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霍德（Tyler Hoard）是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名物理科学家助理，其研究重点涵盖生物安全、新兴技术及农业安全领域。上周五6月26日，霍德先生在《国会山报》就德克萨斯州出现螺旋蝇蛆病例发表评论－－“得州螺旋蝇蛆病例为美国生物安全敲响警钟”：

美国农业部于6月3日证实了牧场主们一直担心的情况：新大陆螺旋蝇蛆——一种60年前已基本在美国被消灭的食肉寄生虫——重新出现了。在短短三周内，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东南部的牲畜和宠物中已确认15例感染病例。

我是一名生物安全研究人员，曾花费一年时间绘制威胁美国农作物生产的风险图谱。对我而言，得州螺旋蝇蛆疫情不仅仅是一场牲畜危机，更是为整个农业生物安全敲响的警钟。

尽管螺旋蝇蛆防控项目存在不少值得批评之处，但美国农业部的模型确实预测到了这种蝇类的回归。边境地区实施的遏制措施争取了更多时间。之所以能够迅速实施隔离区、诱捕、释放不育雄蝇以及紧急批准药物等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是因为政府事先做好了准备。

然而，我们仍然未能阻止它重新进入美国。而螺旋蝇蛆恰恰是我们一直反复演练应对的威胁。那么，当下一种威胁到来，而且没有任何现成预案时，又会发生什么？

今年春天发表在兰德公司的研究中，我与合著者发现，美国生物安全体系对此准备严重不足。那些尚未进入美国、但自然存在的农作物病害，一旦传入美国，就可能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而如果是人为设计并蓄意释放的病原体，后果将更加严重。

美国玉米带生产着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玉米和全球34%的大豆。两者合计出口价值超过340亿美元。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却放大了其脆弱性：数千万英亩土地轮作种植的只是少数几个高产品种。

这种农业模式效率很高，但也极其脆弱。20世纪70年代，当单一遗传品系主导商业玉米种植时，一场南方玉米叶枯病疫情摧毁了北美15%的玉米产量。从某些衡量标准来看，今天造成这一风险的作物品种集中程度甚至比当时更加严重。

此外，历史已经表明，针对农业实施破坏活动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技术。1989年，恐怖分子在出口到美国的几串智利葡萄中投放了氰化物。随后实施的进口禁令使智利农业部门损失了3.3亿美元。1978年，一个巴勒斯坦组织声称对向出口欧洲的以色列橙子注射汞负责。随后，欧洲从以色列进口橙子的数量下降了40%。

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新的病原体可以被人为设计出来，用于杀死农作物或摧毁收成。如果在农作物生长季节秘密释放，它可能数周都不会被发现——而这段时间足以使其传播到任何封锁范围之外。

美国确实开展疾病监测——例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监测废水中的新冠病毒以及其他一些人体病原体。但针对新型农作物病原体的监测——例如国家植物诊断网络——却十分有限。美国也没有像螺旋蝇蛆那样针对农作物建立详细完整的应对预案。

弥补这一缺口并不需要从零开始建设新的体系，只需要充分利用已经存在的系统。

首先，我们必须将病原体监测扩大到农业领域。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废水监测这样的项目，可以扩大并调整，以检测农业病原体。这只是对现有基础设施进行渐进式扩展，而不是建立新的官僚机构。

我们还必须为快速农作物病原体检测项目提供资金。人体疾病已经拥有快速诊断技术。对农业诊断进行同等投资，将使县推广机构工作人员和州植物健康检查员等一线应急人员能够在田间直接识别威胁，而不必等待实验室确认。此外，还可以推动在大型商业化种植场建立生物安全标准，类似于目前畜牧业已经实行的相关标准。

我们应当建立农业部快速响应科研机制。以国家科学基金会快速响应项目为蓝本，这一机制能够在新型威胁出现后的数周内，而不是数年后，迅速调动科研能力。

最后，我们必须投资法医鉴定能力。当下一次疫情暴发时，我们需要迅速判断它究竟是自然发生还是人为蓄意造成。针对这两种情况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确定责任归属将需要农业部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与国务院、司法部，甚至可能与中央情报局开展合作。

下一场农业生物安全危机，很可能不会像螺旋蝇蛆那样提前数年就发出预警。

它很可能不会伴随着一种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根除方法而出现。

它可能不会针对一种我们已经花费数十年时间学习如何保护的物种。

而且，它很可能并非一次意外。

这些投资将在农业预算已经十分紧张、生产者利润微薄的时候增加财政支出。但从经济账来看，答案却截然相反。仅玉米带本身就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只要一种新型病原体成功传入——哪怕它仅仅使农作物减产达到那些危害最大的病原体所能造成损失的一小部分——其造成的损失都将远远超过建立预防所需监测和科研基础设施的成本。

在国家安全的其他所有领域，我们都会为发生概率较低但后果极其严重的事件购买保险，并要求各行业采取措施，确保国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安全。

农业——也就是我们国家的粮食供应——不应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