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姆·埃德（Bassem Eid），巴勒斯坦人权活动人士，现居约旦河西岸。埃德先生于2026年7月30日下午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文悼念林赛·格雷厄姆, 值得尊重，请读他的悼文：

林赛·格雷厄姆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正如他一生的写照：服务奉献。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他站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并肩宣布，白宫已同意推进他提出的俄罗斯制裁法案。第二天晚上，他因主动脉夹层去世，终年71岁。周二葬礼结束后，当悼词已经宣读完毕、降半旗仪式结束之后，他会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所有人现在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将这份精神遗产继续传承下去？

格雷厄姆之所以理解责任，是因为他早在进入政界之前就已经践行了责任。1982年，他获任命为美国空军军法署军官，并服现役六年多，其中包括驻德国莱茵－美因空军基地，担任美国空军驻欧洲首席检察官。离开现役后，他加入南卡罗来纳州空军国民警卫队，随后又加入空军预备役，并在那里继续服役数十年。即使在当选联邦参议员之后，他仍利用国会休会期间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在实际冲突地区处理被拘留人员政策和法治问题。他因卓越服役荣获铜星勋章，并于2015年以陆军上校军衔退役，结束了长达33年的军旅生涯。多数参议员只是谈论支持军队，而格雷厄姆本身就是军队的一员。

这种服务他人的本能，并非始于获得军官任命，而是始于失去亲人。格雷厄姆21岁时，母亲因霍奇金淋巴瘤去世；15个月后，父亲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仍在读大学的格雷厄姆，成为年仅13岁妹妹的法定监护人。他曾表示，这段经历迫使自己几乎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也为此后的一切建立了一个人生框架：当别人依赖你的时候，你就必须站出来。

正是这一人生框架，解释了为什么格雷厄姆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具有制度性，而非作秀。他起草了《泰勒·福斯法案》，该法律规定，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停止向恐怖分子家属按月发放津贴之前，美国将停止向其提供援助。他共同发起针对“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立法。他支持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在哈马斯于10月7日发动大屠杀之后，仅数周内，他便组织了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并呼吁“不惜一切必要手段”击败哈马斯。在生命最后几周，他还在推动一项由川普支持的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倡议。这些都不是一个仅仅表演支持盟友的人会采取的行动，而是一个真正相信捍卫以色列，就是捍卫民主国家应当生存这一原则的人所采取的行动。

同样的信念也推动了他对乌克兰事务的投入。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格雷厄姆已经10次访问该国。泽连斯基表示，格雷厄姆“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与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他提出的俄罗斯制裁法案获得了85位共同提案人的支持，其目标是制裁帮助莫斯科规避西方制裁的国家。他主张对伊朗实施最大限度施压，包括实施毁灭性制裁，并以可信的军事威慑应对其核计划。格雷厄姆将伊朗、俄罗斯及其代理人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威胁，因此据此推动立法，因为他明白，一个战场上的软弱，会招致其他所有战场上的侵略。

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权活动人士，我亲眼目睹了美国撤退时所发生的一切。我出生于约旦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旧城。1966年，我的家人被约旦政府迁往舒阿法特难民营，而不是被以色列迁移。使我成为难民的力量，是阿拉伯人。我一直认为，普通巴勒斯坦人并不是被以色列政策所困，而是被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所困：一方面是将加沙作为神权独裁统治的哈马斯；另一方面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其主席如今已进入四年任期的第21个年头。

当美国存在、积极参与，并愿意追究这些行为体责任时，普通巴勒斯坦人将从中受益。当美国撤离时，留下的真空将由伊朗、卡塔尔以及利用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牟利的长期冲突所填补。格雷厄姆明白，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不是因为美国是完美的，而是因为另一种选择，是一个由德黑兰、莫斯科以及那些把加沙变成废墟却称之为“抵抗”的人所塑造的世界。

格雷厄姆毕生奉献于这样一种信念：美国力量，只要用于捍卫盟友，就是维护和平的力量。纪念他一生最好的方式，不是降半旗，而是采取行动。没有格雷厄姆，这个他所服务的世界变得更加危险，而向世人证明他的榜样是一份精神遗产，而不是一篇墓志铭，则落到了我们所有人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