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特别法庭，是时候登场了——劳尔·卡斯特罗终将罪有应得”， 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日前5月23日在《纽约邮报》发表如上评论：

“谴责我吧，我不在乎。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去谷歌搜索这句充满戏剧性的挑衅，你会读到：这是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1953年因袭击古巴东部一座警察营房而受审时，为自己辩护结束时所说的话，而那场事件也让他一举成名。

然而，非常令人怀疑的是，卡斯特罗在2016年去世后，是否真的被他的造物主赦免。1959年，他建立了一个僵化的一党马克思主义国家，处决了数千人，又将更多人送入如地狱般的劳改营，使这个曾经富裕的岛屿陷入如今的贫困，并导致四分之一的古巴人口流亡海外。

而他的弟弟劳尔（Raul）——现年94岁、古巴真正的掌权者——在美国司法部于周三以其参与1996年击落两架飞机、谋杀美国人为由对其提出起诉后，恐怕也不会有好下场。

那两架塞斯纳飞机由总部位于迈阿密的慈善组织“救援兄弟会”的飞行员驾驶。该组织为那些在佛罗里达海峡逃离古巴、陷入困境的古巴逃亡者执行搜救任务。

“社会主义天堂”的第一条规则就是：你不应该逃离它。因此，劳尔逐渐对该慈善组织的活动感到厌烦。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他，派出了苏联制造的米格战斗机去对付这些塞斯纳飞机。在劳尔的米格战机开火之后，这些民用飞机在国际海域上空爆炸成火球。

根据一段录音，其中一名米格飞行员庆祝道：“我们把他的蛋蛋炸飞了。”

而对劳尔更加不利的是另一段录音，因为它证明这些美国人的谋杀发生于国际海域。在录音中他说：“我告诉他们［古巴飞行员］尽量在［古巴］领土上空把他们打下来，但他们［救援兄弟会飞行员］会飞进哈瓦那然后离开……那么，当他们再次出现时，就把他们打进海里。”

那么，劳尔现在会面临什么？1月3日委内瑞拉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因美国联邦指控被捕，为此提供了一个明显先例。至少可以这么说：劳尔今后恐怕睡不好觉了。

即便逮捕令永远无法真正执行，这项起诉本身也大大加剧了美国与古巴之间已经展开的边缘博弈。

但这项起诉还有更加重大的意义。这些罪行，仅仅只是卡斯特罗兄弟针对美国人所犯下的众多罪行中的四项，更不用说他们对长期受苦的古巴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因此，这项联邦起诉应当在该政权垮台之后，推动建立一个类似纽伦堡审判的法庭，对劳尔·卡斯特罗、其整个家族，以及那些67年来“只是服从命令”的人实施正义审判。

我们不妨称之为“哈瓦那审判”。

这个法庭不应为了复仇而存在，也不应成为一种“袋鼠法庭”，就像1959年后卡斯特罗及其爪牙所举行的那些审判一样——那些审判只持续几分钟，就会仅仅因为人们拒绝交出土地这一“罪行”而将他们送上行刑队。它也不应成为一种“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罪犯逃脱惩罚。

“哈瓦那审判”真正需要做的，是确立古巴刽子手们究竟做了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古巴人民以及外部世界，都需要听到那些劳改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人民的生活又是如何因持续不断的骚扰而沦为地狱。当然，这个法庭也必须作出判决。

但仅仅确定个人罪责本身，还远远不够。

这个法庭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永远证明：共产主义究竟会对国家、文化，尤其是对人民及其家庭造成什么；国家不断凌驾于个人之上的过程，又是如何最终侵蚀人的灵魂；而人间乌托邦的承诺，又如何让人变得弥赛亚化，并接受任何暴行。

我们需要这样的法庭，这样世上才不会再出现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或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样的人，到处鼓吹平等，而马克思主义实验最终制造出的永远只是类似古巴这样的结果。

这正是1946年纽伦堡审判对纳粹主义所做的事情。正因为举行了这些审判，如今世上才几乎不存在真正严肃意义上的纳粹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者。

面具必须被摘下。所谓革命不仅仅是一场灾难，而且是一场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灾难。就像那个所谓“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演讲一样。

那一天，法庭里根本没有摄像机。菲德尔·卡斯特罗后来自行录制了一份版本，并将其传播出去。历史必须记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