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尼·麦克马洪 (Dinny McMahon) 是 Trivium China 市场研究主管，《中国债务长城》一书的作者。昨天2026年2月9日，麦克马洪先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认为，“北京的增长模式仍然破碎，这正在损害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202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崩溃后，中国领导人急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来取代房地产建设。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并非可行之策：人口增长已达峰值，土地销售收入锐减意味着地方政府缺乏资金建设新的机场和八车道高速公路。北京也无法依赖更多出口。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随着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上升，世界工厂在廉价商品方面的成本优势不再显著。

剩下的只有消费。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家庭消费对经济活动的贡献相对较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4年，消费仅占中国GDP的40%，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如果一项政策能够将家庭支出提高到韩国（48%）或日本（2022年为55%）的水平，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数十年。

然而，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将经济重心转向消费。这并不是说它不想要更多消费。它当然想要。北京的领导人公开表示需要提高消费：例如，2025年2月，中国总理李强呼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推动经济增长”。但中国领导人设想的是，更高的消费水平将在中国经济转型结束时出现，而不是在转型之初。北京没有选择重新分配财富，让人们现在就能增加支出，而是希望专注于创造新的财富，以期在未来刺激更大的消费。

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可能会带来更加平衡的增长模式。但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国内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短期内正在进一步扩大出口。这不仅推迟了中国自身向消费的转型；这也预示着，对于那些试图与中国竞争或在全球经济中寻找自身定位的其他国家来说，财富将会遭受损失。

告别福利

要让消费成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力，中国那些以节俭著称的储蓄者必须减少储蓄，或者收入增长速度必须快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实现这种转变需要财富再分配。

当发达工业经济体进行财富再分配时，他们通常会提高最低工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发放刺激性支票、增加福利支出或降低抵押贷款利率。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此类措施。例如，在2023年和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强制银行大幅降低现有抵押贷款利率，使家庭每年的利息支出减少约430亿美元。省级政府每年都会提高最低工资。此外，从2023年开始，监管机构一直在推动上市公司向股东派发股息，而这正是他们传统上不愿做的事情。

但北京方面一直坚决拒绝做一件可能产生最大影响的事情：大幅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长期资金不足。为国家养老金提供保障的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可能在2035年耗尽，这将使数千万人的退休生活蒙上阴影。尽管几乎所有中国公民都拥有一些基本医疗保险，但低报销率意味着自付医疗费用可能令人难以承受，特别是对于需要赡养老人的家庭而言。此外，3亿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中，许多人无法获得补贴的公共服务，因为他们只能在户籍所在地享受服务，而这些地方的服务质量通常要低得多。政府表示支持赋予这些内部移民所需的居住身份，使他们能够像城市居民一样获得负担得起的住房、公共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但却不愿为此提供资金。

观察人士经常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福利主义”的厌恶——正如他2021年所写的那样，他不愿看到“懒惰的人不劳而获”——是造成这种支出不足的原因。但更大的症结在于，政党领导人坚持认为，社会项目必须在国家财政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实施。

北京拒绝大幅扩大社会保障体系。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预算赤字。2025年，政府将赤字目标设定为4%，这是三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因此，任何社会保障的扩大都必须通过举债来筹集资金。然而，中国官员和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以债务为资金来源的社会项目可能导致他们所谓的“拉美化”——即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阿根廷和巴西等充满活力的拉美经济体在民粹主义政府试图在发展中经济体基础上建立西式福利体系后，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在2021年发表在党内主要理论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中，习近平解释说，当“一些拉美国家搞民粹主义”时，由此导致的财政纪律缺失使它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阻碍了它们赶上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

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使这种担忧更加强烈。中国的老年抚养比——退休人员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在2035年达到美国的水平，并在2046年达到欧盟的水平。到2080年，中国的退休人员数量将超过劳动人口数量。这对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医疗保健支出和其他成本的增加，国家负担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规模的缩小，纳税人数量也随之减少，这使得国家更难支付日益增长的支出。

北京并不害怕借贷；毕竟，它允许地方政府积累巨额债务来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区别在于，它将基础设施视为一种投资。即使基础设施本身无法盈利，它仍然可以创造新的财富和价值。相比之下，北京将社会支出视为经常性支出和永无止境的负担。用习近平的话来说，“福利待遇一旦提高就不能降低。”如果中国要提高社会福利，它将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而不是达到能够真正使经济向消费倾斜的水平。相反，如果中国领导人要借贷和支出，他们希望这些资金能够用于解决他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提升经济价值链。

质量重于数量

几十年来，北京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仍然很重要——习近平希望2020年至2035年间人均GDP翻一番——但这已经不够了。习近平现在强调需要“高质量”增长，即有助于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长，从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减轻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影响，并实现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承诺，使中国更加富裕和公平。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北京需要一个能够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经济体，这些产品不能被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廉价仿制。这将需要中国进行创新并提升其先进制造业。中国还需要大幅增加税收，以满足退休人员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又不给日益缩小的劳动力队伍造成过重负担。这意味着收入需要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即使税负加重，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仍然能够得到改善。为了在不进行大规模财富再分配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中国需要找到创造足够财富的方法，以扩大中产阶级，并最终通过更公平地分配新增财富来促进消费。

为了实现所有这些目标，北京提出了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在这种模式下，生产力提升是增长的核心，中国领导人打算利用创新和产业升级将这些成果集中到制造业。他们希望通过开发自己的专有技术，中国企业能够引领生物技术和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俗称飞行汽车）等新兴产业，从而获得比仅仅生产现有技术的低成本仿制品更高的利润率。

因此，北京正在开展一项自上而下的努力，以实现可商业化和销售的科学突破和工业创新。具体措施因行业而异，但通常包括税收减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研发资金、政府采购和消费者补贴。例如，在电动汽车领域，所有这些政策都帮助中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

但北京也希望保留传统产业。政策制定者没有让纺织、玩具制造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寻求更低廉的劳动力而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是努力通过部署机器人、工业软件和人工智能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从而将这些产业留在国内。中国先进的企业能够生产出使低端产业保持竞争力的技术。这项战略的另一个好处是为中国的高端工程和机械企业创造了国内需求。尽管这种产业转型会淘汰一些蓝领工作——这些工作很可能最终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海外地区——但它也为技术娴熟的技工创造了新的“紫领”工作，这些工作的薪资高于传统的流水线岗位。

但北京希望中国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带来的最大就业增长将是白领专业岗位。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将其所有制造业务外包，但该公司仅在美国就雇佣了9万名员工。其中包括工程师、研究人员、软件开发人员、产品设计师、供应链经理、销售人员、市场研究人员、营销人员、游说人员和知识产权律师——换句话说，都是高薪的白领员工。北京希望中国高端产业的公司也能为中国数千万年轻大学毕业生提供这类优质工作。

仍然“中国制造”

通过专注于创新和产业升级，北京希望创造出能够产生更高利润和支付更高薪资的企业。更高的薪资和利润将转化为国家更广阔的税基，从而使政府能够为老龄化人口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更盈利的公司也将提振股市，股市将取代过度饱和的房地产行业，成为中产阶级财富创造的引擎。在未来这个更加富裕、更加公平的中国，人们最终将能够比现在消费更多。

但这种愿景不仅是长期的，而且也包含着一个悖论。在保留传统产业的同时发展新兴产业意味着中国的工业生产将继续增长。然而，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通常会将收入的更大一部分用于服务，而较少用于实物商品。即使中国家庭确实购买更多制成品，他们也不可能消化中国工业生产的巨大增量。世界其他国家将被要求填补这一缺口。

据联合国统计，2023年中国占全球工业产值的27%。自二战后美国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在全球生产中占据如此主导地位，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处于崩溃状态。联合国预测，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30年，中国的份额将上升到45%。无论具体比例如何，世界各国都不太可能容忍大量廉价、高质量且日益创新的中国商品涌入并占据其国内市场。

中国新的增长模式威胁着其他国家的繁荣。

发达工业化国家将首当其冲地受到中国出口引擎加速运转的影响。像德国这样主要的汽车、化工和工业机械生产国，未来将面临产品需求下降、全球市场份额被中国竞争对手夺走的局面。发展中国家也面临挑战。随着中国以更高的效率生产低端产品，它阻碍了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经济体走上中国曾经走过的繁荣之路。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新的增长模式威胁着其他国家的繁荣，但它可能无法在国内带来预期的回报。中国经济模式要想成功，必须带来更高的利润、工资和税收。但根据政府统计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实际GDP增长了5.3%，而税收却下降了1.2%。部分问题在于工业产能过剩：中国企业建造的工厂产能远远超过需求，这导致价格下跌、利润减少、税收下降、工资增长放缓，并给工人带来了不确定性。如果北京无法扭转这种产能过剩的局面，在人口下降的背景下，它将难以实现繁荣。

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都在呼吁中国转向以消费为主导、以财富再分配为动力的增长模式。这似乎是一个双赢的方案：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会提高，中国也会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更多商品。但北京的政策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如今，中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越来越局限于大宗商品、奢侈品、海外旅游以及少数自身尚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他们希望在更公平地分配经济蛋糕之前，先把蛋糕做大。但他们能否鱼与熊掌兼得，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