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华盛顿倾向于将伊朗视为一个耐心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个通过恐怖主义代理人、非对称施压以及意识形态意志，持续在整个中东扩张影响力的政权。然而，如今这种熟悉的框架，可能正在掩盖一种更加危险的现实：伊朗的行为越来越体现出绝望，而非自信”, 著有《德黑兰的独裁者：哈梅内伊在伊朗的恐怖统治 [1989-2025]》一书的埃尔凡·法尔德（Erfan Fard）今天 (5月20日) 在《国会山报》发文如此评价目前的伊朗政权。

这种区别十分重要。长期承受内部与外部压力的政府，往往会变得更具强制性、更难预测，也更愿意承担风险。如果华盛顿继续将伊朗视为一个稳定的修正主义强国，而不是一个越来越专注于自身生存、缺乏安全感的政权，那么它就可能误判威胁，而这种误判将带来真实后果。

伊朗近期在波斯湾、伊拉克、黎巴嫩以及其他地区的行为，都表明其领导层如今主要关注的是：维持国内控制，并阻止外部压力。德黑兰依然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能够塑造地区局势的革命性力量，但如今其许多选择，更像是一个试图管理脆弱性，而不是投射力量的国家所采取的行动。

这一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更广泛的波斯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伊朗官员经常以安全、监管或经济必要性的语言，为其对海上交通施加压力进行辩护。然而，其实际效果却十分熟悉：通过制造不稳定进行胁迫。德黑兰制造风险，然后再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少数能够控制这种风险的行为体之一。在不正式宣战、也不正式实施封锁的情况下，该政权依靠恐吓、法律模糊性以及心理压力，提高各国政府与全球市场对抗伊朗的成本。

伊朗也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常规冲突。相反，它依赖一种经过精确控制的模糊性——代理人施压、海上干扰、网络活动、心理威慑以及地区恐吓——在不跨越公开战争门槛的前提下，向对手施加代价。

这些工具确实可能有效。但它们越来越成为伊朗战略核心，也可能说明了其受到的限制，而不仅仅是其自信。德黑兰越来越像一个试图通过非对称破坏来弥补结构性弱点的政府。

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伊朗经济之中。如今，伊朗经济正因制裁、通货膨胀、腐败、资本外逃以及长期管理不善而承受巨大压力。德黑兰越来越依赖中国、俄罗斯，以及通过伊拉克、巴基斯坦与亚洲物流网络建立的替代贸易路线，而这一点在伊朗国内经常被包装成“韧性”的体现。然而，更准确地说，这反映的是其选择空间正在收窄。依赖规避制裁、不透明金融体系以及地区走私网络的经济体，很少是真正具有战略健康性的经济体。

而对于一个外交政策建立在“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口号之上的政权而言，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如今，伊朗严重依赖东方国家来获得经济喘息空间、外交掩护以及战略协调。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能够帮助其减少孤立，但两者都无法解决伊斯兰共和国深层次的国内问题，也无法恢复该政权在国内日益下降的合法性。

这些压力在伊朗国内同样清晰可见。经历多年经济恶化、政治压制以及反复动荡之后，伊朗政府持续面临公众不满与社会疲惫。伊朗官员依然将困难与镇压描述为国家对抗外国压力更大战争的一部分。但尽管这种叙事仍然具有一定作用，它正在逐渐失去说服力，尤其是在越来越脱离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年轻一代中。

伊斯兰共和国还严重依赖地区代理组织，包括真主党、哈马斯与胡塞武装。这些组织为德黑兰提供战略纵深与非对称威慑能力。它们还通过在伊朗边界之外维持多个战线，将压力外部化。德黑兰明白，如果它失去在整个地区的影响力，那么政治与安全压力就可能重新回流到伊朗国内。

这也构成了伊朗地区战略中的核心矛盾。该政权一方面将自己描述为地区稳定的保障者，另一方面却支持许多邻国视为破坏稳定的武装行为体。从德黑兰角度来看，这些政策或许是防御性的，也是维持政权生存所必需的；但从华盛顿角度来看，它们却加剧了不稳定、深化了不信任，并提高了地区误判风险。

在国内层面，该政权依然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以及更广泛安全体系，保有强大强制能力。它能够镇压异议、控制信息并维持秩序。但它越来越依赖审查、监控、恐吓、互联网限制以及镇压手段，这表明其领导层更担心的是防止内部侵蚀，而不是在海外展现自信。

威权体系并不会仅仅因为不受欢迎或经济困难而崩溃。只要仍然拥有强大的安全机构，并能够利用外部威胁来为非常措施提供正当性，它们完全可能在压力之下继续生存多年。但这种生存方式，也会使它们变得更加脆弱——同时也更加危险。那些感到自己被逼入角落的国家，往往更愿意通过制造他国不稳定来维持自身生存。

如今，德黑兰当前统治体系越来越将政权生存置于国家稳定之上，即便这会导致更深层的内部破坏与地区升级风险。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理解推动这一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安全逻辑，对于避免误判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