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弗里森是德国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高级科学助理。他曾于2017年至2021年担任德国另类选择党的联邦议院议员。弗里森博士近日以“关于新欧洲秩序的提议”为题发表评论，讨论“未来的欧洲联盟会是什么样子”。值得一读：

乌克兰战争结束后，一个包含俄罗斯而非将其边缘化的欧洲秩序会是什么样子？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欧洲的未来又将如何？这样的欧洲秩序应该如何制度化，才能确保和平、自由、民主和效率，并保护欧洲自身的特性？这些问题不能等到乌克兰的枪声最终停止才去讨论。在目前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只能在寥寥数页中略作概述。尽管如此，尝试为欧洲寻找另一种选择仍然意义重大。

欧洲与帝国

任何寻求建立在民众眼中合法有效的欧洲秩序的努力，都必须从审视欧洲的结构开始。欧洲文明——即西方——历史上以其文化、宗教、地域、语言和民族的多样性而著称，而其地理环境，尤其是众多河流和山脉，更强化了这种多样性。

同时，正如前联邦总统西奥多·豪斯所言，欧洲建立在三座象征性的山丘之上，分别是髑髅地（基督教）、卡比托利欧山（罗马法）和卫城（希腊哲学）。而将这种多样性统一起来的，正是欧洲的帝国理念。因此，建立联邦制欧洲的计划很早就出现了：法国律师皮埃尔·杜布瓦于1300年制定的世界和平计划、但丁最重要的政治论著《君主论》（约1316年）以及波西米亚国王乔治·德·波杰布拉迪于1462年提出的21条联邦计划。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在皇帝的统治下，它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成功地应对了内部的多样性。

相比之下，公元前三世纪试图建立一个“欧洲”（当时指的是希腊化）联邦的尝试，旨在建立一支联邦军队，并拥有独立于其成员城邦之外的公民身份，以复兴亚该亚同盟，从而对抗来自西方罗马帝国和北方马其顿帝国的外部威胁，但由于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而以失败告终。

因此，在现代民主版帝国理念的指导下，欧洲必须走一条介于联邦制国家和邦联制之间的中间道路，尤其正如德国政治思想家乌尔里克·盖罗所指出的，民众并不普遍支持中央集权的联邦制国家。基于英国哲学家约翰·劳夫兰的理论，中央集权的欧盟联邦制国家理念也必须被摒弃，因为一个国家的本质并非如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自由主义者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这种关于人、社会和历史本质的决定论观点，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极权主义。

当然，这正是欧盟目前存在的问题所在：它被“设计”成一个人工的官僚机构，而非保守意义上的有机演化，并且本质上与传统、正义和自由相悖。此外，它“忘记”将人民——欧洲人民——纳入考量，而欧洲民众和欧洲公众舆论根本不存在。欧盟成员国只有在其自身的法律体系和公民最终终止其法律和政治权威之后，才会停止行使主权。我们距离那个阶段还很遥远（见上文）——无论那是否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欧洲的另一种选择

首先，应该从否定的角度出发，明确未来的欧洲秩序不应该是什么。上文已经讨论过一些要点。早在1915年，德国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瑙曼（顺便一提，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其巨著《中欧》中指出，本着欧洲多元化的精神，中欧联邦不应该只有一种官方通用语言。然而，理查德·冯·库登霍夫-卡勒吉在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泛欧》（1923 年）中提出，有必要传播“欧洲所有民族文化都是一个伟大而统一的欧洲文化的紧密且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知识。

在即将建立的新欧洲联盟中，可以通过资助所有大学和学院学生开设一门西方文明基础的必修课程来实现这一目标，类似于美国大学课程中的“西方文明”课程或如今俄罗斯教授的俄罗斯文明入门课程。新的欧洲联盟应该是一个知识联盟，而非财富再分配联盟。这意味着要终止所有超出泛欧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机场、数字基础设施、管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支持范围的补贴。这尤其适用于目前占欧盟预算三分之一的农业补贴。

所谓的反歧视立法和审查法，例如《数字服务法》，都应该被废除。未来的欧洲联盟应该停止帝国主义式的价值观输出，例如要求候选国制定性别意识形态和LGBTQI权利方面的法律。目前，此类要求只会导致保守的民族和社会，尤其是在格鲁吉亚等东欧国家，对他们实际上有归属感的欧洲感到反感。此外，新的欧洲联盟不应存在凌驾于成员国公民身份之上的共同公民身份（参见亚该亚联盟）。主权仍将属于欧洲各国人民，并通过其各自的成员国行使。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新的欧洲联盟应着重关注欧洲的共同跨境利益。例如，能源和环境政策。联合采购能源——例如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将增强欧洲作为消费者相对于生产者的市场力量，因此符合整个欧洲的利益。联合采购和联合储备稀土等战略资源将强化欧洲的市场力量。在环境保护领域，监管应仅限于几个基本基准，以确保欧洲的全球竞争力并与自由贸易协定相兼容。根据多极化原则，新的欧盟应与印度、美国、俄罗斯和南美洲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以应对中国对欧洲的贸易压力。

比利时历史学家大卫·恩格斯认为，未来的欧洲由于其文化、宗教和种族的多样性，其组织结构将围绕共同的核心利益展开，这些核心利益包括：国防（共同武装力量，包括法国核武器的共同化）、内政政策（跨境刑事诉讼中的警务合作以及保护外部边界免受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非法移民侵害）、金融（为联合项目提供物质支持）以及如上所述的基础设施（建立物流联系的联合项目）。

这一组织的象征人物将是欧盟主席，他/她将如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般，在其领导下的委员会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解决争端。欧盟委员会将被解散，欧盟广泛的司法权力（由欧洲法院行使）将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法院将仅就特定事项作出裁决，且其裁决不具有欧盟范围内的法律效力。现有的欧洲议会将成为新欧洲立法机构的下议院，欧洲理事会将成为上议院。

值得注意的是，泛欧主义者理查德·冯·库登霍夫-卡勒吉（Richard von Coudenhove-Kalergi）当时已经提出一种代表制方案，即每个成员国每百万居民分配一名欧洲议会议员，而不是目前实行的递减式代表制（该制度对德国存在歧视）。这将导致欧洲议会议员人数大幅减少。戴维·恩格斯（David Engels）设想西欧的结构是一个防御联盟，旨在抵御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扩张，既要保障国家安全和集体防御，又要秉持真正的欧陆主义精神，限制美国的影响力。然而，新的欧洲联盟与俄罗斯和平共处是可以想象的，而且实际上完全有可能，因为俄罗斯也被认为是维护了源自拜占庭的俄罗斯帝国理想的。

一个全新的西欧将专注于其内部问题，即国家崩溃以及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移民潮。它将是一个内向型的欧洲，既不出口商品，也不出口武器，更不输出觉醒的价值观。大卫·恩格斯指出，传统的西方，即西欧，同时也隐含地承认了欧洲第二翼的存在，即东正教东方。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提议的那样，俄罗斯（包括白俄罗斯和部分前乌克兰地区）并非敌人，而是复兴的西欧“拥有共同传统价值观的伙伴”。

这种观点与俄罗斯前总统助理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提出的“全球北方”概念有所不同，因为它更明确地区分了欧洲（西方和东正教）与美国。与此同时，恩格斯强烈强调，新的西欧应该在北约框架内与美国合作；因此，他假定这一关键的跨大西洋组织将继续存在。我基本同意恩格斯列出的几点，但由各国军队组成的联合武装力量应仅用于国家或集体防御；应禁止在欧洲联盟内部开展行动。

鉴于非洲人口快速增长，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是显而易见的现实威胁，联合武装力量还可以用于在陆地、海上和空中保护联盟的外部边界。此外，联合武装力量还可以与俄罗斯和中国合作，而非对抗它们，以保护全球贸易路线免受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的侵害，因为这些跨国威胁威胁着我们所有人。所有其他欧盟任务，包括任何境外德国联邦国防军的部署，都应终止。

授权部署的投票应由欧洲议会上院（即成员国政府）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允许弃权；弃权国不参与该任务，但有义务为其提供资金），并由下院（直接选举产生的议院）以简单多数票进行。一旦部署成功，总司令将是上文提到的精简后的欧盟委员会中负责国防事务的委员，该委员会将专注于维护整个欧洲的核心利益。我认为上述法国核武器的共同体化在政治上可能行不通，尽管应该开展联合部署规划——仅用于国家和集体防御目的。为此，主管委员必须提出一项核战略，并按照上述程序由上下两院通过。

从长远来看——在新欧洲联盟成立之后——泛欧武装力量将是构建一个能够取代北约的独立欧洲安全架构的途径。自巴拉克·奥巴马宣布“重返亚洲”战略以来，美国一直在寻求从欧洲大陆撤军；它日益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财政支持的责任移交给德国、英国和法国，并将减少其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正将重心转向北美和南美（参见其在委内瑞拉和格陵兰岛的举措）以及东亚（中国）。从长远来看，建立一个独立的、具有防御性的欧洲大陆安全架构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大陆架构将致力于维护欧洲的稳定、和平与安全，不仅要对抗外部势力的影响，还要对抗任何来源的新帝国主义野心和军事冒险。它将促进稳定势力范围和相互安全保障——正如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所提议的那样——并反对集团、安全联盟和帝国的扩张。

早在1923年，库登霍夫-卡勒吉就意识到世界已经摆脱了欧洲的统治。“欧洲的世界霸权已被彻底推翻，”他写道，“曾经令人畏惧的欧洲，如今却令人怜悯。” 由于欧洲在世界人口、文化、经济和军事地位的下降，新的欧洲邦联将专注于维护自身的边界。正如边界界定了国家一样，它也界定了人民和社会。边界塑造并巩固了身份认同。从词源学上看，“polis”（城邦）一词的本义是“防御工事”。边界是任何政治实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我约束而非扩张，也是其对外事务的指导原则。这意味着新的欧洲邦联必须决心停止扩张进程。正如已故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提议的那样，该邦联的边界应与天主教和新教欧洲的边界相符。所有向东欧东正教国家扩张的企图都必须停止。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亚美尼亚充其量只能作为缓冲国，最好是作为新欧洲联盟与俄罗斯之间的桥梁。如果它们愿意，可以参与某些联盟项目，但任何形式的军事合作——包括武器供应、人员培训、导弹部署等——都必须排除在外。应与俄罗斯谈判达成协议，设立短程和中程导弹禁区，并规定双方在边境地区减少常规部队的存在。

通往新欧洲联盟的道路

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想，这一切听起来都很不错，但从现有的欧盟到新的欧洲联盟，这条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其中一种无疑更可取：第一种情况是，欧盟核心国家（德国、法国、波兰和西班牙；意大利的情况已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以及英国的统治精英发生根本性变革，这可以通过爱国力量在2026年和2027年法国、波兰、西班牙和英国的议会或总统选举中取得胜利来实现，而如果本届议会任期届满，德国的选举则定于2029年举行。

另一种情况是，欧盟及其核心国家继续维持现状，乌尔里克·盖罗认为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由此导致的欧盟内部经济和文化分裂以及东西方、南北之间在移民政策上的分歧，最终将使欧盟走向不可控的解体。在这种情况下，将会付出巨大的人力、社会、经济和政治代价。

不难想象，届时可能会形成区域联盟，将一些可能彼此敌对的国家聚集在一起，导致欧洲内部冲突的爆发或死灰复燃。鉴于泛欧共同利益，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上述邦联也可能形成，尽管德国及其欧洲伙伴的每一位公民都应尽一切可能减轻这种局面带来的代价。

或者，正如库登霍夫-卡勒吉一百多年前所写的那样：

如果欧洲联邦不能及时阻止这种发展，那么欧洲所有仍然有效且可行的事物都将离开这片贫困、充满威胁、腐朽且目光短浅的土地，迁往其他更有利的地区，尤其是在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