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法国西部天主教大学（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est，UCO）经济学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伊斯雷尔（Karl-Friedrich Israel）今天8月7日 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的评论。他指出，德国工业在每一次危机之后都以更加疲弱的增长轨迹复苏，如今的工业产出已经回到了2000年代中期的水平： 简而言之 几十年来，德国一直是欧洲的经济引擎。它的繁荣建立在高度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强大的出口导向以及卓越工程技术声誉之上。即使其他发达经济体纷纷转向服务业，德国仍然保持着庞大的制造业基础，并使其成为本国经济模式的核心。 然而，如今德国经济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经济增长放缓，投资减弱，关于去工业化的担忧在公共讨论中日益突出。虽然近期人们主要关注新冠疫情、能源危机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带来的影响，但德国经济困境的根源更加深远。 德国当前的困境不能理解为单一危机或暂时性冲击造成的结果。相反，它反映了德国工业竞争力的长期恶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危机确实成为转折点，但并不是因为它们直接导致了德国的衰退，而是因为每一次危机都加速了政策变化，这些变化不断推高成本、削弱投资激励，并侵蚀德国作为工业基地的竞争优势。 从增长到停滞，再到衰退 德国长期以来的经济成功一直与工业部门的表现密切相关。制造业对德国经济的重要性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占出口、投资和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比重。制造业占德国国内增加值的比例接近21%，而欧盟平均水平约为17%，在欧洲大型经济体中位居首位。因此，工业生产是衡量德国整体经济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自德国统一以来，德国工业生产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1991年至2008年期间，工业持续稳定扩张。受益于全球化、不断扩大的出口市场以及高附加值制造业的强大竞争优势，德国工业按照欧盟统计局工业生产指数（2015年=100）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5个指数点。 全球金融危机成为第一个转折点。尽管工业生产在2008年至2009年的急剧萎缩后实现复苏，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11年至2019年期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仅增长0.8个指数点。危机本身只是暂时性的，但危机后的增长轨迹明显更加疲弱；德国工业部门仍在扩张，但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事实上，工业产出于2017年达到峰值，并且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开始回落。 第二个转折点出现在新冠疫情期间。与2008年至2009年一样，工业生产最初急剧下滑，随后出现反弹。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次反弹十分短暂。自2021年以来，工业生产一直呈现负增长趋势，平均每年下降2.3个指数点。因此，德国工业部门已经不仅仅是停滞，而是正在快速萎缩。事实上，德国目前的工业产出已经回到2005年的水平。总体而言，德国工业生产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实现增长。 事实 产出的短期下降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关键的是危机之后发生的事情：每一次危机之后，工业增长都恢复到比此前更低的趋势水平。德国经历了2008年前的工业扩张、金融危机后的工业停滞，以及疫情后的工业衰退。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德国一次又一次未能恢复到此前的增长轨迹。答案在于危机之后出台的政策选择以及随之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德国竞争力的侵蚀 德国工业的衰退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无疑扰乱了生产和全球供应链，但它们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每一次复苏都比上一次更加疲弱。真正的原因在于德国工业竞争力的逐步削弱。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能源政策。几十年来，德国工业一直受益于稳定且相对低廉的能源供应。随着政策制定者推进德国雄心勃勃的能源转型（Energiewende），这一优势逐渐减弱。虽然减少碳排放这一目标获得了广泛政治支持，但能源转型提高了能源成本，并为高耗能产业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德国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国内政策削弱了其适应变化的能力。 核能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柏林于2000年决定逐步淘汰核电，并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加快了退出时间表（推翻了几个月前刚刚批准的延期决定），最终于2023年4月关闭最后三座核反应堆。这进一步削弱了德国能源结构的多样性，同时增加了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使这些脆弱性暴露无遗。由此引发的能源冲击，正好打击了构成德国工业经济支柱的化工、汽车制造和工业机械等行业。能源危机暴露并放大了多年来不断积累的弱点。 第二个因素是监管和气候政策长期累积产生的影响。过去二十年来，德国决策者越来越重视环境和社会目标，同时兼顾经济增长。这些政策中的许多都追求合理目标，包括减少排放、保护劳动者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然而，它们累积产生的效果却是不断提高企业经营成本和复杂程度。企业不得不承担不断增加的合规成本、漫长的审批程序、繁重的信息报告要求，以及对未来监管变化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 环境监管和碳定价机制，进一步加重了本已面临激烈国际竞争的工业部门负担。虽然每一项单独措施本身似乎都尚可承受，但它们叠加起来，却降低了德国作为工业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结果就是，德国竞争力逐步下降，而这种下降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都表现得更加明显。 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德国所面临的困难。多年来，德国制造商一直受益于全球化快速发展以及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然而，近年来，中国已经从德国的重要客户演变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中国企业在汽车、机械设备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不断向德国制造商发起挑战。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中国汽车及零部件出口下降约三分之一，降至不足140亿欧元，而2022年这一数字接近300亿欧元。人口老龄化则进一步造成劳动力短缺，并限制了生产率增长。这些变化对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构成挑战；德国真正不同之处在于，其国内政策削弱了自身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 综合来看，这些因素共同解释了德国工业的发展轨迹。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并不是德国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相反，两次危机都加速了竞争力长期恶化的趋势。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持续扩大的监管负担以及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逐步削弱了德国工业模式。因此，每一次复苏都比前一次更加疲弱，使扩张演变为停滞，再由停滞演变为衰退。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最可能：受控停滞 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是“受控停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实施有限改革，以减少官僚主义、加快审批程序并控制能源成本，但不会对经济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工业生产将有所稳定，但不会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增长轨迹。 大型企业将继续有选择地在德国投资，同时把更具活力的项目布局到海外。德国以中型、家族企业为主的“中坚企业”（Mittelstand）仍将保持韧性，但越来越受到劳动力短缺、监管负担以及国内需求疲软的制约。德国将避免发生严重的工业崩溃，但会逐步失去经济影响力。经济增长持续疲弱，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德国在欧洲经济未来中的核心地位也将逐渐下降。这一情景发生的可能性为50%。 可能性较低：去工业化加速 在这一悲观情景下，德国未能解决削弱竞争力的结构性问题。能源成本持续高企，监管负担不断增加，投资越来越多流向海外更具吸引力的地区。与此同时，中国竞争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那些长期构成德国工业支柱的行业。 随着企业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并推迟投资，工业产出将继续下降。工业基础的削弱将进一步波及就业、税收收入以及创新能力。经济增长将持续疲弱甚至转为负增长，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也将不断加剧。德国将失去曾经使其成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大部分工业实力。这一情景发生的可能性为30%。 最不可能：工业复兴 在工业复兴情景下，德国将通过监管改革、降低能源成本以及营造更加有利于投资的营商环境恢复竞争力。审批程序将得到简化，企业税负将被降低，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气候和能源政策时将更加重视工业竞争力。随着信心逐步恢复，企业将扩大生产并增加国内投资。 德国凭借其高技能劳动力、技术专长以及雄厚工业基础，将能够抓住先进制造业、自动化和能源技术领域的新机遇。工业生产将恢复温和增长，使德国重新确立其作为世界领先工业经济体的地位。这一情景发生的可能性为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