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美国再工业化是许多美国有识之士的共同願望。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2021年至2025年、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基辛格治国方略与世界秩序实践教授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是其中之一。他于星期三7月29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如何实现美国再工业化－－建立战略投资基金的理由”，推荐一读：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发明、制造和推广技术方面无与伦比的能力，一直支撑着其繁荣与力量。如今，在一个由国家推动竞争的新时代，这一基础正承受压力。经济学家戴维·奥托（David Autor）和戴维·多恩（David Dorn）警告称，一场“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到来，这一次不是廉价出口造成的冲击，而是技术主导地位带来的冲击。北京正在争夺先进产业前沿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航空航天、下一代能源和生物技术。

中国通过建立一个庞大而分散的国家支持型创新融资体系来实现这一目标，将受补贴的资本引导至优先发展的高科技行业，并鼓励企业为扩大规模展开残酷竞争。其结果是，一个市场被国家干预系统性地倾斜，在这个市场中，中国企业可以过度建设产能，并在美国及其盟友的竞争者扩大生产规模之前向市场倾销产品。中国的战略创造了一个如今能够与美国相抗衡——并且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过美国——的技术生态体系。

北京还利用这种方式控制关键供应链，并利用这种控制向地缘政治对手施压。2010年，在围绕东海岛屿发生外交争端期间，中国削减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十五年后，在与美国发生贸易战期间，中国限制这些投入品的供应，以取得优势，促使美国总统川普削减对中国商品征收的三位数关税。对中国而言，工业能力已经成为一种胁迫工具，也是一种竞争力工具。

在中国建设工业实力的同时，美国却允许其大部分生产基础迁往海外。几十年来，这种转移似乎没有带来多少战略代价。即使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供应链横跨多个大陆，美国仍然是世界领先的研究和发明中心。但如今，将创新与生产分离所带来的代价已经大到无法忽视。随着工厂迁往海外，美国失去了大量熟练劳动力，也失去了以速度和规模进行生产的专业能力。如果不改变方向，美国可能会将技术优势，并最终将更广泛的全球领导地位，让给中国。

为了避免侵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所称的“国家供应的必需品”，美国必须重振使复杂、高价值制造业得以蓬勃发展的生态体系。简而言之，美国必须更善于制造自己设计的东西。

但华盛顿不应试图全盘复制北京由国家支持的做法。毕竟，美国拥有许多中国不具备的优势，包括企业家、大学和资本市场，而美国的资本市场是世界上最深厚的。然而，这些市场以效率为目标进行优化，而不是以韧性或安全为目标。因此，挑战在于将资本转化为能力，将投资引导至那些支撑现代国家实力和经济活力的产业：先进计算、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关键矿产、制药前体、先进制造，以及电力能源基础体系。而解决方案则是建立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战略投资体系，其核心是一只联邦战略投资基金。

奠基者

自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将金融视为一种主权工具。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交国会的《制造业报告》中指出，经济独立与政治独立密不可分。他认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必须利用公共信用培育生产性产业和国家实力。汉密尔顿设想了一种由国家促成的务实资本主义模式，其中，贷款和“奖赏”鼓励“幼稚制造业”，关税保护战略性行业，公共机构则将资本引导至国家的长期目标。每当美国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时，其领导人都会重新回到汉密尔顿的逻辑。

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信贷市场陷入冻结时，成立于1932年的重建金融公司填补了这一缺口，并充当战略投资者，为银行、公用事业、住房和制造业提供融资，在获取回报的同时恢复了市场对美国的信心。其战时子公司国防工厂公司建造了2,000多座工厂和造船厂，最终将这些设施移交给私人经营者，为美国战后在钢铁、航空和化学工业领域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随着战争结束，国防工厂公司停止运营，重建金融公司也于1957年逐步结束运作，但它们凭借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和专业化企业管理，为负责任的公共投资体系应当采取何种形式提供了范例。它们表明，有效部署的公共资本可以用于投资私人资本不愿意或无力独自提供融资的重要产业。

华盛顿不应试图全盘复制北京由国家支持的做法。

冷战期间，华盛顿在寻求压倒苏联的优势时，建立了一系列将科学雄心与战略目标连接起来的新机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家实验室的建立，反映出华盛顿认识到，地缘政治竞争需要持续的公共投资。

这种方式取得了成功。早期与国防和太空相关的半导体采购创造了需求，随着时间推移，使这种技术的生产变得更加廉价和高效。在没有私人买家的时候，美国空军的“民兵”项目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阿波罗”任务购买了数千枚芯片。随着政府需求增长、成本下降，一个完整的美国商业半导体生态体系逐渐形成。仙童半导体公司于1957年成立，随后英特尔和超威半导体于20世纪60年代成立，美光科技于20世纪70年代成立。德州仪器和摩托罗拉等现有科技公司也扩大了半导体业务，将其应用范围拓展至军事和商业领域。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支持联邦政府在工业发展中发挥广泛作用的更大范围政治和经济共识开始削弱。通货膨胀、能源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财政压力，削弱了公众对政府能够在经济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信心。华盛顿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认为市场比公共官僚机构更灵活、更有纪律，因此是有效配置资本的唯一真正工具。

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华盛顿的职责从投资者缩减为监管者。过去，它曾帮助建设产业；如今，它将自己限制在通过反垄断和信息披露法规制定市场竞争规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等机构，在里根时代的市场自由化，以及克林顿政府的财政纪律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仍然保持强大实力，但研究、金融与生产之间的连接组织逐渐萎缩。在21世纪的前三十年中，这种联系才刚刚开始恢复。

中国特色的投资

在第一次“中国冲击”掏空美国制造业基础一代人之后，第二次冲击正在展开。进入21世纪后，北京已将技术领导地位确立为一项国家工程，动员金融、采购和政策工具，力求在前沿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已经建立起一套全面的国家引导型投资体系，将中央战略与地方分散试验结合起来。各省、市和中央部委已经设立了1,700多只“引导基金”，筹集了近7,000亿美元资本。在政府提供土地和审批许可的支持下，这些由专业团队管理、以盈利为目标的投资工具，将股权资本引导至优先发展领域。这种做法造成了巨大的重复建设和浪费，但也培育出能够在全球范围主导各自行业的国家冠军企业，例如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太阳能技术生产商隆基绿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以及电信巨头华为。与此同时，中国正把这些产品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转化为创新前沿领域的优势，包括美国传统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例如生物技术。

中国的体系不仅为供给提供融资，也创造需求。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补贴、采购和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创造了新的市场。以深圳推广电动汽车为例。通过强制要求公交车和出租车车队实现电动化，这座城市为当时仍处于发展初期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提供了有保障的需求、稳定的现金流，以及私人市场自身无法提供的现实运行反馈。一个共享的电动汽车产业生态很快蓬勃发展起来。电池和电子零部件供应商聚集在比亚迪周边，城市运营企业和电网公司建设充电与测试基础设施，当地大学则持续培养电动汽车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此后，比亚迪在全球汽车销量上超过了特斯拉，中国也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北京接受了美国在与苏联竞争期间曾经深刻理解的一条经验：技术领导地位不仅取决于发明，也取决于工业实力。中国根据自身政治体制调整了这一逻辑，以党国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美国的公共投资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

工业实力流失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美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基础，即它的“民主兵工厂”。但最近的危机暴露出，这个国家的建设能力已经变得多么薄弱。世界依赖台湾生产最先进的芯片，这构成了一个单一而脆弱的故障点。在制药领域，近700种经美国批准的药品，包括抗生素等关键药物，都依赖至少一种仅在中国生产的化学品。中国还主导稀土和石墨精炼，而这些材料对于驱动国防和清洁能源系统的磁体与电池至关重要。美国干船坞数量不足，限制了海军战备能力；对进口电力变压器的依赖，则拖慢了国家电网升级，使其容易遭受长期停电。

在中国建设高度集中的产业生态体系、使供应商、原材料和制造环节能够从设计无缝转向大规模生产的同时，美国却任由自身的“电气技术体系”——关键矿产、电池、电力电子设备和芯片相互连接的供应链——逐渐迁往海外，削弱了工业学习能力和产业深度。

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经济中的生产工作组已经证明，在复杂、高价值产业中，创新取决于设计与生产之间的地理接近。当制造业迁往国外时，工程师与工厂车间之间的反馈循环就会中断，创新也会受到损害。正确推进再工业化，是恢复美国发明优势的先决条件，也是其战略实力的基础。

资本约束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资本市场，但这些市场的优化对象，是那些收入容易评估、风险可以分散、反馈迅速且失败成本相对较低的领域。然而，美国再工业化所需的投资未必符合这种模式。三项主要金融障碍横亘在前。

首先，一些战略性工业部门依赖私人市场无法可靠提供或准确定价的条件。核电站、半导体制造厂、造船厂、变压器工厂和稀土精炼厂，都需要大量前期资本、长达数十年的投资回报周期、稳定的政策环境，以及对长期需求的信心。关税、采购规则、电网标准或大宗商品价格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抹去投资回报。对投资者来说，理性的反应是在投入大笔资本之前等待观望。从每个投资者的角度看，这种谨慎是明智的，但从社会整体层面看，它会导致投资不足。政府政策可以改变这一局面。当国家通过长期承购合同、稳定监管或有保障的最低价格提供一定确定性时，就能给予投资者所需的可预测性，私人资本也会随之进入。

其次，创新经济中的生产工作组的研究表明，美国在风险投资与公开资本市场之间的“规模化”阶段存在融资缺口，而有前景的技术必须在这一阶段从原型转向生产。大型跨国企业可以利用内部现金流弥补这一缺口，但普通中小制造商——它们占美国制造业的大多数——以及先进制造业初创企业却做不到。过去为地区小型生产企业提供融资的地方银行已经消失，而风险投资者通常回避工厂资本，因为他们认为这类投资资产过重，而且回报速度太慢，无法达到风险投资所要求的收益水平。结果便形成了一种结构性融资缺口，使企业难以度过漫长、高风险且资本密集的规模化阶段。

最后，市场无法对正外部性进行估值，也就是当私人投资创造出投资者自身无法完全获取的社会或战略利益时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包括先进制造、清洁能源、半导体和机器人技术在内的战略性实体产业，会形成边干边学的能力、供应商网络和工程技术能力，这些都能强化更广泛的制造业生态体系，但并不总能为某一家企业带来财务回报。

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一动态。一旦生产生态体系遭到分割，就极难重建。例如，美国造船业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崩溃，当时政府补贴被取消，供应商体系的深度和设计专长也随之消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变压器或机床制造业外迁，短期内降低了下游企业的采购成本，却摧毁了国内工程师和零部件制造商基础。每一家企业单独作出的外迁决定可能都有其合理性，但这些决定叠加起来，却削弱了美国的工艺知识，并连同其生产核心一并削弱。

地缘政治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市场失灵。中国国家支持的干预措施，将美国及其盟友的生产商挤出这些产业的市场，即使这些生产商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美国制造业企业首席执行官曾告诉我，为他的首创技术筹集美国资本，是一连串濒临失败的经历；而就在他艰难推进之际，大量模仿其技术的中国竞争者迅速涌入市场，这些企业得到国家补贴、免费土地和有保障买家的支持，很快就压低了他的竞争空间。

然而，美国工业面临的障碍，既来自海外受补贴的竞争对手，也来自国内支离破碎的政府体系。在核能或矿产加工等行业中，阻碍往往不仅是缺乏资本，也包括分散割裂的审批与监管环境所带来的高昂“软成本”和不确定性。应对这些官僚程序会消耗多年的资本，却在整个过程中创造不出任何有形价值。而且，政府采购不一致且进展缓慢，无法提供企业扩大规模所必需的稳定需求。

因此，华盛顿的公共投资必须与一种新的政策方式相结合。它不必在每一美元上都与北京一一匹配。但它必须纠正美国金融实力与生产能力之间仅靠市场无法解决的结构性失衡。

连接各个环节

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早期创新体系。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国家实验室和国防创新部门继续支持突破性技术。《国防生产法》和战略资本办公室则在关键安全领域提供有针对性的贷款和担保。但由于缺乏一个协调经济治国核心工具的共同框架，单项投资往往受到程序摩擦和机构错位的削弱。

由于美国缺乏这样一个框架，来规定哪些产业具有战略重要性，以及国内或盟友需要维持何种最低限度的能力，因此联邦行动一直是被动的、由危机推动的。川普第一届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动用紧急权力，以确保个人防护装备和医疗物资供应；拜登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干预，以维持弹药和固体火箭发动机生产；随着中国出口威胁加剧，拜登政府和川普第二届政府都援引《国防生产法》，支持稀土加工和永磁体产能。只要华盛顿仍然缺乏一项全面战略，这些行动就会继续是零散而狭窄的，并且容易随着政府更替而被逆转。

即使优先事项已经明确，美国也缺乏一个能够围绕共同目标，同步协调投资、需求端承诺、监管和贸易政策的机构。历届政府曾通过组合不同机构的权力来促成交易。近年来，稀土和电池材料投资在没有获得拨款支持的长期采购安排或市场稳定机制的情况下推进；《芯片与科学法》的激励措施逐个项目谈判，与贸易保护措施或下游需求的整合程度并不一致；而重建造船和变压器产能的努力，仍然不断遭遇繁重的联邦、州和地方审批与监管程序。

美国必须更善于制造自己设计的东西。

美国还缺乏一个嵌入资本市场、能够直接与私人基金、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合作的常设公共投资者。战略投资由各个机构分别通过量身定制、脱离正常交易流程的项目进行谈判，这限制了政府为风险定价、动员大规模私人资本，或将已经证明有效的结构推广到多个行业的能力。缺乏一个专业化、可重复运作的共同投资平台，公共支持往往取代了私人融资，而不是发挥催化作用。

最后，美国没有一个能够使其战略投资与盟友协调一致的制度性载体。相反，近年来历届政府一直把临时拼凑的投资“基金”硬塞进与日本和韩国等盟友达成的贸易协议中。由于缺乏协调投资、共同采购以及贸易和产业政策的机制，盟友各自分割市场、重复提供补贴；它们无法形成与中国国家支持体系竞争所需的规模和持久力。

一些盟国政府已经开始弥补这些制度缺口。2024年，英国启动了一只370亿美元的国家财富基金，旨在为战略基础设施和能源安全“吸引”私人资本。同年，澳大利亚推出“澳大利亚未来制造”计划，这是一项160亿美元的倡议，其核心是为氢能和关键矿产精炼提供95亿美元生产税收抵免，并配套建立一个中央投资协调框架。美国应当与这些盟友以及其他盟友合作，并向它们学习。

如何在美国制造

纵观其历史，美国曾建立各种机构，将资本引导至国家战略目标。今天重振这一传统，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型公共投资者：美国战略投资基金。这将是一家由联邦特许设立、面向市场并拥有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公共投资机构，旨在与私人资本共同投资于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成熟和新兴产业，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仅靠市场不足以为这些产业提供支持。

战略投资基金启动时将拥有500亿美元资本——规模可与《芯片与科学法》相当，但授权范围更广——并随着其证明自己能够审慎投资和动员私人资本而逐步扩大。该基金将运用多种证券工具与企业合作，重点提供有吸引力的融资和信用担保，同时也使用可转换债务及其他类似股权的证券，以增强投资灵活性，并让纳税人分享上行收益。5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规模足以支持一个多元化投资组合，同时又受到足够限制，使国会能够在任何扩张之前评估这一模式。贷款和担保可以放大每一美元公共资金的作用并吸引私人资本，而可转换和类似股权的工具则可以在投资成功时，让纳税人分享收益。

该基金将以近年来旨在提升美国国内外工业竞争力的举措为基础，包括五角大楼的战略资本办公室和经济防御部门、能源部贷款项目办公室、发展金融公司和《芯片与科学法》，以及商务部和能源部采取的临时资本干预。它不会取代这些努力，而是会在一个统一的经济治国框架内，有效整合国家的投资、贸易、采购和监管工具。

为了形成一项协调一致的战略金融政策，一个内阁级战略投资委员会将负责协调投资与联邦采购、定向关税、税收激励、监管程序、信贷项目以及其他政策工具。该委员会由财政部主持，成员包括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和国务院负责人，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其核心任务是使国家的政策工具与投资工具相互协调。

该委员会还将组织国防部和其他主要机构，对造船、电网变压器和长时储能等关键资产作出多年采购承诺，为私人投资者提供他们在为原本无法融资的项目进行承销时所需要的可预测需求和现金流。它还将通过简化审批和解决机构间障碍，协助优先项目推进。

战略投资基金将由一个专业化的独立董事会管理，董事来自金融、工业和劳工领域，财政部、商务部、国防部和能源部则派出少数当然成员负责监督。秉承重建金融公司的传统，一名经验丰富的私营部门首席执行官将经参议院确认，并按固定任期任职，对国会和公众负责。目标是尽可能建立更多防止滥用的护栏。

为了保持重点，战略投资基金将主导一项系统而透明的程序，以确定哪些产业需要在美国及其可信赖盟友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制造能力。它将力求回答经济史学家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针对美国再工业化提出的问题，包括：某一种产品是否可能被垄断并被用作地缘政治施压工具；美国制造能力是否已准备好应对危机；以及保留某一产业当前的制造生态体系，是否是发展未来产业生态体系的必要条件。

该基金的投资方式将承认，不同行业需要不同类型的支持。对于造船业和基础电池单元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这些行业本质上已经成熟、竞争差异化程度较低，其竞争力主要取决于规模、学习曲线和外国补贴，战略投资基金将帮助重新建立基础性的生产能力。它可以与值得信赖且拥有先进技术的盟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并将投资与政策工具结合起来：通过定向关税抵消市场扭曲，通过多年采购和承购协议创造可预测的需求，通过担保释放私人融资能力，并通过有时限的税收抵免帮助工厂沿着成本曲线下降。一旦美国自身产能增长起来，基金便可以逐步退出，由商业资本接手。

以先进机器人、下一代核能、储能、生物技术和先进材料等为代表、以创新驱动的产业，则面临不同的挑战。在这些行业中，企业可以依靠技术创新实现差异化竞争，但许多企业仍然停留在从原型到量产之间的鸿沟。在这里，灵活的公共资本能够发挥最大的杠杆作用。战略投资基金将通过提供有吸引力的融资、协调需求信号，并帮助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技术在美国实现规模化生产，来弥补这一规模化缺口。

基金的支持范围不会局限于美国企业。借鉴《芯片与科学法》资助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和韩国电子企业三星的做法，战略投资基金可以支持值得信赖的外国伙伴通过设立合资企业、建设新设施以及开展技术合作，在美国建立工业产能。这类投资将加快尖端技术知识的转移，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并使盟友企业融入美国工业基础，尤其是在造船等行业，因为外国生产商（通常在政府补贴帮助下）已经形成了规模优势和成本效率。最后，战略投资基金还将成为协调盟国投资的平台。通过在共同利益领域协调资源和政策，盟友可以在不复制中国模式的情况下，形成接近中国的规模优势。

关于基金的根本分歧

反对设立主权投资基金的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基金可能沦为腐败工具，使总统能够借此奖赏亲信或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一个有权将巨额资金投向特定企业的公共投资机构，确实可能成为偏袒特定对象的工具。但这种风险并非战略投资基金所独有，而是行政权力本身固有的特点。任何掌握真正财政权力的机构，如果总统有意为之，都可能被引向自我牟利或政治奖赏。因此，该基金在设计上应当优先考虑控制这一风险，通过制度安排尽可能保持政治独立性。基金领导层将在一个由独立成员占多数的董事会监督下履职，将政治方向与日常投资决策分离。专业工作人员将在公开的标准下开展工作。每一笔交易都将公开披露、接受审计，并受到投资组合整体收益目标的约束，以确保财政纪律。

还有一些人可能认为，对新兴技术以及具有战略意义但尚未盈利的产业进行公共投资，可能成为一项耗费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形象工程。他们会认为，重建国家生产能力所付出的代价，超过了那些难以量化的收益。在奥巴马政府补贴的太阳能电池板企业索林德拉公司破产之后的十多年里，这种对失败的恐惧一直压制着公共投资。但今天的地缘政治环境要求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中国竞争意味着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部分项目失败将不可避免。任何基金都会有部分投资失败。任何一项投资单独来看都可能受到批评，但如果决策是由独立董事会依据透明标准作出的，它们就能够经受住党派轮替的考验。要使基金得以设立并长期存在，广泛的两党支持将至关重要。

还有一些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人，可能会批评战略投资基金是在“挑选赢家”，并挤压私人投资。确实，产业政策需要保持谦逊，而市场仍然是配置资本和决定企业成败的最佳机制。但该基金将专门针对那些私人投资者已经证明无法提供融资的产业，在这些产业中进行投资，并努力以维护竞争和市场纪律的方式运作。更重要的是，基金提供的资本主要将被设计为吸收风险的融资工具，其目的在于释放私人投资，而不是取代私人投资。通过提供更加灵活的融资条件，并发出稳定的需求信号，该基金实际上将降低目前阻碍机构投资者进入战略产业的风险。

还有一些原则上赞成公共战略融资的人可能会指出，目前已经存在若干鼓励再工业化的机制，例如税收抵免，它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等行业的私人投资；以及关税，它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市场扭曲。这两种工具都很有价值，但都无法提供困难项目通常所需要的交易层面的协调以及量身定制的风险分担机制。税收抵免能够降低整个市场的预期成本，但并不总能足以说服投资者承担首创技术所伴随的风险，例如需求不确定、审批延误、基础设施不足或融资缺失。关税能够抵消外国市场扭曲，并为国内企业争取喘息空间，但仅凭关税本身，无法创造长期竞争力所需要的规模和技术优势。如果关税被过度使用，它反而可能保护国内既有企业，而不会推动新的投资和创新。

这些工具仍将在战略投资基金中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税收抵免将继续在整个市场创造投资激励，使基金能够采取更加有选择性、更具耐心的方式运作，仅在私人资本尽管已有激励仍然犹豫不决的前沿领域进行干预。有针对性的关税，尤其是针对中国的关税，将有助于抵消不公平做法，并为国内产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随后，基金将降低建设新产能的成本，并帮助企业进行创新和参与竞争。将这些工具结合使用，能够同时解决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抵消外国补贴，又重建参与全球竞争所需的生产实力。

再工业化革命

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根据时代的战略需求塑造自己的金融机构。汉密尔顿领导下的财政部，为这个年轻共和国建立了国家信用。重建金融公司在国家经济最低谷时期建立了工业规模。创新机构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美国建立了技术领导地位。每一个历史时刻，都需要同一种想象力：把资本视为服务国家目标和工业实力的工具。

今天，这种想象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中国的崛起迫使华盛顿回答一个问题：开放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是否仍然能够动员资本服务于国家目标。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深厚的资本市场和最优秀的企业家。它所缺少的，是能够使这些优势与国家长期目标协调一致的现代化工具。设立战略投资基金，将确保未来不仅是在美国被构想出来，而且也是在美国被制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