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自称属于“后自由主义”右翼阵营。如今，在保守派知识分子群体中，关于“后自由主义”的争论最为激烈：它站得住脚吗？它属于保守主义吗？它有未来吗？

蒂莫西·P·卡尼（Timothy P. Carney），《华盛顿观察家报》的资深政治专栏作家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今天8月9日清晨在该报发表评论，对这些疑问作了解答: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开始淡出政坛，保守主义和共和党的未来走向尚无定论。后自由主义者与古典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将会升温，而且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层面的问题。

共和党究竟是应该坚持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理念，还是转向产业政策和积极干预型政府？政府的职能应当仅限于打击犯罪和维护自由，还是应当在倡导道德和防止自毁行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既是对过去50年保守主义的探讨，也是一场关于美国建国理念的争论。

后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主义”究竟是指什么？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此处争论的“自由主义”并不等同于“进步主义”或“左派思想”。在这场辩论中，我们采用的是一种更古老、更宏观的世界观，更接近通常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

参与辩论的各方会对“自由主义”的定义各执一词，但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其轮廓：

自由主义是一种保持总体中立、赋予个人最大自由度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属于自由主义范畴。相比之下，特朗普实施的关税政策或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主张的严格监管措施，则属于非自由主义做法，因为它们让政府处于主导经济走向的地位。

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反之，那些对“免受官方惩罚的言论”施加限制的做法，则不那么符合自由主义精神——例如左派在大学里推行的言论准则，或是老派保守主义者主张的关于不雅言论的禁令。尽管这种自由主义理念听起来带有“自由放任”或自由意志主义色彩，但“中立性”同样处于核心地位：我们的法律应当同等对待三K党的集会、“支持选择权”的集会以及“支持生命权”的集会。正义必须是不偏不倚的。我们的税收制度应当仅仅用于筹集财政收入，而不应试图人为地制造赢家和输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基石。

“后自由主义者”则摒弃了其中许多理念，或者认为这些理念走得太远了。

如今，吸毒和病态赌博现象泛滥成灾。媒体、学术界及政界半数人士将“美国建立在基督教理念之上”或“我们的权利源自上帝”这类观点斥为“基督教民族主义”并予以排斥。

此外，帕特里克·德尼恩（Patrick Deneen）等主要后自由主义者认为，失控的自由主义实际上限制了我们的自由。那种“互不干涉”的性观念导致了同性婚姻的出现以及官方对跨性别主义的接纳。反过来，这些“接纳”运动又导致了科罗拉多州面包师遭受迫害，以及禁止“误称性别”（misgendering）的言论规范的出台。

近期“觉醒主义”（wokeness）的过激行为，正如2016年特朗普当选一样，激发了保守派对后自由主义的兴趣。特朗普在国际贸易、移民和新闻自由等问题上采取了公开反自由主义的立场。他公开摒弃中立原则，转而推崇一种“扶持盟友、打击敌人”的政治策略。对于在经济领域人为制造赢家和输家，特朗普完全没有传统保守派运动所持有的那种顾虑。

后自由主义兴起的另一个动因在于：自由主义往往被视为导致公民社会衰退的罪魁祸首——市中心商业区被大型仓储式购物中心取代，社区意识被个人主义取代，宗教团体因世俗化而萎缩，而扎根于本土的归属感则被世界主义式的高度流动性所取代。

归属感的丧失与孤独感危机，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社会问题的根源，这些问题包括生育率暴跌、婚姻观念淡漠、信任度下降以及绝望情绪蔓延。

后自由主义的观点

特朗普时代的某些后自由主义者侧重于经济民族主义——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万斯（Vance）。另一些人则主张利用政府力量抑制恶习、弘扬美德，甚至致力于重建基督教作为美国社会支柱的地位。 “后自由主义”并无统一的议程，但其主张涵盖了诸多设想——既有合理的，也有乌托邦式的——例如动用军事力量建立更具明确基督教色彩的城市，扶持国内制造业（因为工厂岗位能支撑家庭生计），以及更严格地管控各种恶习。

一些后自由主义者否定美国的建国者，另一些则试图将建国者引为同道；有人谈论天主教“整体论”（integralism），也有人对具体方案语焉不详，转而侧重于抨击他们眼中自由主义的种种弊端。

在2020年代，天主教整体论（Catholic integralism）是一个荒谬的观念。禁止避孕和体外受精、在周日停止商业活动或禁止在公共场合衣着不雅，这些主张在公众中毫无支持度。试图推行任何此类政策都会引发巨大的反弹。即便是禁止色情内容或将通奸定为犯罪，在政治上也未必可行。

尽管大胆的“后自由主义”政策制定在当今或许行不通，但“后自由主义”对我们所面临问题的诊断无疑值得关注。

挣脱束缚的自由主义

与其说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态度。长期以来，自由主义一直被理解为一种“游戏规则”。

只要局限于这一角色，自由主义便能促进人类的繁荣、物质财富的增长以及健康的政治生态。然而，近几十年来，自由主义似乎挣脱了束缚。它曾经只是一种治理方式和协调多元社会的方法，如今却正迅速演变为一套独立的信仰体系——甚至是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即一种人类学观念）。

如果将平等、中立、表达性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和资本主义视为本身即善的事物，我们便会开始将自己视为本质上完全自主的个体，并将与他人的互动主要理解为基于共识的交易。这与犹太教或基督教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认为人本质上是处于各种关系和家庭纽带之中的存在。

学术界和评论界经常兜售这种自由主义的人类学观念。自由意志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移民问题学者亚历克斯·诺拉斯泰（Alex Nowrasteh）在阐述自由移民政策的益处时指出：“人口多样性会削弱社会团结，但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人们不愿支持那些会损害自身财富、却旨在帮助外貌迥异之群体的政策。”

与邻居、朋友和家人的联系减少，意味着对自由市场的依赖增加。这虽是事实，但将其视为一件好事却显得有些怪异。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最近在《纽约时报》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他不认同“父母最能判断子女利益”这一观点。

“我认为，父母往往混淆了家庭利益与子女利益。作为父母乃至整个社会，我们的目标之一应当是确保子女不沦为父母的人质。”

将子女从父母身边——以及从传统和宗教之中——解放出来，正是许多公立学校体系明确追求的目标。同样地，资本主义的逻辑也往往渗透进我们的个人关系之中。

苏兹·奥曼（Suze Orman）是全美最著名的个人理财专家之一，她建议所有已婚人士各自开设独立的银行账户。“你们每个人都应当是独立的个体。你们进入这段关系时，本身就是独立的个体。”

一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盛赞离婚，认为它将共同生活转变为一种“非常井井有条且公事公办式的沟通”——这种沟通既具有“交易性质”，又能带来“解脱感”。她建议所有伴侣都采用这种基于交易、公事公办且具有契约性质的“五五分”监护协议。

当自由主义演变为一种生活方式时，情况便会如此。

此外，不妨看看“中立”原则是如何越过了其应有的界限。政府对于你开特斯拉还是福特汽车持中立态度，这固然是好事。同样，晚饭时喝三杯啤酒、把餐厅漆成橙色，或者管妻子叫“甜心”，这些也确实不关别人的事。

然而如今，我们似乎不敢承认某些事物优于其他事物。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人们对婚姻的疏离。

我们的学校和媒体似乎不敢宣扬婚姻与组建家庭是好事，生怕显得过于好为人师或带有强制色彩。各种生活方式和家庭模式都被视为同等正当。如果雇主提供产假并为哺乳期员工提供便利，这反倒被视为对非母亲身份员工的歧视——试问，这种逻辑下的“中立”又体现在哪里呢？

作为一种伦理观念，自由主义主张你不应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妄加评判。甚至连向他人提供生活建议，都被视为一种失礼之举。这种伦理观让你无法去批评那些大麻、色情和赌博产业——尽管这些产业显然正在毁掉年轻男性的生活、危及我们的未来，并侵蚀着我们的文化。

由此，你便能理解“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了。他们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现实弊病，并认定自由主义的失控正是这些弊病的根源。

丹宁（Deneen）等人主张，自由主义的本质注定会导致失控——它终将冲破既定的藩篱。因此，他们断言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不过话说回来，“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构想似乎并不现实，单单是因为至今无人能找到有效进行经济中央计划的途径，且建立天主教神权政体在当下也难以实现。

也许自由主义确实已经失败，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将其彻底抛弃，而是对其进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