渡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宽容的民主政体；而最差的结果，则是建立一个稳定、将经济和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并允许人民过上正常生活的国家——正如许多伊朗人在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地亲身经历的那样。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困惑的时刻。我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但隧道是否会坍塌却仍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