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至5月間，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與川普政府之間有一場激烈的對峙——其特徵包括聯邦政府的“黑名單”制裁、激烈的政治言辭以及法律層面的挑戰——正顯現出達成潛在（儘管依然充滿張力）休戰的跡象。這場始於2026年2月的“風波”，其核心在於Anthropic拒絕允許美國軍方將其Claude人工智能模型用於大規模監控或全自主武器系統。

“如果有人想找一個“公共荒謬揭示更深層問題”的典型案例，那麼Anthropic與川普政府之間的這場風波再合適不過。” 公共事務顧問兼專欄作家凱莉·斯隆（Kelly Sloan）昨日2026年5月3日 在《華盛頓觀察家報》評論道:

正如大多數人如今所知道的那樣，Anthropic曾向美國政府（包括戰爭部）提供人工智能產品，而後者制定了一份戰略文件，表示希望將AI用於“任何合法用途”。這一點激起了Anthropic首席執行官達里奧·阿莫代Dario Amodei的“社會正義神經”（他是一位傾向左派的人士），以至於他表現出明顯的不安，並發表聲明稱不希望其公司的產品被用於“國內大規模監控”或自主武器系統。

且不說這有點類似於Boeing說“我們可以賣你F-18戰機，但這裡有一份你不能轟炸的目標清單”，阿莫代伊所擔憂的這些反烏托邦場景本身就顯得荒謬。除了一些政治光譜兩端的陰謀論者外，並沒有人真正主張讓美國軍方進行“國內大規模監控”；同樣，技術也遠未接近發展出類似《終結者》那樣的系統。

不過，Anthropic作為一家私營公司，有權決定是否以及向誰出售其產品。同樣，五角大樓也完全有權回應說：“好的，謝謝，但我們會尋找其他供應商”，然後繼續推進。

當然，事情並沒有這樣發展。在Anthropic公開批評那些並不存在的五角大樓政策之後，川普在社交媒體上抨擊該公司，並下令“所有聯邦機構立即停止使用Anthropic的技術”。不久之後，戰爭部長Pete Hegseth宣布Anthropic構成供應鏈風險。需要注意的是，這一切發生在與伊朗衝突不斷升級、AI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背景之下。

儘管這一事件本身頗為荒誕，但它確實揭示了圍繞美國國家AI政策的一些更廣泛問題。

阿莫代伊所表現出的焦慮，反映了一種迅速發展的“盧德主義”態度——對AI及其基礎設施的恐懼。這種被一些人稱為“末日論”的思維，讓人聯想到人們對核能的悲觀態度。常見的論調是新馬爾薩斯式的擔憂，即運行AI和先進計算所需的數據中心消耗大量能源和水資源。更深層的擔憂可能在於，這些“新一代盧德派”對美國及西方在這一領域的主導地位感到不安（甚至羞愧）。

阿莫代伊很可能持有這些觀點。而他公開呼籲加強政府對其產品的監管和控制，與其說是出於“有效利他主義”的自我犧牲精神，不如說更像是一種尋租行為——試圖為這個新興行業設立進入壁壘，就像21世紀版的紐約出租車司機。

從外部角度來看，還涉及AI相關的產業政策問題。阿莫代伊主張恢復拜登時期對先進芯片的出口管制，理由是擔心將敏感技術交給中國共產黨。這種擔憂是合理的，但結論卻存在偏差。中國希望在AI領域取得主導地位，並將積極推進。與其限制，不如向其市場大量提供美國製造的芯片——雖然不及最先進水平，但遠優於中國本土產品，從而讓其依賴美國技術。

然而，拜登政府出口管制政策的支持者仍然將問題描述為“要麼放棄控制，要麼全面限制”的二選一。例如，前國家安全顧問Jake Sullivan曾表示：“我不接受這樣的說法——為了與中國就AI風險進行嚴肅對話，我們必須先對他們說‘我們取消了所有限制，請對我們好一點’。”

這種“稻草人論證”忽視了現實情況。拜登政府的單邊限制不僅未能阻止中國發展AI，反而加速了中國建立自主先進芯片生態系統的決心，同時也損害了美國企業的利益。華盛頓實際上給了中國共產黨更大的動力去徹底擺脫對美國技術的依賴。

拜登政策的失敗，以及中國方面試圖阻止本國企業購買新批准出口的NVIDIAH200芯片的努力，反而推動了中國本土芯片產業的發展，而這一領域美國將難以施加影響。這並非沒有先例：幾年前，美國嚴格限制中國獲取5G技術，結果中國發展出了Huawei，如今其業務已覆蓋全球約四分之一地區。

這個故事至少提供了幾個教訓：第一，在政府使用AI這樣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領域，意識形態姿態不應占據主導；第二，這項技術的發展對國家至關重要，不應因誇大的風險想象而被過度監管所扼殺；第三，無論是出口限制還是其他國家主義手段，都無法幫助美國在與中國等對手的競爭中保持AI優勢。幸運的是，市場機制——一如既往——提供了更為優雅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