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是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副教授，也是查塔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她是《专制2.0：中国的崛起如何重塑暴政》一书的作者。2025年12月12日，林德女士在《外交事务》杂志以多极幻象为题，就目前世界秩序的介定发表评论。她认为，这个世界自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以来的30多年里，一直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现在又恢复为两极世界，只不过中国取代了俄罗斯，是美中两极而不是美苏两极吧了。至于许多人把当今世界称为所谓的多极格局，仅是一种幻象而已。此文值得推荐一读：

大国政治的博弈塑造着世界格局，并影响着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无论好坏。大国之间的战争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战胜的大国也建立了国际秩序，其规范和规则影响着全球和平与繁荣。大国还会以各种方式干预他国政治，有时甚至是公开干预，有时甚至诉诸暴力。换句话说，大国至关重要。

极化——即大国的数量——同样重要。想想过去三十年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格局吧。摆脱了大国对手的制约，华盛顿得以在全球部署兵力，并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塞尔维亚等多个国家发动军事行动。然而，两极格局的危险性却截然不同。在两极格局下，超级大国之间展开着无休止的竞争，通过扶植附庸国和扶植傀儡政权来构建各自的势力范围和缓冲地带。与此同时，多极格局——即三个或更多大国并存的格局——被认为最容易爆发战争，因为联盟关系脆弱，且阵营的流动性使得力量平衡难以评估。

尽管大国的数量至关重要，但对于如何定义（以及如何计算）大国却莫衷一是。人们对大国的构成要素——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的实力或能力——也存在分歧。然而，各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却始终在不断变化。冷战期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誓言要让苏联“埋葬”美国，许多人对此深感担忧。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目睹日本经济腾飞，忧心忡忡，担心美国会被“旭日东升”超越。如今，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究竟会成为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还是已经开始衰落。与此同时，印度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促使许多人宣称多极格局已经到来。由于权力虽然是国际政治的基石，但其概念本身却难以捉摸，因此，关于权力平衡的观点存在巨大分歧。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开发了一种比较国家实力的方法——该方法利用现代和历史数据中的通用指标（例如GDP或军费开支）来确定大国地位的门槛。我的研究发现，争论中国是否正在赶上美国是不得要领的。大国往往远弱于全球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即领导者国家——却依然卷入危险的安全竞争。此外，我的研究方法表明，如今的中国实力已超过冷战时期的苏联。因此，现代中国不仅是大国，更是超级大国。

简而言之，世界格局呈现两极化。许多中等强国在其各自区域内都拥有影响力，但只有美国和中国超越了大国的门槛。这一发展趋势解释了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原因，并预示着其他国家将越来越难以置身于这场竞争的漩涡之外。例如，两极格局有助于解释美国近期对拉丁美洲的关注，因为中国在拉丁美洲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随着中美关系竞争日趋激烈，华盛顿将无法容忍这种侵蚀——正如中国也可能拒绝接受美国在其“后院”的政治和军事干预一样。

大国，大衡量

我的方法论始于一份名单，这份名单是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帮助下编制的，列出了自1820年以来不同历史体系中的大国。尽管学者们经常就“权力”和“大国”的定义争论不休，但这份名单反映了一种共识，并确立了关于权力平衡随时间变化的“基本事实”。然后，我利用历史数据评估了哪些指标能够最准确地重现这份名单。每个国家的指标都以比率的形式进行评估——该国在该指标上的实力与分析时期领先国家的实力进行比较。例如，这些指标显示，美国在19世纪初还不是大国；它在经济和军事指标上仍然落后于英国。然而，同样的指标也表明，美国在19世纪后期是如何超越英国成为大国的。

该方法表明，两个经济指标能够成功识别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一个将GDP与人均GDP相乘的综合指标。此前有学者认为，第二个指标捕捉到了大国的两个关键维度——国家的经济规模及其财富水平。我的指标支持了这一论点，有效地将大国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小国在这两个经济指标上的得分较低，而大国得分较高，且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指标存在显著差距。然而，人均GDP被证明是一个糟糕的权力指标，无法将大国与小国区分开来。许多小国的人均GDP都很高。人均GDP也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可能会掩盖区域差异。例如，中国和印度既有数百万高收入人群，也有收入非常低的地区。由于人均GDP取的是平均值，因此它掩盖了这种差异，并可能错误地将一个国家诊断为中等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富裕、技术先进地区的国家——这些地区蕴藏着潜在的力量和潜在的地缘政治影响。

总的来说，这种方法为识别大国提供了一个可量化的阈值。我将“正常”大国定义为处于历史大国分布中间50%的国家（从而排除最强和最弱的国家）。正常大国的GDP范围是领先国家GDP的17%到45%之间，中位数为27%。因此，GDP超过领先国家GDP约27%的国家，其经济实力比历史上大多数大国都要强。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被视为整体上的大国取决于它在其他指标上的表现，但这种方法可以揭示一个国家是否高于或低于基本的大国门槛。它还可以确定一个国家在哪些方面更强或更弱。这些评估有助于研究世界政治中的权力转移，并为评估当前权力平衡的变化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方法——例如，中国是否正在衰落，或者印度是否正在崛起。

排名第二的苏联

基于这种分析方法，询问中国能否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越美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从历史上看，领先的大国与其他实力远逊于自己的大国展开激烈竞争，而这些大国的GDP往往只有领先国GDP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换句话说，中国无需在经济总量上与美国持平或超越美国，也能成为一个大国和竞争对手。苏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冷战期间，苏联被普遍认为是超级大国，也是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苏联的GDP最多只有美国的40%。尽管存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差距，苏联仍然对欧洲的地区霸权构成威胁。莫斯科开展复杂的全球情报行动，向世界各地的叛乱分子提供武器，镇压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在世界各地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尽管经济上落后于美国，但苏联在三十多年里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关注的焦点。美国和苏联都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展开核军备竞赛，并在多次危机中将世界推向核战争的边缘。

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超苏联，有能力做到这一切，甚至更多。在综合指标（GDP乘以人均GDP）方面，大国的正常范围是领先国得分的8%到28%之间，中位数为15%。而中国目前的综合得分高达36%，远高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得分也超过了苏联，苏联在1970年达到顶峰时也只有16%。中国的相对实力也可以通过GDP指标来体现：中国的GDP得分高达130%，远高于27%的中位数。怀疑论者可能会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可靠性，但即使中国的实际GDP远低于官方数据，中国在GDP方面超出正常范围的幅度仍然如此之大，足以使其成为一个大国，并且远高于苏联44%的得分。

中国在军事支出方面是唯一逊于苏联的。苏联的军事支出相当于美国的100%，而中国目前的军事支出仅占美国的32%。然而，苏联为了维持如此高的军事支出，不得不将经济的很大一部分（高达GDP的14%）用于国防，这最终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相比之下，中国目前仅将GDP的约2%用于国防，这意味着它可以增加国防支出，同时仍将其保持在可控水平。简而言之，我的衡量标准表明，中国无需追赶美国，因为它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已经是一个大国竞争者——其力量远远超过美国上一个两极竞争对手苏联。

两大强国

批评人士可能会质疑北京是否真的能够竞争，他们认为中国的增长正在放缓，经济面临诸多问题，而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日益强硬的政策将损害未来的创新。这些观察指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重要挑战，但在某些方面却有所偏颇。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可预见的。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总会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时放缓，而那些能够维持增长的经济体通常会将增长率稳定在每年1%到2%左右。正如过去一些高增长经济体（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所发生的那样，增长放缓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例如日益不利的人口结构、工资上涨以及多年大规模投资导致的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的成功不在于它能否维持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高速增长率，而在于其经济能否稳定在成熟且远低于以往的增长水平。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着重大挑战，包括房地产行业困境、巨额债务以及学者们所称的“内卷化”问题——企业在不断缩小的利润空间中展开过度竞争。没有人能够预测中国共产党将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但现在就断言“中国已达巅峰”还为时过早。此前，一些怀疑论者认为，中国的政权会因各种弊病而垮台，或者其经济增长会因此受挫——例如，公众对压制性的新冠疫情政策的反弹，或者应对环境破坏的成本。这些预测并未成真。最重要的是，假设竞争对手会崩溃，尤其是在竞争对手拥有像中国这样适应性强、能力卓越的领导层的情况下，这种假设对制定政策而言是一个糟糕的指导。

争论中国是否正在赶超美国是毫无意义的。

另一些怀疑论者认为，习近平的政策——加强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加强对私营部门的监管（例如2020年后对科技行业的打压），以及推行其他各种“新威权主义”做法——正在削弱中国的创新能力。创新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力至关重要，大国必须在技术前沿领域展开竞争。如果习近平推行的政策阻碍创新，中国将难以跟上步伐。但北京的许多政策似乎正在发挥作用。对高技能人才以及研发的大量投资，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政府对绿色能源、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巨额投资，帮助中国企业进行创新并提高商业竞争力。习近平的新威权主义并没有阻止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通信、超级计算以及其他技术领域取得成功。事实上，在许多领域，中国不仅与美国竞争，而且正在争夺主导地位。

对两极格局评估的批评者可能还会认为，世界实际上是多极的。毕竟，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了邻国乌克兰，其与中国的联盟具有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德国和日本在经济、技术和外交方面都举足轻重，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有影响力的中等强国，包括巴西、印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事实上，1990年，中等强国的GDP约占全球GDP的15%，而2022年这一比例约为30%。在军事方面，它们的实力也更强。1990年，中等强国的军事支出约占全球军事支出的7%，而2022年这一数字约为15%。

然而，中等强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不应与多极化混为一谈，因为这些中等强国都没有达到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门槛。德国和日本较低的军事动员水平使它们未能跻身大国行列。它们是否会兑现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并因此突破大国门槛，目前尚不确定。俄罗斯也低于这一门槛。如果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它早就击败了乌克兰，并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威胁到西欧的地区霸权。如果印度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并增加军事开支，它有朝一日可能会达到大国地位，但目前它仍低于大国标准。目前只有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都超过了大国门槛。

后院之争

在两极时代的早期，中国和美国在各个领域——贸易、金融、技术、全球治理和军事力量——的竞争日益加剧。这种竞争的影响波及全球，印证了政治学家巴里·波森的论断：在两极格局下，“边缘地带消失了”。例如，美国正在担忧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尽管美国在该地区拥有许多长期盟友，但北京正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伙伴。

然而，两极格局的首要原则是确保自身后院的安全。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政府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而美国最近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部分原因是为了警告加拉加斯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政府，与北京走得太近会有什么后果。今年早些时候，川普政府也曾向巴拿马发出警告，如果继续允许中国企业控制巴拿马运河的战略基础设施，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拉丁美洲在冷战期间就感受到了两极格局的冲击，而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新兴的超级大国竞争中，它又开始再次感受到这种冲击。

在东亚，中国可能会采取行动，推行其自身的“门罗主义”。北京将继续对邻国采取渐进式策略和经济胁迫手段，迫使它们与华盛顿脱钩或保持距离。未来几年，北京在政治和军事上试图将美国逐出该地区的程度，很可能将决定美中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一直是许多东亚国家（包括一些美国的条约盟友）的口号。但在两极格局下，身处超级大国后院的小国没有选择的余地。各国将被迫做出选择，而且必须根据其邻国的立场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将承担后果。两极格局的回归意味着我们必须怀着遗憾和忐忑的心情，重新认识超级大国竞争的本质、强度和全球影响力。