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问题和高加索事务专家埃卡·特克谢拉什维利（Eka Tkeshelashvili）今天7月27日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标题为“权力政治的回归”的评论，指出后冷战时代的融合促进了繁荣，却未能消除竞争。新兴大国和战略风险正推动一场长期转型： 简而言之 全球化增加了财富，但也制造了依赖关系 战略咽喉要道，以及芯片和关键矿产，暴露了脆弱性 国家战略目标往往凌驾于经济理性之上
在后冷战时代，政策制定者相信，经济一体化将减少地缘政治竞争，因为他们认为贸易和投资将促进繁荣，并降低冲突发生的风险。这种观点源于成功，而非天真。冷战在没有爆发大国冲突的情况下结束。全球贸易迅速扩张，资本和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国界流动，昔日的对手共同加入了同一个经济体系。全球化似乎不仅带来了经济利益，而且具有改变战略格局的力量。 然而，这种成功反而强化了一些后来证明远比表面上更加脆弱的信念。经济一体化未能终结地缘政治竞争，相互依赖未能阻止修正主义，繁荣也未能确保战略趋同。在这些假设背后，还存在一个关键前提：美国将继续维护支撑整个国际体系的安全架构。 俄罗斯首先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造成了重大打击。从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到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莫斯科暴露了相互依赖和经济一体化在遏制修正主义与战略竞争方面的局限性。 中国则暴露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缺陷。许多人曾相信，融入全球经济将逐步促成战略趋同。然而，人们原本期待能够推动这种趋同的同一套机制，却帮助造就了一个足以挑战其自身赖以崛起国际秩序部分内容的竞争者。全球化加速了中国在工业、技术和金融领域的转型，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它改变自身战略抱负的速度。 中国的崛起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收益。但它也凸显了这些收益分配极不均衡的现实。“中国冲击”引发了针对全球化的政治反弹，并加剧了人们对技术依赖和工业能力的担忧。 伊朗则进一步揭示了相互依赖理论的另一项弱点。德黑兰一再愿意承担巨大的经济代价，以追求那些超越单纯经济利益计算的目标。繁荣固然重要，但它并不会自动压倒战略或政治优先事项。 其结果既不是以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的崩溃，也不是回归一个纯粹由地缘政治主导的世界。相反，安全与实力重新成为经济和政治决策中的核心因素。人们曾相信繁荣、一体化和相互依赖会持续削弱地缘政治竞争，而这一信念已被证明比许多人预想的更加有限。经济因素依然重要，但如今它必须更加明确地与安全、韧性和战略优势等因素展开竞争。 多边主义承受压力 权力政治的回归，不仅正在重塑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正在重塑治理国际合作的制度和规则。推动开放的规则，如今正不断与保护关键能力、减少依赖关系的风险管理政策发生摩擦。 这些变化的核心，是一个超越任何单一国际机构的问题：美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后冷战国际秩序不仅依赖于美国的实力，也依赖于美国长期致力于维护一个主要由华盛顿塑造的国际体系。开放的海上航道、同盟网络、市场准入、制度性领导地位以及关键公共产品的提供，都体现了这样一种判断：维护这一国际秩序符合美国自身利益。 如今，这一判断正日益受到挑战。中国的崛起、大国竞争重新出现、技术竞争加剧，以及对战略依赖关系的担忧，都改变了华盛顿的优先事项。全球化收益分配不均、“中国冲击”带来的政治影响、对去工业化的担忧，以及对国际承诺的怀疑，共同加剧了围绕现行国际秩序成本与收益的争论。 权力政治的回归，不仅正在重塑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正在重塑治理国际合作的制度和规则。 这场争论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美国本身。美国的领导地位不仅仅是后冷战国际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本身就是这一秩序的核心支柱之一。随着华盛顿重新评估自身角色，盟友、竞争对手、投资者以及国际机构，都正在适应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已无法再将美国持续参与国际事务视为理所当然。 后冷战国际秩序的制度和规则依然在运作，但曾经保证其可预测性的那些基本假设正逐渐消失。从历史上看，国际体系的转型往往通过新的权力集中、地缘政治和解或者重大危机来完成。如今，这三者似乎都不足以建立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新国际秩序基础。 其结果既不是多边主义的终结，也不是回归一个完全碎片化的地缘政治格局。相反，国际体系正在不断演变，但尚未经历一次彻底重构。 经济一体化的新逻辑 这一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经济一体化目标的改变上。在后冷战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一体化主要因其能够创造繁荣而受到重视。如今，各国政府希望经济一体化实现更多目标：增强韧性、取得技术领先、保障安全以及保持战略灵活性。 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依赖集中。 几十年来，对效率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这造就了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全球经济，但它也越来越依赖于数量有限的关键生产、运输和加工枢纽。只要国际环境保持稳定，这种高度集中似乎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近期的新冠疫情等冲击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支撑现代经济活动的许多体系，竟然依赖于数量极少的参与者、地点、运输路线和技术。 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依赖集中。 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远远超越石油本身。它连接着能源市场、航运网络、工业供应链以及人们对经济稳定的整体预期。一条狭窄的海上通道，就可能引发跨越大陆、行业和市场的连锁反应。 还有一些脆弱性并不那么显而易见。硫磺很少出现在大战略讨论中，但它却是众多工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先进芯片位于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支撑着人工智能、电信、武器系统以及工业生产等几乎所有领域。然而，半导体生态系统却依赖于一个高度集中的网络，包括芯片设计能力、专用设备、先进材料和晶圆制造设施。 类似的模式不断出现在各个关键行业。如今，战略竞争正通过支撑全球经济运行的基础设施、技术、供应链以及运输通道这一复杂网络展开。 认识到这些脆弱性之后，各国开始寻求新的经济一体化方式，希望在保持开放的同时兼顾韧性。 欧盟转向强调经济安全，正体现了这一变化。日本已将供应链安全、技术领先地位和产业政策纳入更广泛的国家战略。印度则通过加强与欧洲、海湾地区、东南亚和美国的联系，在这一新格局中谋求自身定位，同时兼顾经济增长、技术现代化和战略自主。其他中等强国也体现出类似的发展逻辑。 然而，这些适应性战略更擅长管理不确定性，而不是消除不确定性。它们提高了韧性和灵活性，却并未为国际体系提供一种新的组织原则。 市场也在适应这种变化。企业越来越多地将地缘政治风险与传统商业风险一并评估，而投资者则更加关注供应链集中度、技术依赖、监管碎片化以及战略不确定性。如今，人们追求的目标已不再只是实现最高效率，而是在一个越来越将中断视为结构性、而非暂时性现象的环境中，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长期过渡 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既不是回到早期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均衡。国际体系仍将处于一场长期过渡之中，其特征是持续的不确定性、选择性的合作以及不断加剧的大国竞争。 各大国将继续展开竞争，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一情景的核心特征在于，国际社会缺乏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用于管理不断升级竞争的框架。几十年来指导国际合作的制度、规则和规范正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拥有足够的实力或合法性来塑造一种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替代方案。 这种长期过渡之所以持续，反映出一个根本现实：没有任何一个行为体足够强大到能够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也没有任何一个联盟足够团结到能够共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不断增长，但对于应由什么来取代它，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随着国际体系整体可预测性不断下降，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自行创造这种可预测性。多元化布局、产业政策、战略储备、供应链重组以及战略自主，将成为经济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长期特征。 许多国家不会固定站队于某一个地缘政治阵营，而是试图同时维持与多个竞争性权力中心的联系，以保留自身的回旋空间。国际体系将越来越通过彼此重叠的网络、不断变化的联盟以及围绕特定利益、技术和安全关切建立起来的选择性伙伴关系来运作。 我们所处的世界仍然保持着相互联系，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动荡、越来越难以预测，运行成本也越来越高。经济一体化仍将继续，但它将在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竞争和长期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展开。这一未来最突出的特点，不是建立新的均衡，而是持续不断的过渡。 可能性较低：竞争性碎片化 在这一情景下，为减少脆弱性所采取的努力，将逐步重塑国际体系。战略考量越来越多地影响市场准入、技术转移、投资流动、供应链以及关键资源获取等方面的决策。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于普遍适用的规则、国际机构和多边框架能够管理地缘政治竞争的信心将进一步减弱，从而加速国际合作向更加具有选择性的形式转变。 各国政府将更加重视可信赖的伙伴、战略产业、本国能力以及协调一致的技术标准。大量旨在降低地缘政治风险的政策不断累积，其总体结果将是一个更加分割的国际体系。 各国和企业将越来越发现，要减少战略依赖，就必须在技术、标准、投资关系、融资安排以及供应链方面作出选择。因此，那些原本旨在增强韧性的努力，也将促成若干彼此竞争的经济和技术影响范围逐步形成。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碎片化将不仅局限于贸易和供应链，而是进一步扩展至更多领域。各国将越来越面临压力，不得不在若干彼此竞争的体系之间作出选择，而不再能够轻易同时参与所有体系。 中等强国将越来越难以维持平衡战略。长期过渡情景所具有的灵活性将不断缩小，因为各国政府将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得不在标准、技术、融资安排以及安全关系方面，选择站到某一体系一边，而不是另一边。 最终形成的结果，并不是僵化的集团对立，而是国际体系逐步脱离曾经构成以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核心的普遍性框架。国际合作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建立于信任、协调一致以及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较小网络之中。随着这些网络逐渐巩固，中立、战略模糊以及灵活结盟的空间将不断缩小。这一未来最突出的特点，并非合作本身消失，而是组织合作的框架发生碎片化。 最不可能：大国升级对抗 最不可能发生、但影响最为深远的情景，是大国之间发生对抗，并将地缘政治竞争演变为一场系统性的安全危机。这种结果并不一定源于各方有意发动大规模冲突，而更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用于管理大国竞争、限制局势升级的各种机制逐步失效所导致。 台湾、南海、波斯湾、黑海或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地区爆发危机，都可能成为这一进程的导火索。然而，局势升级未必一定起源于传统军事冲突。围绕关键矿产、战略技术、能源供应、网络基础设施以及全球经济其他关键组成部分展开的竞争，同样可能引发具有更广泛地缘政治后果的危机。 真正的危险不仅在于有意升级冲突，更在于一场有限对抗可能超出参与各方原本的意图或预期而不断扩大。历史上充满了大量冲突不断升级、持续时间不断延长、破坏程度远远超过最初预期的案例。随着战略竞争加剧、互信下降，误判、相互升级、信号传递失败、同盟义务以及各种意外后果所带来的风险都将不断增加。 其直接影响将远远超出危机最初爆发的地区。能源市场、供应链、运输网络、金融体系以及技术生态系统都将受到冲击。 更加深远的后果，则是国际社会对国际体系能够在不发生重大对抗情况下管理大国竞争这一能力的信心遭到削弱。几十年来支撑国际稳定的一系列基本假设，都将面临严峻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将越来越倾向于从战略脆弱性的角度来评估经济、技术和安全关系。供应链、关键基础设施、金融体系以及技术生态系统，评价标准将不再主要是效率，而是它们对韧性、威慑能力和国家安全所作出的贡献。即使核威慑仍然能够阻止大国之间爆发直接战争，对抗也可能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行动、太空、经济胁迫、信息战、代理人冲突以及其他混合战争形式展开。这类活动能够在不跨越传统战争门槛的情况下造成严重破坏，同时创造出现代战争所特有的、更加难以预测的升级路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今天看起来并不理想的安排——包括更加接受地缘政治集团以及事实上的势力范围——未来最终可能不会被视为最佳结果，而是被视为一种能够为大国竞争提供更高可预测性、降低局势失控升级风险的机制。 这一情景最根本的特征，并不仅仅是大国之间发生对抗本身，而是在于人们认识到，大国对抗已经不能再被视为一种遥远的可能性。届时，各国政府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将不再是如何驾驭战略竞争，而是战略竞争是否仍然能够被可靠地控制。更为根本的是，这样一场危机还可能标志着一场更广泛历史性转型的开始。 正如历史上历次大国对抗都曾重塑权力分配、改变国际制度并确立新的战略现实一样，一场大国危机也可能加速一个根本不同的新国际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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