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尼·麥克馬洪 (Dinny McMahon) 是 Trivium China 市場研究主管，《中國債務長城》一書的作者。昨天2026年2月9日，麥克馬洪先生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評論認為，“北京的增長模式仍然破碎，這正在損害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

2021年中國房地產市場崩潰後，中國領導人急於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引擎來取代房地產建設。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並非可行之策：人口增長已達峰值，土地銷售收入銳減意味着地方政府缺乏資金建設新的機場和八車道高速公路。北京也無法依賴更多出口。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隨着勞動力和土地成本的上升，世界工廠在廉價商品方面的成本優勢不再顯著。

剩下的只有消費。經濟學家早就指出，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家庭消費對經濟活動的貢獻相對較小。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4年，消費僅占中國GDP的40%，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約20個百分點。如果一項政策能夠將家庭支出提高到韓國（48%）或日本（2022年為55%）的水平，就可以推動經濟增長數十年。

然而，實際上，中國並沒有將經濟重心轉向消費。這並不是說它不想要更多消費。它當然想要。北京的領導人公開表示需要提高消費：例如，2025年2月，中國總理李強呼籲“提振消費，擴大內需，暢通經濟循環，推動經濟增長”。但中國領導人設想的是，更高的消費水平將在中國經濟轉型結束時出現，而不是在轉型之初。北京沒有選擇重新分配財富，讓人們現在就能增加支出，而是希望專注於創造新的財富，以期在未來刺激更大的消費。

從長遠來看，這種方法可能會帶來更加平衡的增長模式。但在房地產泡沫破裂後國內需求疲軟的情況下，中國短期內正在進一步擴大出口。這不僅推遲了中國自身向消費的轉型；這也預示着，對於那些試圖與中國競爭或在全球經濟中尋找自身定位的其他國家來說，財富將會遭受損失。

告別福利

要讓消費成為中國經濟的驅動力，中國那些以節儉著稱的儲蓄者必須減少儲蓄，或者收入增長速度必須快於整體經濟增長速度。實現這種轉變需要財富再分配。

當發達工業經濟體進行財富再分配時，他們通常會提高最低工資、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發放刺激性支票、增加福利支出或降低抵押貸款利率。中國已經採取了一些此類措施。例如，在2023年和2024年，中國人民銀行強制銀行大幅降低現有抵押貸款利率，使家庭每年的利息支出減少約430億美元。省級政府每年都會提高最低工資。此外，從2023年開始，監管機構一直在推動上市公司向股東派發股息，而這正是他們傳統上不願做的事情。

但北京方面一直堅決拒絕做一件可能產生最大影響的事情：大幅擴大社會保障體系。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長期資金不足。為國家養老金提供保障的國家社會保障基金可能在2035年耗盡，這將使數千萬人的退休生活蒙上陰影。儘管幾乎所有中國公民都擁有一些基本醫療保險，但低報銷率意味着自付醫療費用可能令人難以承受，特別是對於需要贍養老人的家庭而言。此外，3億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工作的農民工中，許多人無法獲得補貼的公共服務，因為他們只能在戶籍所在地享受服務，而這些地方的服務質量通常要低得多。政府表示支持賦予這些內部移民所需的居住身份，使他們能夠像城市居民一樣獲得負擔得起的住房、公共教育、醫療保健和養老金，但卻不願為此提供資金。

觀察人士經常指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對“福利主義”的厭惡——正如他2021年所寫的那樣，他不願看到“懶惰的人不勞而獲”——是造成這種支出不足的原因。但更大的癥結在於，政黨領導人堅持認為，社會項目必須在國家財政能力允許的範圍內才能實施。

北京拒絕大幅擴大社會保障體系。

與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也存在預算赤字。2025年，政府將赤字目標設定為4%，這是三十年來的最高水平。因此，任何社會保障的擴大都必須通過舉債來籌集資金。然而，中國官員和學者長期以來一直擔心，以債務為資金來源的社會項目可能導致他們所謂的“拉美化”——即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阿根廷和巴西等充滿活力的拉美經濟體在民粹主義政府試圖在發展中經濟體基礎上建立西式福利體系後，經濟增長陷入停滯。在2021年發表在黨內主要理論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中，習近平解釋說，當“一些拉美國家搞民粹主義”時，由此導致的財政紀律缺失使它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阻礙了它們趕上美國和歐盟等發達經濟體。

中國人口迅速老齡化使這種擔憂更加強烈。中國的老年撫養比——退休人員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將在2035年達到美國的水平，並在2046年達到歐盟的水平。到2080年，中國的退休人員數量將超過勞動人口數量。這對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隨着人口老齡化，養老金、醫療保健支出和其他成本的增加，國家負擔也隨之增加。與此同時，隨着勞動力規模的縮小，納稅人數量也隨之減少，這使得國家更難支付日益增長的支出。

北京並不害怕借貸；畢竟，它允許地方政府積累巨額債務來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區別在於，它將基礎設施視為一種投資。即使基礎設施本身無法盈利，它仍然可以創造新的財富和價值。相比之下，北京將社會支出視為經常性支出和永無止境的負擔。用習近平的話來說，“福利待遇一旦提高就不能降低。”如果中國要提高社會福利，它將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而不是達到能夠真正使經濟向消費傾斜的水平。相反，如果中國領導人要借貸和支出，他們希望這些資金能夠用於解決他們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提升經濟價值鏈。

質量重於數量

幾十年來，北京的首要經濟目標是增長速度。經濟增長仍然很重要——習近平希望2020年至2035年間人均GDP翻一番——但這已經不夠了。習近平現在強調需要“高質量”增長，即有助於轉型中國經濟的增長，從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減輕人口快速老齡化的影響，並實現習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承諾，使中國更加富裕和公平。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北京需要一個能夠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的經濟體，這些產品不能被勞動力成本較低的發展中經濟體廉價仿製。這將需要中國進行創新並提升其先進製造業。中國還需要大幅增加稅收，以滿足退休人員不斷增長的需求，同時又不給日益縮小的勞動力隊伍造成過重負擔。這意味着收入需要提高到足夠高的水平，即使稅負加重，勞動者的生活水平仍然能夠得到改善。為了在不進行大規模財富再分配的情況下實現“共同富裕”，中國需要找到創造足夠財富的方法，以擴大中產階級，並最終通過更公平地分配新增財富來促進消費。

為了實現所有這些目標，北京提出了所謂的“新質生產力”。在這種模式下，生產力提升是增長的核心，中國領導人打算利用創新和產業升級將這些成果集中到製造業。他們希望通過開發自己的專有技術，中國企業能夠引領生物技術和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俗稱飛行汽車）等新興產業，從而獲得比僅僅生產現有技術的低成本仿製品更高的利潤率。

因此，北京正在開展一項自上而下的努力，以實現可商業化和銷售的科學突破和工業創新。具體措施因行業而異，但通常包括稅收減免、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研發資金、政府採購和消費者補貼。例如，在電動汽車領域，所有這些政策都幫助中國成為無可爭議的全球領導者。

但北京也希望保留傳統產業。政策制定者沒有讓紡織、玩具製造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了尋求更低廉的勞動力而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是努力通過部署機器人、工業軟件和人工智能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利潤率，從而將這些產業留在國內。中國先進的企業能夠生產出使低端產業保持競爭力的技術。這項戰略的另一個好處是為中國的高端工程和機械企業創造了國內需求。儘管這種產業轉型會淘汰一些藍領工作——這些工作很可能最終會轉移到成本更低的海外地區——但它也為技術嫻熟的技工創造了新的“紫領”工作，這些工作的薪資高於傳統的流水線崗位。

但北京希望中國向先進製造業轉型帶來的最大就業增長將是白領專業崗位。以蘋果公司為例。蘋果公司將其所有製造業務外包，但該公司僅在美國就僱傭了9萬名員工。其中包括工程師、研究人員、軟件開發人員、產品設計師、供應鏈經理、銷售人員、市場研究人員、營銷人員、遊說人員和知識產權律師——換句話說，都是高薪的白領員工。北京希望中國高端產業的公司也能為中國數千萬年輕大學畢業生提供這類優質工作。

仍然“中國製造”

通過專注於創新和產業升級，北京希望創造出能夠產生更高利潤和支付更高薪資的企業。更高的薪資和利潤將轉化為國家更廣闊的稅基，從而使政府能夠為老齡化人口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更盈利的公司也將提振股市，股市將取代過度飽和的房地產行業，成為中產階級財富創造的引擎。在未來這個更加富裕、更加公平的中國，人們最終將能夠比現在消費更多。

但這種願景不僅是長期的，而且也包含着一個悖論。在保留傳統產業的同時發展新興產業意味着中國的工業生產將繼續增長。然而，隨着收入的增加，人們通常會將收入的更大一部分用於服務，而較少用於實物商品。即使中國家庭確實購買更多製成品，他們也不可能消化中國工業生產的巨大增量。世界其他國家將被要求填補這一缺口。

據聯合國統計，2023年中國占全球工業產值的27%。自二戰後美國以來，還沒有哪個國家在全球生產中占據如此主導地位，當時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經濟都處於崩潰狀態。聯合國預測，按照目前的趨勢，到2030年，中國的份額將上升到45%。無論具體比例如何，世界各國都不太可能容忍大量廉價、高質量且日益創新的中國商品湧入並占據其國內市場。

中國新的增長模式威脅着其他國家的繁榮。

發達工業化國家將首當其衝地受到中國出口引擎加速運轉的影響。像德國這樣主要的汽車、化工和工業機械生產國，未來將面臨產品需求下降、全球市場份額被中國競爭對手奪走的局面。發展中國家也面臨挑戰。隨着中國以更高的效率生產低端產品，它阻礙了勞動力成本較低的經濟體走上中國曾經走過的繁榮之路。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雖然中國新的增長模式威脅着其他國家的繁榮，但它可能無法在國內帶來預期的回報。中國經濟模式要想成功，必須帶來更高的利潤、工資和稅收。但根據政府統計數據，2025年上半年，中國實際GDP增長了5.3%，而稅收卻下降了1.2%。部分問題在於工業產能過剩：中國企業建造的工廠產能遠遠超過需求，這導致價格下跌、利潤減少、稅收下降、工資增長放緩，並給工人帶來了不確定性。如果北京無法扭轉這種產能過剩的局面，在人口下降的背景下，它將難以實現繁榮。

中國和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都在呼籲中國轉向以消費為主導、以財富再分配為動力的增長模式。這似乎是一個雙贏的方案：中國民眾的生活水平會提高，中國也會從世界其他國家進口更多商品。但北京的政策卻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如今，中國從國外進口的商品越來越局限於大宗商品、奢侈品、海外旅遊以及少數自身尚無法生產的高科技產品。正如中國領導人所說，他們希望在更公平地分配經濟蛋糕之前，先把蛋糕做大。但他們能否魚與熊掌兼得，還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