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央情报局驻外站站长的退休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官员丹尼尔·N·霍夫曼（Daniel N. Hoffman）星期四8月6日在《华盛顿时报》发文，呼吁中央情报局应警告川普, 对伊朗而言，真诚谈判“比喝毒药还糟”，德黑兰无意放弃其核野心：

中央情报局局长最神圣的职责之一，就是告诉总统和内阁官员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即使那并不是他们想听到的。

这意味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必须准备向川普总统报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有意就其核计划与美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真诚谈判。自1979年革命以来，与美国作战——无论是直接作战，还是通过其代理恐怖组织——一直都是伊朗强硬派恐怖政权赖以生存的氧气。

伊朗的韧性源于该政权几乎无限容忍对本国人民施加痛苦的能力。

回顾第一次海湾战争。战争始于1980年9月，当时伊拉克入侵伊朗；八年后，在联合国促成停火后结束。这场战争造成超过一百万人伤亡，并伴随着蓄意针对平民的动能打击以及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

即使已经让自己的国家付出了如此巨大的鲜血和财富代价，伊朗领导人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仍宣称，结束战争“比喝毒药还糟”。

两伊战争使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该政权最可靠、最有效的战斗力量——成为伊朗国内最关键的权力仲裁者。

伊朗还认识到部署代理民兵组织的好处，例如巴德尔旅（Badr brigade）。该组织由伊朗情报机构于1982年创建，目的是在伊拉克境内对抗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

如今，作为伊拉克最强大的法外准军事力量，巴德尔组织控制着伊拉克内政部。

伊朗还利用这场战争，以对抗外部敌人为名团结全国，同时以暴力镇压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从而摧毁了该政权国内反对派残余势力。

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指出：“一个现代、强大、和平的伊朗，本可以成为该地区稳定与进步的支柱。除非伊朗领导人决定，他们究竟代表的是一种事业还是一个国家，他们的根本动机究竟是发动圣战还是开展国际合作，否则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的伊朗强硬派政权已经明确表明，其战略目标并不包括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而是摧毁以色列；削弱甚至彻底消除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并在其自行划定、涵盖阿拉伯海湾国家对手的势力范围内取得支配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存在重大的经济激励，伊朗仍然始终拒绝进行真诚谈判。

伊朗已经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其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战争的重心。

据报道，美国于7月12日至7月24日期间实施的动能打击命中了约1,000个目标，而战争第一阶段3月至4月期间打击的超过10,000个目标，至今仍未促使伊朗就其核计划展开真正意义上的真诚谈判。

伊朗已经朝着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谈判迈出了几步，但其着眼点在于加强对海上航运的控制。

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准将艾哈迈德·瓦希迪（Ahmad Vahidi）负责指挥和控制伊朗政权的国家安全战略。他于1979年加入伊斯兰革命卫队，1981年晋升为情报副主管；随后于1988年至1997年领导革命卫队圣城旅，之后担任国防部长。

瓦希迪将军的成长经历形成于两伊战争时期。由于其应对一系列恐怖袭击承担责任，他目前受到美国和欧盟的严厉制裁。

美国和以色列的动能打击，并未创造出达成一项比存在缺陷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更好协议的条件。该协议对伊朗核计划设置了“日落条款”，却从未涉及伊朗的弹道导弹武库，也未涉及其对代理恐怖组织提供的物质支持。

瓦希迪将军显然明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真诚谈判不仅在比喻意义上意味着“喝下毒药”，甚至可能在字面意义上也是如此，因为那将使他失去在革命卫队强硬派下属中的权威和地位。

无论我们是否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某种运作安排，伊朗都准备继续像过去47年来那样，通过其代理恐怖组织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发动战争，同时继续推进其核计划，并重建其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武库。

中央情报局局长是总统不带政治立场、保持冷静客观的首席顾问。因此，拉特克利夫先生应当说明，如果我们无法促使伊朗改变其战略盘算，那么我们就必须继续定期实施动能打击，以削弱伊朗的核计划、军事力量、代理恐怖组织以及常规武器——否则，就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