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大学教育的现状不满。周四7月30日，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大学生、作家威廉·奈伊（William Nye）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的评论－－“大学如何教导整整一代人憎恨西方”，分析深刻，值得一读：

大学教授许多旨在让西方为自身感到羞耻的学科，但没有任何一种比后殖民理论被推广得更加不遗余力。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坐在一间阶梯教室里，教授问大家是否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政治可以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框架：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这正是我国际关系课上提出的真实问题。教室里的每一只手都举起来表示赞同，唯独我没有。

讲师显然有些措手不及，要求我解释原因。

我说，把全球所有的不公都简化成“好人对坏人”，实在荒谬。把一个国家的贫困完全归咎于殖民主义，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因为地理、文化和治理同样重要，而且往往更加重要。

这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回答。但它也并不新鲜——这正是整个后殖民理论的基本架构，而教室里的所有人都已经接受了这一理论，却从未追问它究竟源自何处。

后殖民理论并非凭空出现。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与批判种族理论共同发展，并大量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框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不过是马克思“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理论的重新包装。

最初，这一理论旨在研究前殖民地社会在独立后的运作方式。但它始终通过一种单一视角进行分析，并几乎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责怪美国，责怪英国。

如今，这一理论更进一步。它主张，我们必须通过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拆除所谓的“殖民壁垒”，才能真正理解第三世界。这种理论几乎是直接照搬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站在这一思想前沿的人物，是哥伦比亚大学赫伯特·雷曼教授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巧合的是，他也是纽约市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的父亲。这并非某位默默无闻的学者，而是塑造了如今领导美国最大城市之人世界观的人。

问题就在于：支撑这一理论框架的第三世界学术传统，几乎完全建立在对第一世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敌意之上。如果长期沉浸在把西方描绘成反派的学术研究中，你最终也会开始把西方视为反派。

这种现象并不限于课堂讨论。它已经深深嵌入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各种学术机构之中，而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则是这一运动在美国最具奠基意义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已成为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

那么，法农究竟教授什么？他主张，殖民暴力只能通过革命暴力来回应；去殖民化必须伴随着心理和文化上的彻底断裂。既然殖民主义本身充满暴力，那么对它的回应也必须是暴力，而且这种暴力明确针对的是白人社会。这绝不是一种温和偏左的批评，而是号召激进革命，而大学却正在教授这一思想。

马姆达尼教授的是一个相对温和的版本，但仍然可以说具有激进色彩。

他不仅批判殖民主义。他还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即政治多数统治少数的逻辑——正是不断制造殖民和后殖民暴力循环的机制。他质疑美国开国元勋和美国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并认为，从本质上说，我们至今仍生活在一个殖民社会之中。

一旦你理解了大学所教授的这一理论，就不难明白为什么Z世代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国家从根本上就是坏的：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并不是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呈现，而是通过一种充满怨愤的视角来讲述。

这种结果已经清晰可见。在波士顿、迈阿密和巴尔的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雕像被斩首、泼上红漆，或者被推入港口。纽约市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雕像和波特兰的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雕像，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如果你建立起一种世界观，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全球贫困的根源，那么当人们不仅开始憎恨这个国家，而且憎恨它所代表的一切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后殖民理论刻意忽略了真正能够让一个国家繁荣的两项因素：自由与自由市场相结合，以及坚实的文化基础——历史上最成功的，就是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在《混乱边缘》（Edge of Chaos）一书中对此作出了精辟总结：“创造增长要求我们保留民主资本主义的核心优势——自由、高效市场、透明度以及合理设计的激励机制，同时改革其弱点。”

对历史进行批判性审视是一件健康的事情。但后殖民理论已经成为第三世界怨愤情绪渗透第一世界学术界的一种工具，而且早已超越了诚实批判的范围。它把整个西方重新塑造成了一个邪恶帝国。

这不是教育。

这是灌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