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7月20日上午，哈佛大学法学院两位专家，李·S·克莱因德勒法学教授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Alexandra Natapoff）和查尔斯·奥格尔特里二世法学教授盖伊-尤里尔·查尔斯（Guy-Uriel Charles）在《国会山报》发表评论－－“美国250周年：是时候用法律制约权力了”，请君一读：

250年来，美国人一直在围绕法律民主展开一场持续不断的讨论。而如今，这场讨论正陷入困境。这一结果在我们各自的专业领域——选举权和刑法——中表现得尤为严峻。

不受约束的权力正日益造成严重破坏。正如最高法院关于竞选和选举权的一系列裁决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它并不关心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运用。因此，美国的选举程序如今被集中的财富和私人影响力所主导。

刑事司法体系拥有令人畏惧的权力，而法律对这种权力的约束一直以来充其量也只是脆弱的。如今，它已公然闯入政治领域，行政部门肆意炫耀其起诉和赦免权。正如我们多年来一直主张的那样，这类治理失灵最终付出代价的是普通民众，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声音、自主权、财富、安全，甚至最终失去自由。

美国各个领域中不受约束的权力问题都在不断加剧。从行政部门到国会，从金融、媒体到科技行业，集中的权力越来越脱离民主的约束。公共权力机构无视数百万美国人的利益。私人利益集团作出具有全国重大影响的公共决策。普通民众正不断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以法律为基础的民主，本应成为纠正此类滥权行为的解药，因为法律并不仅仅属于掌权者。“法治”是一种简洁的表述，它意味着人们承诺通过公开的法律讨论和法律程序来解决分歧与争议，而不是依靠赤裸裸的权力、胁迫或暴力。

民主决策要求围绕这些法律展开一场具有包容性、覆盖整个社会的公共讨论，并共同决定我们究竟希望如何共同治理我们的国家。当这场讨论陷入困境时，就意味着民主本身陷入了困境。

呼吁开展更多讨论或进行更好的对话，听起来似乎不足以应对滥用权力。但法律恰恰是那些言辞和思想真正具有力量的领域之一。在选举领域，文字界定了权利，而这些权利使普通民众能够发挥非凡的影响力。在刑事司法体系中，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言辞帮助人们走出监狱，而无需撬棍。对于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以及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我们如何解释《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自由，都至关重要。

“公民”这一词语的定义影响着数百万个家庭。大家共同坐下来讨论这些问题，并非软弱无力的办法；而是在共同决定我们希望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讨论、法律和民主价值观听起来可能显得有些老派，甚至近乎天真地理想主义。我们生活在一个极易滋生犬儒主义的时代。但我们认为，我们的法律理想主义与今年所庆祝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民主在其最佳状态下，是一种包容性的公共过程，使许多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能够以和平方式，共同就那些关系重大的、充满争议的公共事务作出决定。

《独立宣言》本身就是对公开法律论辩和公众意见价值的有力赞颂。它的撰写者（并非巧合，正是一群律师）旨在保护个人权利，使其免受君主不受约束权力的侵害，并建立一个“其正当权力源自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宪法》的制定者显然认为，这种法律讨论是任何追求自由、平等和人类尊严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工具。

我们并非对建国者的缺陷和虚伪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毕竟，在他们建立的制度下，我们两人都没有资格投票。但法律和民主始终都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讨论，由一代又一代人不断修正并传承下去。为了使这场讨论能够更加公平地服务于普通民众，法律必须对不受约束的权力形成制衡，无论这种权力来自国家权力、私人财富还是暴力。因此，我们把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纪念年份视为一个契机，希望借此重新开启与我们的学生、同事、法律界人士，以及所有关心美国法律与治理未来的人之间的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