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生院院長詹姆斯·S·羅賓斯James S. Robbins博士，昨天2026年3月4日，在《火焰媒體》發文讚揚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對傳統媒體進行了一次精準打擊”：

這位戰爭部長拒絕“設定時間表”，駁斥了“撤軍戰略”的說法，並將記者視為輿論戰中的戰士。

他們過去常常嘲笑他只會誇誇其談，說他“不認真”。然而，周一在五角大樓的講台上，皮特·赫格塞斯卻顯得異常嚴肅——一位掌控全局的戰爭部長，毫不妥協，毫不屈服，將戰火引向伊朗，也引向那些從一開始就不歡迎他上任的華盛頓精英階層。

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戰爭一直都在兩個戰線上進行：海外的敵人和國內的輿論戰。總統們往往先輸掉了第二個戰線，然後才輸掉第一個戰線。赫格塞斯明確表示，他無意重蹈覆轍。

赫格塞斯將媒體視為戰場，而非背景。他深知負面敘事會迅速固化為普遍共識，因此他決心與之抗爭。

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丹·凱恩將軍的陪同下，他全面概述了“史詩狂怒行動”的開端。這場史無前例的多國聯合軍事行動針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已經導致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以及政府和軍方高層的大部分領導人下台。

赫格塞斯以他一貫的強硬風格，對局勢進行了直截了當的概述，而凱恩則流暢地提供了作戰細節。他們的語言直白有力，充滿了五角大樓以效果為導向、以系統為中心的戰爭術語：同步、專注、深思熟慮、精準、致命。

真正的亮點在於問答環節。赫格塞斯展現了國家媒體經驗的價值。他明白，記者不僅僅是戰爭的觀察者，他們更是戰爭的塑造者。記者們喜歡把自己塑造成中立的形象，置身戰場之上而非身處其中。但無論他們是否承認，他們都是參與者。

這種傾向在第一個問題中就顯露無疑：“我們的撤軍戰略是什麼？何時實施？”“撤軍戰略”一詞承載着沉重的歷史包袱——克林頓在摩加迪沙的撤軍，以及隨後在伊拉克陷入的泥潭。赫格塞斯表示，他“絕不會為美軍行動設定時間表”，並強調政策和時間表由三軍統帥制定。

本屆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勝利——而非表面功夫、日程安排或輿論操控。唯有勝利。

赫格塞斯還駁斥了他所謂的“典型的NBC式陷阱問題”，即關於預期兵力部署的問題。預設的兵力限制、時間表、可接受的傷亡標準——這些都成了媒體的把柄，也成了敵人的把柄。

越南戰爭就是一個警示。林登·約翰遜總統武斷的兵力“上限”限制了他的行動。即使在春節攻勢中共產黨軍隊被擊潰，機會出現之後，約翰遜的自我設限也縮小了他的選擇範圍。當時機到來時，他卻行動遲緩。

這段歷史解釋了赫格塞斯為何拒絕被數字和指標所束縛。公開說得太多，敵人就會監聽；說得太多，媒體就會把你困在一個你無法擺脫的敘事框架里。

川普總統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拒絕排除“地面部隊”的可能性，以保留應對突發情況的選項。記者討厭模稜兩可。在戰時，模稜兩可會讓敵人摸不着頭腦。

赫格塞斯也明白一些記者很少承認的一點：許多傳統媒體將戰爭報道視為反對派的工作。他們默認質疑計劃和政策，放大匿名批評的聲音，搜尋機密信息並將其公之於眾。

這種矛盾由來已久，與共和國的歷史一樣悠久。內戰期間，威廉·特庫姆塞·謝爾曼將軍稱記者為“八卦者”和“受僱的間諜”，並將《辛辛那提商業報》的托馬斯·諾克斯送上軍事法庭。在越南，戰爭的戰場不僅在戰場上，也在新聞頭條上。如今，為了追求點擊量，記者們可以製造爭議——無論真假——從而分散人們對任務的注意力。

赫格塞斯將媒體視為戰場，而非背景。他深知負面敘事會如何迅速固化為普遍共識，並決心與之抗爭。戰場從德黑蘭一直延伸到新聞發布室——而赫格塞斯已經表明，他計劃在這兩個領域都占據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