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至5月间，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与川普政府之间有一场激烈的对峙——其特征包括联邦政府的“黑名单”制裁、激烈的政治言辞以及法律层面的挑战——正显现出达成潜在（尽管依然充满张力）休战的迹象。这场始于2026年2月的“风波”，其核心在于Anthropic拒绝允许美国军方将其Claude人工智能模型用于大规模监控或全自主武器系统。

“如果有人想找一个“公共荒谬揭示更深层问题”的典型案例，那么Anthropic与川普政府之间的这场风波再合适不过。” 公共事务顾问兼专栏作家凯莉·斯隆（Kelly Sloan）昨日2026年5月3日 在《华盛顿观察家报》评论道:

正如大多数人如今所知道的那样，Anthropic曾向美国政府（包括战争部）提供人工智能产品，而后者制定了一份战略文件，表示希望将AI用于“任何合法用途”。这一点激起了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的“社会正义神经”（他是一位倾向左派的人士），以至于他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并发表声明称不希望其公司的产品被用于“国内大规模监控”或自主武器系统。

且不说这有点类似于Boeing说“我们可以卖你F-18战机，但这里有一份你不能轰炸的目标清单”，阿莫代伊所担忧的这些反乌托邦场景本身就显得荒谬。除了一些政治光谱两端的阴谋论者外，并没有人真正主张让美国军方进行“国内大规模监控”；同样，技术也远未接近发展出类似《终结者》那样的系统。

不过，Anthropic作为一家私营公司，有权决定是否以及向谁出售其产品。同样，五角大楼也完全有权回应说：“好的，谢谢，但我们会寻找其他供应商”，然后继续推进。

当然，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在Anthropic公开批评那些并不存在的五角大楼政策之后，川普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该公司，并下令“所有联邦机构立即停止使用Anthropic的技术”。不久之后，战争部长Pete Hegseth宣布Anthropic构成供应链风险。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切发生在与伊朗冲突不断升级、AI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背景之下。

尽管这一事件本身颇为荒诞，但它确实揭示了围绕美国国家AI政策的一些更广泛问题。

阿莫代伊所表现出的焦虑，反映了一种迅速发展的“卢德主义”态度——对AI及其基础设施的恐惧。这种被一些人称为“末日论”的思维，让人联想到人们对核能的悲观态度。常见的论调是新马尔萨斯式的担忧，即运行AI和先进计算所需的数据中心消耗大量能源和水资源。更深层的担忧可能在于，这些“新一代卢德派”对美国及西方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感到不安（甚至羞愧）。

阿莫代伊很可能持有这些观点。而他公开呼吁加强政府对其产品的监管和控制，与其说是出于“有效利他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寻租行为——试图为这个新兴行业设立进入壁垒，就像21世纪版的纽约出租车司机。

从外部角度来看，还涉及AI相关的产业政策问题。阿莫代伊主张恢复拜登时期对先进芯片的出口管制，理由是担心将敏感技术交给中国共产党。这种担忧是合理的，但结论却存在偏差。中国希望在AI领域取得主导地位，并将积极推进。与其限制，不如向其市场大量提供美国制造的芯片——虽然不及最先进水平，但远优于中国本土产品，从而让其依赖美国技术。

然而，拜登政府出口管制政策的支持者仍然将问题描述为“要么放弃控制，要么全面限制”的二选一。例如，前国家安全顾问Jake Sullivan曾表示：“我不接受这样的说法——为了与中国就AI风险进行严肃对话，我们必须先对他们说‘我们取消了所有限制，请对我们好一点’。”

这种“稻草人论证”忽视了现实情况。拜登政府的单边限制不仅未能阻止中国发展AI，反而加速了中国建立自主先进芯片生态系统的决心，同时也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华盛顿实际上给了中国共产党更大的动力去彻底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拜登政策的失败，以及中国方面试图阻止本国企业购买新批准出口的NVIDIAH200芯片的努力，反而推动了中国本土芯片产业的发展，而这一领域美国将难以施加影响。这并非没有先例：几年前，美国严格限制中国获取5G技术，结果中国发展出了Huawei，如今其业务已覆盖全球约四分之一地区。

这个故事至少提供了几个教训：第一，在政府使用AI这样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意识形态姿态不应占据主导；第二，这项技术的发展对国家至关重要，不应因夸大的风险想象而被过度监管所扼杀；第三，无论是出口限制还是其他国家主义手段，都无法帮助美国在与中国等对手的竞争中保持AI优势。幸运的是，市场机制——一如既往——提供了更为优雅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