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6年2月26日，三位政治經濟學學者聯名在《外交事務》發表評論稱：“中立”執法的時代已經結束－－華盛頓如何將反腐敗法武器化。洛倫佐·克里帕 Lorenzo Crippa 是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政府與公共政策系政治經濟學講師。埃德蒙·J·馬萊斯基 Edmund J. Malesky 是杜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VinUniversity智能綠色轉型中心科學主任。盧西奧·皮奇 Lucio Picci是博洛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書生之見，不妨一讀：

2025年2月，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暫時中止執行《反海外腐敗法》（FCPA）。該法禁止企業在海外業務中行賄。此舉立即引發投資者反應。那些目前或曾經因違反FCPA而接受調查的公司的股價飆升。短短幾周內，涉嫌或被判犯有賄賂罪的公司平均市值增加了65億美元——遠遠超過其根據《反海外腐敗法》（FCPA）通常需要支付的罰款。

6月，暫停期結束後，該法重新生效，許多觀察人士預計投資者會撤資。如果美國檢察官再次擁有執行反腐敗法規的權力，那麼可能捲入賄賂調查的企業將不再是增長的理想選擇。然而，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對這些公司的投資在2025年剩餘時間和2026年初持續穩步增長。然而，這種繁榮並非人人共享。FCPA適用於所有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或在美國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和外國公司。然而，估值上漲幾乎只發生在那些過去或正在進行FCPA調查的美國公司身上。同樣受FCPA約束且有類似腐敗嫌疑歷史的外國公司，其投資增長卻微乎其微。

在《反海外腐敗法》（FCPA）首次暫停實施一年後，美國公司和外國公司之間的市場分化表明，投資者並非僅僅因為華盛頓可能正在削弱其反賄賂執法力度而做出反應。相反，他們預期該法將被選擇性地執行。投資者認為，美國當局不會懲罰美國公司的腐敗行為，但可能會利用該法向其外國競爭對手施壓。如果市場判斷正確，那麼這項最重要的國際貿易法律之一的功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FCPA不再是作為一種中立的約束手段，不分國籍地懲戒腐敗公司，而是可能日益成為美國謀取經濟利益的工具。這種變化有可能瓦解美國曾幫助建立的全球反腐敗秩序。

創造公平競爭環境

FCPA的設立是為了解決集體行動難題。雖然行賄對個別公司有利——例如，給外國官員一些現金可以幫助公司獲得合同、許可證或監管方面的優待——但它會增加整個商業界的成本，並威脅到任何在海外運營的公司的聲譽。它還構成國家安全問題：腐敗的支付會在公司和外國領導人之間建立秘密聯繫，從而助長潛在的間諜活動和敏感信息的泄露。1977年，在水門事件時期，大量企業秘密基金和非法國際支付被曝光，美國國會因此頒布了《反海外腐敗法》（FCPA）。當時，美國政策制定者意識到，他們無法阻止外國官員接受賄賂。但他們可以做的，是通過威脅在國內提起訴訟，來降低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行賄的動機。根據域外管轄權的法律概念，如果一家公司向外國領導人行賄，該公司可能在美國法院承擔責任。

但國內商業團體並沒有立即支持這項新法律。他們認為，單邊執法使美國跨國公司處於競爭劣勢。其他國家，尤其是法國和德國，不僅容忍賄賂行為，還允許企業從稅款中扣除部分賄賂款項。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反海外腐敗法》似乎註定要走向消亡：執法力度不足，而且在里根政府時期，國會還公開討論廢除該法。

為了回應企業的擔憂，華盛頓選擇將《反海外腐敗法》（FCPA）國際化，而非縮減其適用範圍。1998年，國會擴大了該法的適用範圍，將參與美國境內或涉及美國商業機制（例如美元、美國郵政服務或美國銀行賬戶）的腐敗活動的外國公司和個人納入其中。此舉擴大了FCPA規則的適用範圍，使其涵蓋了所有需要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報告的外國公司——包括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即使實際犯罪行為發生在其他地方。斯坦福大學法學院匯編的數據顯示，自該法頒布以來，司法部和SEC已採取超過770次執法行動，其中41%的案件涉及外國被告。這些行動通常涉及巨額罰款，但在某些情況下也會導致監禁。例如，在涉及外國公司的最大案件之一中，德國西門子集團於2008年同意向美國司法部支付約4.5億美元的刑事罰款，並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支付3.5億美元，以了結其在多個國家的賄賂違法行為。

投資者預計，執法力度的放鬆不會惠及外國競爭對手。

華盛頓還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合作，於1997年制定了《反賄賂公約》，旨在與其他工業化經濟體共同承擔打擊商業腐敗的責任。該公約目前涵蓋46個國家（包括一些非OECD成員國），其成員國承諾將外國賄賂行為定為刑事犯罪，並參與同行評審機制，以便在成員國未能履行承諾時受到譴責並被公開追究責任。但該公約的效力並非一蹴而就。直到2009年至2010年，當OECD將其同行評審方法從監督法律要求轉向評估各國對腐敗行為的實際起訴情況時，企業才開始減少國際商業交易中的賄賂行為。正如我們之前對反賄賂公約有效性的研究，以及我們其中一位作者（馬萊斯基）與政治學家內森·詹森的合作研究表明，在這一變革實施後的四年裡，腐敗案件數量比變革實施前的四年下降了25%。

《反海外腐敗法》（FCPA）仍然是國際反賄賂體系的基石。美國依據FCPA的授權，對美國公司以及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提起訴訟，同時還與經合組織夥伴合作開展各自的調查。美國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反腐敗檢察官，根據反賄賂公約提起的案件約占所有案件的59%。全球反賄賂框架的公信力建立在這樣一種共同預期之上：美國懲罰本國公司和懲罰其他國家公司一樣果斷。

美國優先，反腐敗其次

2025年2月，川普簽署行政命令，指示司法部暫停執行《反海外腐敗法》（FCPA）六個月，或直至其修訂執法指南，使其與政府優先考慮美國利益的方針保持一致。川普的這一舉措呼應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反對FCPA的企業的抱怨，這些企業當時擔心FCPA會使美國公司處於不利地位。川普聲稱，FCPA迫使美國公司遵守反賄賂標準，而外國競爭對手卻可以逍遙法外，這損害了美國公司的利益。

在暫停執行該法之後，華盛頓方面進一步釋放信號，表明即使FCPA恢復執行，也不太可能嚴格執行反賄賂法。今年5月，司法部推出了一項新的自願披露政策，該政策向及時報告不當行為並與檢察官合作的公司（包括屢犯者）提供不予執法的提議——即正式撤銷FCPA案件。此類舉措很可能鼓勵企業在海外行賄，因為披露不當行為足以降低其受罰風險。

隨後，在6月，川普政府結束了對《反海外腐敗法》（FCPA）的暫停執行，司法部也更新了執法指南。新規優先處理與卡特爾和跨國犯罪組織相關的案件，而非通常的企業賄賂公職人員案件。但卡特爾或犯罪組織的定義含糊不清，這使得華盛頓更容易機會主義地執法。更新後的指南還指示檢察官維護“美國公司的公平機會”，這意味着該法律可能被用來打擊外國競爭對手。

高級官員多次重申這些優先事項，包括在去年12月的一次會議上，司法部多位領導人強調，新的重點是執法那些影響美國經濟或安全利益的案件，或者如代理助理司法部長馬修·加萊奧蒂所說，“對美國人民至關重要的事情”。自《反海外腐敗法》（FCPA）正式恢復實施以來採取的執法行動反映了這一轉變。在2025年司法部公開指控個人或公司違反FCPA的七項調查中，至少有五項涉及與跨國犯罪組織的關聯或對美國經濟利益的損害。

如今，FCPA對在海外行賄的美國公司構成的威脅已不如以往。市場也認同這一點。自2025年2月以來，那些目前或曾經涉嫌行賄的美國公司股價持續上漲，而同樣涉嫌行賄的外國公司股價在6月份相關指導意見發布後卻出現下跌。從6月到12月，這些外國公司的平均市值低於《反海外腐敗法》（FCPA）最初暫停執行前的水平，而類似的美國公司的平均市值則增長了16%，即每股近20美元。投資者似乎預期，執法力度的放鬆不會惠及外國競爭對手。相反，正如華盛頓方面所暗示的那樣，FCPA將被用作美國在貿易爭端、採購戰和地緣政治競爭中的籌碼。

全球影響

在認識到FCPA修改的影響方面，市場的反應速度快於國際機構，例如《反賄賂公約》。投資者已經意識到，美國的反腐敗法對美國公司缺乏威懾力，但對外國公司仍然具有強制力。一旦這種預期被更廣泛地接受，美國只會選擇性地執行該法的預期將形成惡性循環。當美國公司認為規則不會得到執行時，它們會調整合規策略，承擔更多風險，甚至可能參與更公開的腐敗活動。一旦人們對法律公平適用的預期喪失，恢復執法力度將遠比維持執法力度困難得多。

美國反賄賂工具向經濟武器的轉變，也威脅到美國曾幫助建立的全球商業腐敗懲戒體系。經合組織反賄賂機制依賴於互惠原則：各國政府約束本國違法企業，以換取其他國家政府採取同樣措施。美國的選擇性執法破壞了這一互惠機制。如果華盛頓不再切實承諾懲罰美國公司的賄賂行為，其他國家政府將缺乏監管本國企業或與美國檢察官合作執行反賄賂法的動力。國際腐敗最初的集體行動困境——即每個企業都有行賄動機——將再次出現。

美國花費數十年時間構建並輸出域外問責模式，以此作為反腐敗規則秩序的基石。政策制定者無需正式廢除《反海外腐敗法》（FCPA）或徹底摧毀基於規則的經濟交流，就能瓦解這些全球框架。相反，華盛頓或許只需發出信號，表明中立執法的時代已經結束，然後坐等關鍵法律秩序的其他部分分崩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