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安德鲁·摩尔（Andrew Moore）近日发表在《华盛顿观察家报》的关于反犹主义的政治评论。安德鲁·摩尔是一名小企业主，也是《永恒第一》系列的作者。请读他的评论：

他是一个安静而极其可爱的人，幽默感敏锐；每当他笑起来时，总会用手捂住嘴——这是一个温和而有些自觉的小习惯，用来遮住自己的牙齿。他喜欢歌剧。1892年出生于费城，是一名德国犹太移民的儿子。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其实从未认真想过他的族裔背景；对我来说，他就只是我的祖父。如果他的目标是真正融入那个不断变化的美国世纪，那么他成功了，而他的犹太身份似乎也退居到了次要位置。

1918年，我的祖父把自己的姓氏从辛斯海默改成了斯宾塞。1918年末，即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美国国内的歇斯底里情绪依然处于极高程度。在《间谍法》和《煽动叛乱法》的推动下，仅仅具有德国血统就已经相当危险；而如果还是德国犹太人，这种脆弱处境就更加严重。然而，费城当时拥有规模庞大而且根基稳固的犹太人口，我祖父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任何人觉得有必要改姓。只有我的祖父以不同方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也许这是一个源于焦虑的选择——或者至少，是为了在一个正在分裂的世界中走得更顺利而作出的精心权衡。他娶了一名新教徒，他们按照妻子的信仰抚养我的母亲，而我的母亲后来又嫁给了一名天主教徒。等到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已经决定完全跳过宗教教育。如今，我没有任何宗教或文化归属。

多年前，我的脱氧核糖核酸检测结果寄到了，把我的血统冷冰冰地换算成百分比：其中最高的两项分别是25%的苏格兰—爱尔兰血统和20%的阿什肯纳兹犹太血统。这原本只是一个早已知道的事实，但它却带来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回声。按照纳粹德国的《纽伦堡法案》，这些生物学数据就不仅仅是饭桌上有趣的谈资，而会成为一项法律判决。严格来说，第三帝国会把我归类为“二等混血者”——其定义恰恰就是拥有一名犹太祖父母。

这种任意标准的绝对荒谬之处，就在于它把血统一律视为一种血液犯罪，完全不考虑一个人的真实生活经历。我与犹太教没有任何宗教或文化联系，但对于一个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官僚体系而言，我真实的人生、选择和信念都毫无意义。衡量标准才是一切。

试想一下，如果纳粹政权拥有现代脱氧核糖核酸测序技术。官僚就不再需要家谱、洗礼记录或结婚证书。通过伪造文件逃脱的可能性也会被消除。只需要一份简单的唾液样本，就可以成为另一种分类工具。偏见本身不会改变，只不过其效率将被工业化。

作为一名二等混血者，我的一生都会被这些完善而任意的法律门槛所决定。我不会立刻面对死亡集中营的恐怖，但我会被系统性地挤出公民社会。第三帝国会对我的兵役设置严格限制，禁止我从事公务员职业，限制我的婚姻选择，并给我的社会上升设定上限。我甚至会被拒绝加入纳粹党——当然，我本来也绝不会想加入，但无论如何，这扇制度之门都会对我关闭。

在那个政权眼中，我的祖父并不是一个热爱歌剧的人；他只是一个官僚意义上的污染物。我的无宗教信仰也不会成为任何保护。我的身份将由官僚体系来决定，而不是由精神信仰来决定。我的血统“不纯”会比我的信念更加重要。

这揭示了歧视最根本而持久的真相：反犹主义实际上从来都不真正关乎犹太人相信什么或做什么——它完全关乎反犹主义者需要相信他们是什么。正如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那句著名的话所说：“如果犹太人不存在，反犹主义者也会把他创造出来。”

不过，历史上的官僚分类是一回事，当代文化给我们贴上的标签则是另一回事。如今，我正在实时看到这一切重新上演。作为一个具有自由意志主义倾向、整体上偏保守的人，我会花大量时间阅读政治光谱各个方向的评论。真正让我震惊的，不是两端究竟有多么不同，而是它们在结构上依然多么相似。

在许多极端右翼空间中，人们面对一个混乱而全球化的世界时，选择退回一种已有百年历史的心理模式。充斥评论区的那些恶毒阴谋论——把犹太人描绘成暗中操纵金融、媒体和政治的幕后傀儡师——不过是《锡安长老议定书》的现代翻版。词汇发生了变化，古老的陈词滥调被“全球主义者”之类当代流行语偷偷替换，但其结构性神话毫无变化：极端主义者需要一个单一而邪恶的幕后设计者，来解释他们自身的经济或文化焦虑。

然而，当我转向政治左翼的边缘地带，尤其是在围绕以色列和加沙的讨论中，我遇到的其实是完全相同冲动的另一种表达。我承认，对任何主权国家政策进行严格而正当的地缘政治批评当然完全合理，但我的关注点严格限定在那个政治争论开始滑向社会理论家所谓“愚人的反帝国主义”的确切时刻。左翼意识形态者纯粹通过谁拥有权力、谁没有权力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于是完全无视犹太人长期而痛苦的受迫害历史。数百万彼此不同的个人，被压缩成一个单一、无血肉的殖民主义和系统性权力象征。

这种意识形态扭曲建立在一个苦涩的现代悖论之上：今天的以色列，已经成为犹太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然而，正是这种力量，反过来为政治光谱两端的机器提供燃料。对右翼而言，一个强大的国家被扭曲成某个国际傀儡操纵者存在的“证据”；对左翼而言，它则被视为终极殖民压迫者的“证据”。

指控不同。机制相同。

在两种情况下，犹太人都不再被视为人，而变成了抽象概念。他们变成复杂问题的解释，变成政治挫折的承载体，也变成用来倾倒各种焦虑的方便容器，而这些焦虑往往与犹太人的真实生活几乎没有关系。右翼的反犹主义者和左翼的反犹主义者也许彼此憎恨，但他们需要的是同一种东西：一个可以供他们进行投射的犹太人。

这种结果也映照出我祖父在1918年以及此后所遭遇的一种类似的左右两翼二分局面，当时欧洲革命使两边对共产主义的恐惧都进一步加剧。无论是衡量一名二等混血者血统的纳粹官僚，现代右翼阴谋论者，还是左翼意识形态者，其机制完全相同：他们看不到那个笑起来会用手捂住嘴的人。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投射。

一个世纪前，我的祖父改了姓，是为了逃离别人强加给他的身份陷阱。然而今天，这个世界仍然在试图把自己最糟糕的焦虑写到他的后代身上——一如既往地看不见那个只是喜欢歌剧的安静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