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关心中共打压少数民族问题的专家，拉筹伯大学荣休教授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和西藏行动研究所（Tibet Action Institute）研究与倡议主任丹增·多吉（Tenzin Dorjee）周四7月30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中国打压少数民族的下一阶段: 强制同化如今已成为法律”，请君一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它明确被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汉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但中国《宪法》及随后出台的法律赋予少数民族在特定地区实行自治的权利，并承诺他们作为“自己家园的主人”拥有集体自主权。数十年来，中共党国提出的官方安排——虽然执行并不均衡，而且经常遭到违反——一直认为，国家统一最好通过承认差异，并赋予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有限的领土、语言和政治自治来实现，而不是强迫他们融入汉族文化。

然而，自7月1日起，通过强制文化同化实现国家一体化已成为全国法律。《宪法》仍然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明确背离了领土自治的承诺。该法将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带有强制性的工程正式写入法律。在这一共同体中，少数民族只有在服务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设想的中国时，才能获得存在空间——这一愿景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共同性优于多样性，而国家凝聚力要求形成一种统一共享的中华文化和中华语言认同。

新的民族团结法并未推出同化政策；十多年来，习近平一直在以普通话教育取代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加强党对宗教的控制，并将少数民族历史重新塑造成中华文明连续发展中的组成部分。但如今，这一做法已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制定为国家法律，这表明北京将其视为国家根本利益的重要事务，并赋予其最高法律权威。这部法律还将落实这些政策的责任分配到国家各级机构以及整个社会。

北京剥夺少数民族文化的行动，如今将更加深刻地嵌入官僚体系的运作方式和制度结构之中，而这些机制极难被动摇或改变。即使未来某一天有一位更加自由派的领导人接替习近平，恢复民族自治也将需要对整个官僚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进行彻底改革。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北京已经关上了和平共处的大门，转而把自己锁定在一种更加敌对、更加零和的关系之中，与那些其文化和语言曾经受到官方容纳的少数民族群体相对立。

同化国家

中国的官方民族政策借鉴了苏联民族—领土自治模式，承认全国共有56个法律地位平等的民族。《宪法》承诺保护所有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利益，并赋予他们在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1984年出台的一项法律，将少数民族因民族区域自治而享有的各项保护和特殊安排正式制度化。从遥远西北部的新疆到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各少数民族都有权以本民族语言作为学校教学语言，并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实践。即使这些保障时常遭到侵犯，法律本身仍然维持着中国非汉族民族享有集体权利这一原则。

然而，习近平自2012年出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不久，便开始系统性拆除这一制度的基础。人们通常认为，他 dismantle 民族区域自治的举措，是为了回应他上台前不久少数民族地区爆发的一系列骚乱。2008年，始于西藏首府拉萨的抗议活动升级为席卷整个青藏高原的大规模起义。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爆发维吾尔族抗议活动，随后演变为骚乱和报复性暴力，根据官方统计，造成近200人死亡。

然而，习近平这场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得更早。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一些中国重要学者和官员开始重新思考是否应继续赋予少数民族民族区域自治权。大约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倡导者认为，中国借鉴苏联模式建立的民族政策固化了民族边界，并为分离主义创造了条件。他们警告说，少数民族独特的身份认同、制度和语言，正在阻碍中国建设一个具有凝聚力国家的努力。尽管北京所面临的情况与当年的莫斯科有着根本不同——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受到中央政府更加严格的控制，既不拥有主权，也不像苏联加盟共和国那样拥有依法独立的途径——这些具有影响力的人士仍然警告，即使是有限的自治也存在危险。他们认为，中国现行民族政策正使中国面临步苏联后尘的风险，而苏联正是沿着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的边界解体的。

北京已经关上了和平共处的大门。

习近平的国家建构工程正是建立在这一激进理论基础之上。习近平坚持拆除并削弱少数民族语言、宗教机构以及历史记忆，因为这些因素可能支撑任何关于民族集体自治的主张。他试图重塑中国非汉族民族的精神世界，使关于独立政治身份的诉求更难以被想象、动员或代际传承。蒙古族学者乌拉丁·布拉格（Uradyn Bulag）将这一过程称为“政治灭绝”（politicide）——即摧毁一个民族理解自身并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共同体采取行动的能力。

这场同化运动波及所有少数民族，但尤其针对与汉族文化差异最大的三个民族：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自2017年起，新疆当局将约100万名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关押进政治再教育营。北京还将近100万名藏族儿童送入国家设立的寄宿学校，其中包括学前教育阶段。在这些学校里，儿童与家庭分离，并主要接受普通话教育，从而削弱了文化在代际之间的传承。2020年，当内蒙古要求学校主要课程改用普通话授课时，蒙古族学生和家长组织了抵制和示威活动；党政当局则以拘留示威者、施压家庭让子女返校、惩罚教师以及清除蒙古族党政干部领导职务作为回应。

这些措施的效果已经显现。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早在2016年就报道称，一些藏族儿童已经逐渐失去与父母和祖父母顺畅交流的能力，而近几个月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视频则显示，一些儿童甚至难以用藏语准确说出自己的名字。对北京而言，这些现象恰恰说明，强制同化正按照预期发挥作用。按照习近平及其思想先驱的逻辑，消除独特的文化和语言认同，将使建立在民族聚居地区基础上的分离主义运动更难以发展壮大。

法律约束

但直到7月1日之前，这些同化政策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它们违反了国家向本国公民作出的法律承诺。如今，习近平已经缩小了法律与政策之间这一令人尴尬的鸿沟。他并没有废除现有保障民族自治的法律框架——这一框架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相反，他建立了一套新的法定框架，将文化同化制度化，从而使民族自治失去了任何实质意义。

新的民族团结法将普通话确立为中国全国教育和公共生活的基本语言。法律规定，博物馆、文化遗址、公共建筑以及地名必须展示“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并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宣传统一规范的中华民族形象。甚至家庭生活也被纳入这一工程：少数民族儿童的父母和监护人被要求教育子女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任何违反该法的人，包括中国境外的个人和组织，都将被认定为制造“民族分裂”，并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拘留，甚至刑事起诉。

这部法律将自己包装为加强国家凝聚力的一项措施。其核心内容是习近平的一项标志性表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英文表达时，这一短语听起来较为温和，仿佛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民族主义。但在中文语境中，这一措辞具有更强烈、更具方向性的含义：“铸牢”所使用的“铸”字，正是用来描述将熔化的矿石铸造成坚不可摧钢铁的那个词。在习近平的表述中，其目标不仅是培养对党国的忠诚，而且是塑造个人的思想意识本身。按照中共官方的话语来说，这是一种“铸魂育人”——也就是重塑中国少数民族赖以理解自己是谁、属于何处的行为习惯、情感依附和历史记忆。

理解这部法律的重要性，可以借助政治理论家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关于“被殖民民族少数群体”与“移民群体”之间的区分。在许多自由社会中，移民寻求的是平等公民身份、免受歧视以及其独特文化或宗教实践得到包容。而民族少数群体则不同，他们是被迫并入一个新的国家。他们依据祖居领土、语言和世代相传的制度，主张自身作为集体持续存在以及实行自治的权利。他们的诉求不仅是作为个人获得包容，而且是将自身的集体身份跨越世代地保存和传承下去。

许多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民众并不愿意以部分同化来换取平等机会。这些群体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示威——即使面对国家严厉的报复——已经清楚表明，他们至少希望在中国获得某种程度真正的自治，或者能够保存自己独特的文化。而新法律则以公民包容为名，实际上强制要求他们融入一种由中国共产党所定义的单一中华身份。它传递出的信息是：除非中国非汉族公民的语言、历史和身份认同能够被纳入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叙事之中，否则它们将不会被容忍。

统一的代价

这部法律并没有禁止文化多样性，而且官员们很可能仍会欢迎民族服饰、民族饮食和民族音乐——至少在这些内容能够被包装、商业化，作为供汉族游客和党政官员欣赏的多彩表演，或者作为展示中国所谓“和谐多元”的证据时如此。但这种多样性已经被简化为一种表演景观。它将经过精心策划，并且大多脱离孕育这些文化的真实社区。如果这些文化挑战汉族规范、体现独立的集体身份，或者支持具有实质意义的自治诉求，那么它们将不会被容忍。

那些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少数民族社区，将被迫过上一种双重生活：公开顺从，私下保存。语言教育、宗教实践和历史记忆，很可能进一步退回家庭内部，更多依赖非正式网络，并越来越以中国大陆以外侨民建立的机构为中心，从而进一步扩大官方所展示的民族团结与少数民族实际遭受强制之间的落差。

习近平或许相信，这部新法律将通过降低分离主义发生的可能性，为未来数代人带来政治稳定。但将文化同质化工程正式写入法律，最终却可能适得其反。数十年来，达赖喇嘛、汉族作家王力雄以及维吾尔族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等知名人士，一直占据着同化与独立之间不断缩小的政治中间地带。他们以不同方式主张，真正的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才是实现民族和解的现实道路。他们认为，只要拥有足够程度的自治，少数民族群体就能够在不牺牲自身文化、也不挑战北京权威的情况下，与中国国家和平共处。

习近平一直试图重塑中国非汉族民族的精神世界。

通过正式掏空曾经承诺给予的民族自治，北京正在关闭实现这种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宣称拥有唯一权力选定并承认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王力雄的作品在中国被禁止出版，自2015年以来，他本人也一直被禁止离境；而伊力哈木·土赫提则因莫须有的分裂主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目前仍在中国监狱服刑。

强制推行一体化，并不一定能够确保稳定，反而可能强化那些超越国家控制范围而持续存在的政治诉求。例如，在苏联后期，针对俄罗斯化政策的反弹帮助推动了民族动员，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改革运动最终演变为独立运动。而在南斯拉夫，前塞尔维亚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于1989年废除科索沃自治的举措，成为塞尔维亚中央集权的象征，也帮助摧毁了人们对那个承诺文化和语言包容的联邦体制的信心。

中国拥有远远更强大的强制能力，因此，至少目前来看，在中国国内出现类似规模的民族动员并不太可能。但是，随着北京消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获得真正自治的可能性，流亡海外的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活动人士要求独立的呼声很可能进一步高涨。7月2日，也就是中国新法律生效一天之后，西藏独立活动人士洛桑·朗增（Lobga Rangzen）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自焚，以抗议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一次悲剧性的个人行动并不能构成一种趋势，但这起自焚事件反映出，在同化与分离之间的中间地带被摧毁之后所带来的两极分化效应。通过拆除民族自治，习近平最终可能会发现，维持国家统一的唯一办法，就是依赖一种永久性的强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