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特別法庭，是時候登場了——勞爾·卡斯特羅終將罪有應得”， 美國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邁克·岡薩雷斯（Mike Gonzalez）日前5月23日在《紐約郵報》發表如上評論：

“譴責我吧，我不在乎。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去谷歌搜索這句充滿戲劇性的挑釁，你會讀到：這是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在1953年因襲擊古巴東部一座警察營房而受審時，為自己辯護結束時所說的話，而那場事件也讓他一舉成名。

然而，非常令人懷疑的是，卡斯特羅在2016年去世後，是否真的被他的造物主赦免。1959年，他建立了一個僵化的一黨馬克思主義國家，處決了數千人，又將更多人送入如地獄般的勞改營，使這個曾經富裕的島嶼陷入如今的貧困，並導致四分之一的古巴人口流亡海外。

而他的弟弟勞爾（Raul）——現年94歲、古巴真正的掌權者——在美國司法部於周三以其參與1996年擊落兩架飛機、謀殺美國人為由對其提出起訴後，恐怕也不會有好下場。

那兩架塞斯納飛機由總部位於邁阿密的慈善組織“救援兄弟會”的飛行員駕駛。該組織為那些在佛羅里達海峽逃離古巴、陷入困境的古巴逃亡者執行搜救任務。

“社會主義天堂”的第一條規則就是：你不應該逃離它。因此，勞爾逐漸對該慈善組織的活動感到厭煩。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他，派出了蘇聯製造的米格戰鬥機去對付這些塞斯納飛機。在勞爾的米格戰機開火之後，這些民用飛機在國際海域上空爆炸成火球。

根據一段錄音，其中一名米格飛行員慶祝道：“我們把他的蛋蛋炸飛了。”

而對勞爾更加不利的是另一段錄音，因為它證明這些美國人的謀殺發生於國際海域。在錄音中他說：“我告訴他們［古巴飛行員］儘量在［古巴］領土上空把他們打下來，但他們［救援兄弟會飛行員］會飛進哈瓦那然後離開……那麼，當他們再次出現時，就把他們打進海里。”

那麼，勞爾現在會面臨什麼？1月3日委內瑞拉獨裁者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as Maduro）因美國聯邦指控被捕，為此提供了一個明顯先例。至少可以這麼說：勞爾今後恐怕睡不好覺了。

即便逮捕令永遠無法真正執行，這項起訴本身也大大加劇了美國與古巴之間已經展開的邊緣博弈。

但這項起訴還有更加重大的意義。這些罪行，僅僅只是卡斯特羅兄弟針對美國人所犯下的眾多罪行中的四項，更不用說他們對長期受苦的古巴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因此，這項聯邦起訴應當在該政權垮台之後，推動建立一個類似紐倫堡審判的法庭，對勞爾·卡斯特羅、其整個家族，以及那些67年來“只是服從命令”的人實施正義審判。

我們不妨稱之為“哈瓦那審判”。

這個法庭不應為了復仇而存在，也不應成為一種“袋鼠法庭”，就像1959年後卡斯特羅及其爪牙所舉行的那些審判一樣——那些審判只持續幾分鐘，就會僅僅因為人們拒絕交出土地這一“罪行”而將他們送上行刑隊。它也不應成為一種“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讓罪犯逃脫懲罰。

“哈瓦那審判”真正需要做的，是確立古巴劊子手們究竟做了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古巴人民以及外部世界，都需要聽到那些勞改營里究竟發生了什麼，人民的生活又是如何因持續不斷的騷擾而淪為地獄。當然，這個法庭也必須作出判決。

但僅僅確定個人罪責本身，還遠遠不夠。

這個法庭存在的意義，是為了永遠證明：共產主義究竟會對國家、文化，尤其是對人民及其家庭造成什麼；國家不斷凌駕於個人之上的過程，又是如何最終侵蝕人的靈魂；而人間烏托邦的承諾，又如何讓人變得彌賽亞化，並接受任何暴行。

我們需要這樣的法庭，這樣世上才不會再出現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或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這樣的人，到處鼓吹平等，而馬克思主義實驗最終製造出的永遠只是類似古巴這樣的結果。

這正是1946年紐倫堡審判對納粹主義所做的事情。正因為舉行了這些審判，如今世上才幾乎不存在真正嚴肅意義上的納粹分子或法西斯主義者。

面具必須被摘下。所謂革命不僅僅是一場災難，而且是一場建立在謊言之上的災難。就像那個所謂“歷史將宣判我無罪”的演講一樣。

那一天，法庭里根本沒有攝像機。菲德爾·卡斯特羅後來自行錄製了一份版本，並將其傳播出去。歷史必須記住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