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伦·萨克斯（Glenn Sacks）自称“我是一个左派”。他关于性别议题和政治的专栏文章曾刊登在美国多家主流媒体上。前天7月29日上午，萨克斯先生发表在《华盛顿观察家报》的评论－－左翼不仅失去男性选民——更把他们推向了川普，值得一读：

二十多岁的作家乔丹·詹茨（Jordan Jantz）最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她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她和朋友们在现代约会中遇到的挫折，谈到了“破碎的心和破灭的梦想”，但她没有指责男性，甚至没有对任何具体的男性发表负面言论。我把这篇文章读了三遍，以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詹茨的专栏文章只出现在保守派刊物上，这绝非巧合。在左翼阵营中，抨击男性已成常态——我深知这一点，因为我本人就是左翼人士，也目睹了这种做法造成的伤害。

民主党人对难以吸引男性选民感到担忧，并质问：“为什么男性会投票给川普？”请允许我来解答这个问题。

唐纳德·川普总统在2017年的就职演说中曾这样说道：

“锈迹斑斑的工厂……像墓碑一样散落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工厂一家接一家地倒闭并迁往海外，根本不顾及那些被抛下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要夺回我们的财富。我们还要重拾我们的梦想。”

当去工业化进程在曾经繁荣的美国工人阶级群体中撕开巨大的创口时，两大政党却对此基本视而不见。川普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他的个人魅力、抨击移民的言论、“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立场、反对DEI（多元、公平与包容）及反对跨性别群体的运动、“清理沼泽”的承诺，也不在于他那夸夸其谈的作风。关键在于，他关注到了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承诺让美国工业回流与复兴，同时恢复那些曾经提供丰厚薪资的工作岗位。

左翼阵营无法承认男性作为男性所面临的特殊挑战，因此也未能意识到“能维持体面生活”的工作对男性的特殊重要性。试着想象一个无法维持体面生计的男人，却依然受到女性或其他男性尊重和重视——你根本无法想象这样的场景。

虽然缺乏能提供维持生计薪资的工作也严重伤害了女性，但女性作为女友、妻子、母亲或祖母，其价值依然得到认可。此外，她们也更容易获得政府援助。

“SAM项目”（SAM Project）的研究发现，对于年轻男性而言，“提供供养和给予保护的期望依然强烈，尽管实现这些期望的途径似乎变得日益模糊或遥不可及。”

说到年轻男性难以满足这些期望，不妨看看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择偶标准的言论——如果你敢看的话。

比如女性在同意与男性约会前要求的所谓“约会定金”（date deposits）；无处不在的“6-6-6”标准——即要求男性年入六位数（美元）、身高6英尺（约1.83米）以及拥有……（你懂的）；还有那没完没了的、琐碎的“令人反感点”（icks），一旦触犯，男性便会瞬间失去获得女性青睐的资格。

这种“令人反感”的感觉通常源于男性表现出某种“缺乏男子气概”的行为，例如在手机上使用连体手写字体、从车里拿衣物时不想淋湿、抽血时因针刺而退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无法维持体面的生计，才是最令人反感的“致命伤”。

我并不是说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真像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样糟糕——她们绝不可能是那样。但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名年轻的工人阶级男性，既找不到一份薪资足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又必须在争夺女性青睐的竞争中与其他男性角逐，那会是怎样一番境况。

2024年，川普的卷土重来主要得益于人们对疫情前川普时期强劲经济的怀念，以及他本人对就业问题的大力强调。

川普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强迫其他国家给予我们更有利的贸易条件；他寄希望于通过关税、宽松的环保政策和低税收来刺激国内制造业并鼓励企业扩张。他推行的驱逐移民政策，部分目的也是为了减少就业竞争并推高工资水平。无论这些措施最终是否奏效，也无论它们引发了何种附带损害，对于那些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难以找到立足之地的男性而言，这些都被视为好消息。

“脆弱的男子气概”（指男性因自感未能达到社会对男性的期望标准而产生的焦虑感）这一术语常被用来嘲讽男性，但其中确实包含着某种深刻的现实。男性在社会乃至家庭中的地位往往岌岌可危。失业和经济困境可能导致男性失去婚姻和子女——我们在“大衰退”期间就曾屡见不鲜。

已故乡村音乐人托比·基思（Toby Keith）在其热门歌曲《那个男人是谁》（Who’s That Man）中，生动地刻画了许多男性的这种恐惧；这首歌讲述了一位离异父亲发现自己已被“取代”的故事。在歌中，基思驱车来到自己曾经的家门前：

“强忍泪水，强颜欢笑/停下来，看看眼前/哦，一切都那么清晰/唯一缺的就是我/那是我的房子，那是我的车/那是我后院的狗……/那棵树是我搬进来不久后种在篱笆边的/那是我的孩子，那是我的妻子/但是谁在掌控我的人生？”

视频中，基思把车停在外面，看着儿子从前门跑出来。他笑容灿烂，正要下车去拥抱儿子，却突然瘫倒在地——原来儿子只是出去遛狗而已。

有些男人确实有理由担心，他们与类似命运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的工作和维持体面生活的能力。

在离婚法庭上，左翼意识形态和民主党的所作所为对男性的影响最为直接。

离婚后，如果你失业或收入减少，你可能连避免牢狱之灾都难以维持。不，法院通常不会仅仅因为你无力支付就减少你的子女抚养费（“向下修改”）。地方检察官发布的“十大不负责任父亲”名单中，很少有体面工作的人。名单上的大多是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男性，他们拖欠的子女抚养费因高利贷而水涨船高，数额巨大，他们根本无力偿还。

你的前妻可能允许你探视孩子，也可能不允许。如果她不允许，法院几乎不会强制执行探视权。前提是你的孩子还想见你——你的前妻可能在孩子面前说你的坏话，或者更糟，彻底断绝了你们之间的关系。不，法院对此也很少采取行动。

我从事家庭法工作多年——我真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但事实就是如此。家庭法律体系旨在打击和惩罚不负责任的父亲，却几乎忽略了它也在惩罚大量负责任、充满爱心的父亲。

左翼媒体——将父亲丑化成游手好闲、不负责任的形象——助长了这种对待父亲的方式，尽管研究一再表明，在完整的家庭中，父亲对家庭的贡献与母亲不相上下。

每个男人都认识一位或几位经历过类似离婚的父亲。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男人明白，正是自由派和民主党人，在他们组织严密、充满活力的女权主义支持者的推动下，才使得这个体系对他们如此有害和不公。（公平地说，共和党人也参与了造成和延续这种混乱局面。）

为什么是川普？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法院强制执行的校车接送制度的争论震惊了洛杉矶。我的叔叔是个自由派人士，他很沮丧，因为根据校车接送计划，他的女儿将被送到洛杉矶南部偏远地区的一所中学。

1980年，他出人意料地投票给了罗纳德·里根。他的解释是：“那些自由派人士想让我的女儿每天坐三个小时的校车去危险的街区——我们把里根给了他们！”

十年来，一些美国男性，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左派是如何忽视、贬低和破坏他们的，于是想：“那就把川普给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